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山有虫
王晓渔
两个从未谋面的书生，第一次碰面常常像地下工作者接头一样，先从“对口令”开始。口令大多是一些书名或人名，但不是那些众所周知的“口诀”。你说自己喜欢曹雪芹的
《红楼梦》，滔滔者天下皆是，有何激动可言？只有同时说出那些相对比较偏僻的口令，双方才会一见如故、亲切握手，仿佛失散多年的同志重新找到了组织。
王国维曾说过:“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同样，一代有一代之口令，1970年代末的卡夫卡，1980年代初的马尔克斯、博尔赫斯，1980年代末的昆德拉，1990年代初的本雅明、卡尔维诺，1990年代末的桑塔格、赫拉巴尔。这些曾经陌生的人名和他们的书名，都先后成为书生们的口令。不过，随着它们的流行，这些口令很快变成一种“口号”，即使一些只听书不看书的“听客”，也喜欢念叨着它们，就像嘴里的金牙闪闪发光。只是有时不小心把马尔克斯说成马尔萨斯、把博尔赫斯说成赫尔博斯、把卡尔维诺说成维尔卡诺甚至卡布基诺，以至于金牙变成留在牙间的菜叶。
书生们对口令被“纂夺”的态度非常暧昧，他们一方面对自己被横刀夺爱心怀不满，但是又窃窃欣喜于自己的所爱能够成为大众情人。他们不得不马不停蹄地更换口令，怅然若失又怡然自得。比如在诗人中间，穆旦是1990年代中期的口令，但是已经出版的8卷本《穆旦译文集》和即将出版的2卷本《穆旦诗文集》使得这个口令彻底失去“隐秘”效果。或许有人会说，那就找一个永远不会为别人知晓的绝密口令，用上一辈子。可是口令的难度也正在于它既不能众所周知，也不能让别人对它一无所知:众所周知将让你无法确定对方是不是“同志”，别人一无所知将会使你成为“孤家寡人”。
相比之下，特朗斯特罗姆更接近理想的口令，它被少数挑剔的读者接受，又从未大红大紫过。《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出版之前，这位瑞典诗人虽然只在《世界文学》等杂志惊鸿一现，却立即被一些书生们念念不忘。上个世纪末的一天，一位老师兴奋地告诉我他在一个书店碰见一个法官，两人聊了半天，当他们提到一个名字时都把对方吓了一跳，那就是只有几首诗歌被翻译进国内的特朗斯特罗姆。在此之后，陆陆续续又听到同样的故事，有些书生甚至可以隔着十几年背出其中一些句子。如果想让这个口令终结，最有效的办法恐怕就是让这位诗人得到诺贝尔文学奖。
“对口令”的习惯有可能被视为一种怪癖，或许书生们还会被指责为孤芳自赏。在我看来，它却维系着写作的内在尺度:这些书生寻找着口令，这是他们的理想读物；口令也寻找着书生，因为这是它们的理想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