圈内此前频繁传出《书城》《万象》的消息，据说他们都“劫后余生”了。和中国所有杂志的命运一样，以《书城》《万象》为代表的小众人文杂志的命运并不比别人更幸运，也并不比谁更凄惨。小众人文杂志一面还要在文学文化的传统领域内跋涉，另一方面则必须转身面对一个超级多元的、日渐丰富的、变化万千的商业新时代———它和今天中国所有杂志的历史命题是一样，那就是要解决从传统杂志向现代商业杂志的转型问题。
业界普遍认为，《书城》和《万象》的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这当然没错，但绝对不是问题的全部。《书城》和《万象》，尽管一个从历史上找来了渊源（老《万象》），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找到了榜样（《纽约客》），但从时代背景来说，他们生不逢时。
现在已经不是理想主义的1980年代，不是所有大小知识分子都得看《读书》、谈论存在主义的年代，说句刻薄点的话，文化已经回归了它本属的领域，这注定了《书城》和《万象》不可能像1980年代的《读书》一样成为社会舆论焦点以及文化的议题中心。与经济问题相比，我以为，这类杂志的主办者以及主事者保持对时代变迁的清醒认识至关重要。
经济问题是所有杂志的“一般性命题”，而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步伐才是小众人文杂志的“特殊性命题”。以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小众人文杂志”来称呼这类杂志再合适不过。从1980年代文学、文化占据舆论中心，到1990年代的经济、法律逐步归位，到2000年以后的“全球性接轨”，《书城》、《万象》这样的杂志已经失去了时代号召力。因为，即使是这类杂志中的领军读物《读书》也一样不能把握这个时代的精神核心。
正视“特殊性命题”，而不被“一般性命题”所误导，《书城》、《万象》的命运就是为他们所中意的那些小众人群而生存下来。如果《书城》《万象》还想办下去，我以为主事者的思路应该做出如上的转变。与思路相关的则是具体的操作手法以及应对手段。比如，主事者必须意识到网络阅读对此类杂志的冲击，必须意识到设计元素在此类杂志的大行应用，必须意识到要用商业手段来稳固自己的小众读者，必须意识到此类杂志要在作者资源上多重整合。
反正站着说话不腰疼，如果《书城》复刊，《万象》也不停刊，我希望能看到一些新变化：《书城》千万不能再老是刊登北大教授不痛不痒的长篇学术论文，《万象》也不能成为固定的圆桌论坛，老是那些老头子在怀风花雪月的旧。有变化就好，尽管他们的前途依旧未定，旅程依旧充满艰辛。
□本报文娱评论员 萧三郎 相关报道见本报昨日C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