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华
(本报书评人)
举凡日记、书信以及自述一类文字，或者可以让人发现隐蔽的历史，或者可以让人窥得心灵的轨迹，其独特价值自非他种文字所能替代，而《蒋经国自述》则二者兼得，实不
失为读书人的一大快事。
我见过两个版本的《蒋经国自述》:一个是1988年由湖南出版社推出的，遍选范围截至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包括有《我在苏联的日子》(留苏12年)、《伟大的西北》(游历西北)、《训练日记》(主政赣南)、《沪滨日记》(上海督导管制经济)、《五百零四小时》(赴东北与苏军交涉)、《危急存亡之秋》(1949年全年)诸篇，此外还有三篇附录；另一个就是去年1月由团结出版社推出的，遍选范围则延展到1975年蒋介石在台湾逝世，除前述诸篇外，增加了《关于一九四五年与斯大林谈判的回忆》、《在每一分钟的时光中》(散文)、《难忘的一年》(1975年全年)、《守父灵一月记》及一篇附录，并且1949年之前的部分也比“湖南本”多出了《我在苏联的生活》和《东望章贡合流》(回忆赣南生活)两篇，可以使得我们对蒋经国的一生有个基本了解。
关于蒋经国的一生，江南(1984)和陶涵(2002)两人都撰有《蒋经国传》加以记述，只是陶本比江本更完整更翔实。《蒋经国自述》自然可与《蒋经国传》中的相关章节互相印证，但质诸史实，《蒋经国自述》也不乏隐讳乃至歪曲之处，比如《我在苏联的日子》(实为蒋经国写给蒋介石的检讨)一文就没有记述蒋经国在苏痛斥乃父的情形，而在《沪滨日记》一文中也没有提到宋美龄干预蒋经国“打虎”的事情，至于《危急存亡之秋》一文，则显见蒋经国百般维护乃父而不问是非曲直了。一如编选者所说，“书中所收录的，自然不是蒋经国日记、回忆录的完整版本”，“他的日记当年发表时是否即对有的关节问题有所回避，或者语焉不详”？答案无疑是肯定的。
不过，我读《蒋经国自述》一书最大的收获，乃是得以从蒋经国的夫子自道中了解其性情，而他特有的性情在其晚年向民主宪政的关键性跨越中关系甚剧。蒋经国最具魅力的性情可用八个字来概括:庄敬自强，处变不惊。据说这八个字曾一度印在台湾烟酒专卖局出售的香烟盒子上，足见蒋经国时时处处以此自警自励。这一境界的形成至少得力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蒋经国从蒋介石那里接受的儒家教育，一是蒋经国在苏联所受的生活磨练。
在《我所受的庭训》中，蒋经国写道:“父亲指示我读书，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对于曾文正公家书，也甚为重视。后来又叫我看王阳明全集等等。”“父亲不问什么事，教导我们时，总是希望我们于日常生活之间潜移默化，以达到践履笃实的地步；亦即是于日常生活中，养成良好的习惯和能力，这当然是受了王阳明哲学的影响。”“父亲生平很讨厌人们有依赖心理……有了自立自强的抱负，便不至为恶劣环境所包围，所同化，所支配；反而能够克服环境，创造环境。”在《危急存亡之秋》中，蒋经国提到在其40岁生日时，蒋介石曾赐他一幅匾额，上书“寓理帅气”四字。蒋介石说他“每日晚课，默诵孟子‘养气’章……又常玩索存心养性之‘性’字，自得四句曰；‘无声无臭，惟虚惟微，至善至中，寓理帅气。’为之自箴；而以寓理之‘寓’字，体认深切，引为自快，但未敢示人……”。蒋介石又为蒋经国题了“主敬立极，法天自然”八字，蒋经国决心“此后修养治事，定以此为准绳”。事实证明，蒋经国的修炼功夫确实了得，特别是在1970年代接连遭遇“友邦”背弃(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对蒋氏父子打击最大)、父亲去世、自由世界沦陷的情况下，他仍能心君镇定，从容应对，岂是一般躁狂虚弱之人所能做到的？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其稳步推进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接连遭遇反对派的挑战甚至辱骂(比如被称作“老贼”、漫画中更将其安上猪头)，蒋经国竟能不为所动，自行其是，终于在其逝世之前奠定了台湾民主宪政的基础。
至于说蒋经国在苏联长达12年的生活磨练，我觉得则主要造就了他的平民情怀和务实作风。这也就可以解释蒋经国何以能在主政台湾之后逐渐淡化了“反攻大陆”的狂想，而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任用本地人士施政，争取台湾人民支持。
我不知道蒋经国的自述是否仅限于此，如果他在1975年之后也留有类似的文字的话，那实在不应遗漏，因为谁都知道正是在1972年到1988年这段时间内，他向“历史作出了交代”——奠定了台湾由威权政治向民主宪政过渡的基础。他曾留下这样一句名言:世界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究竟他是如何渐渐认同这一早经孙中山先生揭橥的天下大势的，我们还无缘深入他的内心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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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自述》，曾景忠、梁之彦选编，团结出版社2005年1月版，39.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