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言非语
□刘原
11年前，临毕业的我抽着生涩呛喉的“富健”烟，趴在大学宿舍的窗台上看黄昏，看苍茫大地，思忖谁主沉浮。我驼着腰咳了一声，心想：苟富贵，天天抽他丫的“红塔山”
。
那时抽的“富健”，一毛钱一根，散卖。逢年过节无非也就“金桥”和“大重九”，三元一包。毕业时在乡下工作，一个月才领300多大洋，抽的是“刘三姐”，广西老农喜闻乐见的一种烟。
再往前溯，我在上世纪80年代还抽过“红灯”，这个暧昧的品牌其实与性产业无关，它不是靠丰乳肥臀吸引大众，而是靠价格低廉。至今回忆起来，“红灯”当是最有乡土气息的烟草，因为它抽起来有一股树叶燃烧的气味，或者是马粪燃烧的气息。
毕业前的志愿，直到前不久才实现，抽了那么多年的烟，终于开始享福，天天抽红塔山，但我却戒了——归根结底，还是命苦的问题。
抽烟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行为，而是一种社会行为。什么阶层的人抽什么档次的烟，传说中的“小熊猫”，据说市场价格是398元一包，马拉多纳去古巴，卡斯特罗招待国宾的是哈瓦那雪茄。这两种烟我都没见识过，揣测那滋味，只怕与《食神》里的“黯然销魂饭”相仿，一口烟下肚，顿觉家国苍茫，那古道西风瘦马，邻村肥白阿花，皆尽浮起心田。一般而言，烟鬼抽的烟往往泄露了其财政收入，多年前，我去拜晤一位老前辈，看见他抽的是红塔山，几年后他退居二线，便改抽阿诗玛了，红塔山和阿诗玛皆属玉溪卷烟厂的子嗣，似无区别，但前者刚烈而霸道，后者阴柔而内敛，正是一位官员退位前后的不同写照，同时这也深刻揭示了中国官员退休前后购买力的重大差别。
我戒烟倒不是为了遮掩财富，而是觉得给这根东西当了16年的贱奴，花钱损健康不说，一日不见主子，还哈欠与眼泪齐飞，实在有损人格。其实我10多年前早已明晓这个道理，但发了狠戒烟，却是最近的事。
去年岁末，我听说一位东北的好朋友得了肺癌，切去了半边肺，命虽保住了，元气已大伤。这位朋友是著名画家，给我的书配过插图，他自己便是医生，所有的画作都是画在处方单的背面，草莽而空灵。记得他的一幅画是天国的幽灵沉思着俯瞰大地的婴儿，想不到他自己便被死神邀去喝了一回茶。
我听闻了这个消息后，就决定戒烟了。
十年来，我一直从事文字工作，左手烟右手酒，跟我玩了无数次黑夜里的3P，把我的头发都玩白了。
12月31日那天，北京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也是2005年的最后一场雪。我在清华东门的写字楼里抬起头，望见漫天的破棉絮在飞，兀自呆了。下得楼去，迎着棉絮点起一棵烟，绕着楼慢慢踱了两圈，心里有些悲凉地想，活了30多年，才知道天上除了落雨外，还能落下这等白皙的尤物，终于知道什么叫雪白了。
那是我生命中的第一场雪。啊，我觉得自己的灵魂被净化得雪白雪白的，比蛆还白。傍晚，我走在雪地里，大口大口地抽着烟，像一个即将断奶的婴儿。抽完最后一口，我把烟蒂从指间弹出去，它像一簇微弱的火把，射入远处的残雪里，熄了。
那些有烟相伴的岁月飞溅而去。我沉默地走在北京的雪地里，忽然觉得自己孤寂得像一条野狗。(插图：李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