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纲为什么能够这样红？首先不可否认的是，他十年磨一剑的深厚相声曲艺功底、敢于嬉笑怒骂的个人魅力等主观原因，因为“特别能逗人乐”，很多人第一次听他的相声就喜欢上了，以至于不少人言之凿凿地说“郭德纲是不可复制的”。而从客观角度讲，郭德纲红起来，也是相当有理由的。
文化消费对互动性的需要
对于北京的文化市场来说，如果几年前看贺岁电影是热门，前两年看贺岁话剧是热点，那今年听“贺岁相声”便是大热。郭德纲的德云社经营至今十年，到今天才大红大紫，与文化消费市场的发展关系密切。
十年前，人们还满足于从电视里看小品相声，到电影院看一场进口大片，荧屏和银幕能够承载人们绝大部分的欢乐和精神诉求。随着文化消费市场的发展和人们消费能力的提高，消费者开始要求文化欣赏过程中的“互动性”、“体验性”，而不只是单向被动地接受。近年来京城的“话剧热”是这种需求的一种体现。
从2002年开始，“翠花”系列、“麻花”系列贺岁话剧陆续登上京城舞台，同时其他各个种类的话剧一年到头层出不穷，并保持相当的上座率。话剧表演能够根据每场表演的具体情况，加入新的情节，并和观众保持良好互动，令观众感受新鲜感和互动感，这是看电影、听音乐会所不能感受到的，也正是话剧的魅力所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话剧逐渐为人所诟病，出现“叫座不叫好”的状况。文化市场需要新的热点吸引消费者，这时候的郭德纲相声，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
郭德纲的小剧场演出，与话剧其实有着相当的共性。200多人的小场子，观众围坐在小桌子四周，边喝茶边听台上的段子，不时开怀大笑，发出会心的“吁——”的叫好声，或者接口说出演员必将要说的某个词，气氛非常热烈。郭德纲在演出中也时常根据观众的反应及时改变表演内容，把一个段子恰当地拉长或缩短，或者把说段子改成猜谜语等等。
“他很善于把传统段子和现代生活结合在一起。我亲眼看到刚才在后台发生的段子被他立刻搬到了舞台上。”采访过郭德纲的《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袁越说。因为现场听郭德纲的相声和从电视上看效果完全不同，所以德云社每场200多个座位，总要卖四五百张票，常常站着的比坐着的还多。对于剧场里的观众来说，他们消费的不仅是郭德纲的相声曲艺表演，还有小剧场表演的氛围，两者是不可或缺的。
郭德纲红得起来，小剧场的魅力功不可没。而引导人们发现小剧场魅力的，正是媒体的报道和引导。除了少数“不锈纲丝”如东东枪，是一直以来追随郭德纲和德云社的，其他大多数人，都是在媒体的报道下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并且以凑个热闹看个新鲜的目的去，结果也喜欢上了。媒体把这么多人引向了郭德纲的小剧场、大剧场，成就如此一个大热的局面，但很多人其实也清楚，听相声仅仅是无数种娱乐方式的一种。
“相声危机”中的复古风
除了艺术形式适应文化消费市场的需求，郭德纲及其相声热，某种程度上来说，与大众对传统艺术关注度的提升有关系。
近年来，传统艺术的升温已是一个明显的趋势，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呼声渐高，政府、媒体、大众对各种传统艺术的保护意识都明显增强；又如今年高考艺术类考试中，报考国画、书法等传统艺术科目的考生明显增多。前不久，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在全国巡回演出受到热烈追捧，掀起一阵“昆曲热”，也是“传统文化热”的很好例子。最近网上还有这样的消息，说北京出现一种新兴热潮:拍京剧艺术照，就是穿着戏服、上妆、摆着京剧舞台上的姿势拍各种艺术照。据说拍这种照片的女孩挺多，因为不仅拍出的相片新奇、漂亮，而且拍照的过程也是“京剧扫盲”的好机会。
郭德纲的相声就赶上了这一场“传统艺术热”和“复古风”。穿长衫、拿折扇，小茶馆里说相声，这种原汁原味的传统风格一开始就吸引了不少人。相声段子、天津快板、太平歌词、反串小戏等一系列传统艺术形式，令很多远离传统相声已久的都市人都觉得新鲜，也特别有味道。
与很多传统艺术一样，相声早在若干年前都被认为“濒临衰亡”，令不少热爱相声的人忧心忡忡。郭德纲的出现，让人们极为惊喜，认为是相声界的一个奇迹，同时对他又抱了非常高的期望，有了“郭德纲拯救相声”的论调，不由自主地把他推到极高的位置。于是媒体与观众的热捧，希望郭德纲在把大家逗乐的同时，也能够把相声给拯救了。但实际上，郭德纲自己看得很清楚，一再谦称“我只是一普通说相声的，对相声界做不到振兴，最多只能震动。”
评论家张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郭德纲对于传统相声，就像赵本山对于东北二人转一样。人们把他们看成一种民间艺术的代言人。但他们个人的崛起并不能代表这种艺术的崛起。”
与精英诉求的暗合
郭德纲小剧场的观众中，各种人都有，但细细观察，很大一部分是白领及大学生，很多甚至是1980年后出生的一代。事实上，最早喜爱及推广郭德纲相声的许多媒体从业者，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处于三十岁上下、受过良好教育、有相当文化素养的青年一代。而一直力捧郭德纲的东东枪更是生于1982年，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开玩笑地说，在他离开北京在外地工作的时候，最放不下的一个是女朋友，另一个就是郭德纲的相声。仔细探询一下，这个人群的高热情也是有原因的。
首先，这些人大多数受教育的程度高，对精神生活的要求也相对较高。他们往往不满足于简单的娱乐消遣，比如卡拉OK之类，而要求在娱乐放松的同时也得到精神的满足。郭德纲的相声，虽然是“大俗”，只求逗人乐，不求有“中心思想”，但传统文化底蕴是很浓厚的，蕴涵不少民间智慧、人生感悟。对于白领、大学生们来说，听郭德纲的相声既能消遣休闲，又能满足精神上的需求，正合乎他们的胃口。
其次，现代生活节奏快、压力大，人与人交流少，人们内心往往有很强的孤独感。郭德纲的小剧场演出，往往可以暂时消除观众内心的孤独感:大家在看演出的时候，一起会心大笑，或者齐声叫好、应和，成为一个团结的团体。“感觉自己不是孤立的，因为某个共同爱好而与别人有了共同话题，并且产生了凝聚力，这种感觉是很好的。”老六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这样表达他看演出的感受。
同时，这个群体也是最“赶时髦”的群体，对新兴的事物非常敏感，也充满好奇，向往“小资”情调的生活。而当下最时髦最“小资”的事情，就是看一场郭德纲的相声，又怎么能错过。“所谓白领一族，他们的精神生活往往更苍白，更不容易满足。而且比较有消费力，花钱的事情，比如看电影、看话剧、听演唱会，都主要是这些人。”老六说。
正因为如此，群体庞大的白领阶层、中青年知识分子以及大学生，竟然“自然而然”地成为郭德纲传统形式相声的忠实观众。
专家访谈
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媒体研究者):
不单是媒体造就了郭德纲
南方都市报:郭德纲这么短时间内走红，你认为客观原因是什么？
喻国明:原因有很多。首先各个媒体特别是精英媒体的宣传、引导作用是有一定作用的。媒体传达的价值判断对普通大众的好恶是有一定影响的。但同时别的原因更重要，比如相声危机是人所共见的，现在相声界出现郭德纲这么一道“亮色”，肯定值得大为关注。另外社会本身对非主流的东西存在着一种同情，平时可能是缓慢地潜藏在底下，没有表露的。现在突然找到郭德纲这么一个突破口可以宣泄，就在瞬间爆发出来。应该说郭德纲是现时社会各种需求、想法、状况的一个载体。他的走红，不是单纯一个因素造成的，而是多个因素共同造成的。
南方都市报:你不认为在郭德纲走红过程中，媒体的作用是最重要的吗？
喻国明:是的。虽然我是研究媒体的，但我并不接受“传播决定论”。媒体炒作的事件多得很，为什么别的没有像郭德纲这么红？因为今天的大众是有自己的判断力的，并不只会被动地接受媒体制造出来的概念。虽然中国的媒体相比外国的媒体来说，对话语权的凌驾力还是比较大的，它们说什么不说什么对大众的判断都会有一些影响，但只看到媒体的作用是不够的。决定郭德纲走红的，还是其他更本原的原因。
南方都市报:你怎么看各个媒体如此高密度地报道郭德纲？
喻国明:我觉得除了郭德纲本身的吸引力之外，媒体缺乏可报道的东西也是原因之一。中国现在太缺有趣的东西了，所以大家发现了一个郭德纲就抓住不放，拼命拿来填充版面。换句话说，媒体的空间太小了，需要更大的空间。
南方都市报:媒体先是热捧郭德纲，后来又变成批评他，爆他的负面新闻，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喻国明:中国现在的媒体，总喜欢把报道的事物说得更完美一点、更高一点。媒体说十，往往大众只能看到六，自然会反感、排斥甚至开骂。郭德纲就是一开始被媒体说得太过了，观众觉得失望，自然会有批评声。这是由媒体的幼稚性、不成熟性造成的。另一方面媒体缺乏自我忏悔、批评的精神，没有反省意识，有时过于偏激。这些都是媒体幼稚的表现。不过这也是好事，说明中国的媒体还在变化发展之中，会在不足和不成熟之中汲取进步的经验。
南方都市报:在媒体和大众的批评下郭德纲收敛了很多锋芒和棱角，以前说的话现在不说了，甚至还根据批评修改相声。你怎么看？
喻国明:郭德纲本来就是一个草根艺人，并不是英雄。我们不能要求他有什么高风亮节或者义盖云天的英雄气概。他只是一介平民，不可能要求他在巨大的压力下还气定神闲，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现在媒体给他的环境很不轻松，空间太有限，在这种命若悬丝的状态下，他说话做事肯定会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媒体应该做的，还是给他宽松、自然的环境吧。
专题撰文:本报记者黄长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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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家主流媒体不约而同的介入，催生了郭德纲迅速红遍大江南北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