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瓒
七十多年前，当她接受一所大学的邀请，以“妇女和小说”为题，讲述英国文学史上那另一半（也许是一小半）的存在时，弗吉尼亚·伍尔夫开宗明义地宣布：“一个女人如果想要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大意是指，如果一位女性要是有写作（不仅指写小说）的才能并且想使得她的创造力得以正常发挥，那她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后盾
（好让她不必受到谋生的困扰），还得有自己的空间（不至于总受日常事务的干扰）。
如今，这个说法大概早变得不新鲜了，甚至它还会衍生出另外一番景象。在一篇短文中，诗人西川根据阅读发现，在一些教育制度和福利制度完善的发达国家，拥有很多女性的诗歌作者和读者，但“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日本，业余女性诗歌作者中的大多数都是家庭妇女，很难指望她们中间能够产生意义非凡的女诗人，但无论如何，她们构成了她们各自国家的女性诗歌写作的土壤”。相比而言，在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都存在着大量不愁吃不愁喝而且游手好闲的女性，但女性诗歌读者依然是极少数”。表面看，西川描述了中国和美国及日本等国家女性诗歌土壤开发的不平衡性，但事实上，这番景象却更像是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愿望的悲观答复。
换言之，七十多年过去了，当女人拥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和自我空间，她们也并未创造出多少伟大的作品，她们中没有出现多少堪与男性伟大作家比肩的杰出女诗人和女小说家。在“自己的一间屋子”里，她们并无多大作为。撇开文学评论标准的男性化现象不谈，让我们暂且同意西川的见解。这令我想起美国女诗人简·库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一段话。女诗人在年轻的时候，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放弃了诗歌写作，记者问她：“为什么一度放弃了诗歌，难道那时候没有人对你说你可以写吗？”库珀回答说：“是的，但是没有人说你可以成为一个作家。”写作和成为一名诗人其实还是不同的，所以，尽管有女性在写作，但是要成为一名诗人，一名真正的作家还是需要比较强的专业意识和信心，乃至信念。
于是，我们可以这样设想：除开接受基本的文学教育外，在她们自己的屋子里，写作中的女性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从事阅读、思考，乃至研究。如果她们立志成为作家，她们似乎不得不有所放弃，有所突破。她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家庭、婚姻和自我的关系问题。当她们坐在自己的屋子里写作的时候，必须无所挂碍，用伍尔夫的话讲，就是要做到“内在健全”，“成为自己”，方能实现“表达的自由和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