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李宏宇
生于1930年的克劳德·夏布罗尔，10多岁时便对拍电影极感兴趣，但父母很不支持。母亲认为电影圈儿里尽是同性恋，父亲的弟弟拥有多家影院，但他希望儿子继承他的药剂师职业。
他回忆道，“我向父亲许诺先试个一两年。于是我去索邦大学取得药剂师执照，同时也开始学法律。”他不喜欢父亲的药房，工作了两天就再也不去，转行去一间私立学校教拉丁文、历史和体育。“我对所做的一切一点兴趣也没有，我开始喝酒、泡妞混日子。”
改变他人生的，可以说是水痘。
一场宿醉之后回家，他发现满地铁的人都盯着自己，回家照镜子才发现，一脸的小包。水痘并非什么大病，但在1950年代，常常会并发肺部感染，夏布罗尔也没躲过去。
22岁的夏布罗尔被送去瑞士养病，在那儿呆了4个月，认识了一个姑娘。“我坠入爱河，她也深爱着我。”夏布罗尔的脸上是不容置疑的满足。“好笑的是，渐渐地我发现她挺有钱，相当程度地有钱。”两个月内他们便结了婚。“她不鼓励我工作。在接下来的7年里我只是读书、画画、听音乐，偶尔为《电影手册》做点事，也曾为福克斯影业做过一些公关工作，赚不了什么钱。”
但电影在慢慢向他靠近。《电影手册》的大人物罗伯托·罗塞里尼手里有一个项目，号称支持年轻人拍摄16毫米电影，对外征集剧本。“我深信这是小事一桩，”夏布罗尔说，“我写了个15页的剧本，弄成我认为罗塞里尼会喜欢的风格。但是罗塞里尼觉得不适用。我很恼火。”这15页剧本，就是他的处女作《漂亮的塞尔日》的雏形。
这时他妻子的祖母过世，留给她更多的钱。妻子出钱，夏布罗尔拍完了《漂亮的塞尔日》。“只用了64000美元，我老婆成了制片人。”以他惯常的懒散作风，这部电影没有通过常规渠道，就获得电影中心许可并得到在法国发行的保证。“我把这部电影弄得像朵花儿一样带给世界，”他说，“我也想过‘要是砸了可怎么办！’但是它得到了优质影片奖，奖金就比拍电影花的钱还多。于是我开始拍《表兄弟》。”
在所有“新浪潮”导演中，夏布罗尔有一样超群的本领：游说和利用政策。他以“鼓励非专业的年轻人以振兴法国电影”为理由游说国家电影中心，并赢得对方让步，许可《漂亮的塞尔日》剧组省去美工、录音、化装3个职位——这3个职位都是受到电影业工会保护的。这一个破例引出后来者的效仿，特吕弗和戈达尔的剧情片处女作，也都享受到了该种特殊待遇。控制成本的手段还包括大量使用非职业演员，这也招致演员工会的愤怒。
夏布罗尔的筹资天才也初显峥嵘。他甚至从国家反酗酒运动委员会为《漂亮的塞尔日》找来了一小笔资助。
《漂亮的塞尔日》完成后，夏布罗尔把它送到国家电影中心的“电影资助委员会”，争取到“优质电影奖金”7万美元。1958年该片在戛纳电影节首映，随即找到了本土发行商，而海外发行合约的预付款就有5万美元。还没有做一场商业放映时，夏布罗尔已经拿到12万美元，还有评论界的热切关注。
用这些钱，夏布罗尔拍摄了《表兄弟》，大致花费11.5万美元，随即得到约9万美元的“优质电影奖金”。而真正的回报在影院：《表兄弟》成为1959年法国国产电影票房第五，首轮放映即收得18万美元。在“新浪潮电影”真正的实验场——巴黎的电影院来看，1959年的《表兄弟》在《电影手册》导演当中排第二，41.6万的入场人次仅次于特吕弗《四百击》的45万人次。
这两部电影之后，夏布罗尔的好运便告一段落。因为与他的女演员斯蒂芬妮·奥德兰相好，妻子与他离婚。他因此失去了自己的制片公司AJYM。之后他拍摄的6部电影在评论与商业上都是失败之作。夏布罗尔在概括那段经历时，曾经频繁用到一个法语粗口，相当于汉语中的“傻X”：“你跟傻X玩儿，傻X们会给你钱，你可以用来拍不那么傻X的电影；但为了让傻X们给你钱你必须拍更傻X的电影，他们越傻X也就越会给你钱。但最后是傻X赢了，因为电影拍得太傻X以致傻X们都不接受了。”
过早成功，随后被轻视，再之后沉稳地落于虽非顶峰但仍值得敬重的高度———他的电影生涯被称作“完整版的新浪潮成功路”。
他在“新浪潮”中最突出的贡献，莫过于借自己的制片公司帮助同道好友，甚至形成了“新浪潮”传奇般无私互助的特征。譬如里维特用夏布罗尔公司的钱、在夏布罗尔的公寓拍摄《牧羊犬的攻击》；夏布罗尔在戈达尔拍摄《筋疲力尽》时为他担任技术顾问，而《筋疲力尽》又是特吕弗写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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