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叙事
李洱(小说家)
一百六十多年前上海开埠，也开启了一场繁华梦。这梦本来就是半睡半醒之间做的，所以也就谈不上中断，它绵延至今，引无数英雄累断腰。最好的上海小说，都与这繁华梦
脱不开关系:无论是张爱玲改写韩邦庆，还是王安忆改造张爱玲，其“欲望修辞学”大都一以贯之。其中的若干变数，正好为研究上海这个城市以及文学与传统的关系，提供了有意思的话题。近读王宏图的《Streetheart，谁敲错了门？》，一方面感到在二十一世纪的上海，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后继有人，另一方面又感到其中有不少新的变数，很是耐人寻味。
王宏图与韩、张、王的差异，当然首先是语境造就。王宏图的故事出现于二十一世纪初，韩子云小说中走火入魔，张爱玲小说中人们习惯谈论的苍凉以及王安忆小说中的兴致盎然，到了王宏图这里，因为“敲门人”的不同，产生了一定的变异。九十年代以后，上海在怀旧和全球化的双重变奏中，重新被认为是一个国际性都市。“老克腊”们所怀的“旧”，说到底是一种旧的殖民经验，而新的全球化则很容易让人想起一种亦推亦就后的“强幸”。昔日繁华旧梦与今日被“强幸”后如二踢脚炮仗一般的GDP所构成的繁荣，互为“他者”，其中的意味相当复杂，似乎只有借助小说才能描绘出个大概。王宏图的小说，让人最感兴趣的就是这种对于处于复杂的文化网络中的“他者”的描述。我以为，王宏图对于上海小说的贡献，因此值得强调。
从早期的《衣锦还乡》到现在的《Streetheart，谁敲错了门？》，王宏图的人物都有着繁复的国际背景，在国门内外飞来飞去，在校门内外穿梭不息，一个个都吸饱了文化的大麻，而欲望就在飞行和穿梭之间鼓胀起来，直至为了欲望而欲望，就像西门大官人要戴上一个锦囊。由此，他的主人公不停地游离自身，经验成为他人的经验，血成为他人的血。而惟一真实的个人经验，最多就是上海新天地的洋酒里面丢下的那块用浦江水冻成的冰块。这样一种“他者”经验，被王宏图描述成一种日常经验，其中的尖锐的讽喻足可玩味。王宏图的主人公艾珉当然相对清醒，王宏图在他的软弱之中又强行赋予他一种较为超然的性格，它昭示了王宏图的一片苦心，显示了王宏图艰难的人文诉求。
不少人注意到了王宏图叙述语言的繁复和华丽，我以为其中或许还应该加上“黏稠”二字。这与王宏图所描绘的繁华梦当然相得益彰。这样一种语言风格的形成或许与王宏图的福克纳研究有关，因为作为朋友，我知道王宏图对福克纳用功甚深。福克纳描述美国南方乡村生活时的繁复和缛丽，和王宏图描述上海都市生活的繁复和缛丽，两相对比，可以发掘出许多有意思的话题。仅以语言来说，大量的复句，自然预示着人物内心以及人物之间冲突频仍，比如福克纳笔下的人物从来就没有安生的时候。不过，福克纳笔下的冲突是伦理的冲突，价值观的冲突，而王宏图笔下的人物，是飞短与流长的冲突，是狗咬狗两嘴毛，而非价值观的博弈。无论在男人眼中还是在女人眼中，身体有点性感，金钱格外性感，所以哥儿们姐儿们一个个东倒西歪，疲惫不堪。由“他者”和自身构成的繁复关系，一进入中国的家庭内部，仿佛就被压成了一个平面。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说明中国人有一种特殊的同化能力。我不妨就此多说一句，我正是从这部小说中看出，温良谦和的王宏图其实有着激烈甚至悲愤的一面。
“艾珉”这个名字起得很精采，给小说带来隐蔽的互文性。他爱宝玉，他是宝玉，但他毕竟不是宝二哥，唉，他的姓氏上毕竟带着一个“草头”啊。不是宝二哥的原因很复杂，很重要的一条，妻子毓林不是宝钗，明珂也不是黛玉。在变动不居之中，连世故都成了一种奢侈品。所以艾珉最后体会到的“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其实一点也不干净，雪景相当复杂，雪泥的杂质也相当丰富。艾珉这块宝玉，也只是杂乱街头一片随风飘浮的塑料纸。那风吹起来越是兴致勃勃，风中的那片纸就越是疲惫不堪。
这或许就是新世纪繁华梦的结局？同是繁华梦，面对着因历史与文学的多重互动关系而导致的种种变数，王宏图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欲望修辞学”。对王宏图的这种写作，我们确实应该细加打量。至少，我们应该知道，谁在敲门，又是谁敲错了门。
图:
《Streetheart，谁敲错了门？》，王宏图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1月版，2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