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宋明炜
宋明炜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博士后、夏威夷大学中国文学和电影助理教授
街道被高速公路取代，速度征服了一切，城市中剔除了一切阻碍速度的事物，人从街上转移到方向盘上，从此没有了街上的相遇。
研究现代主义文学和建筑的美国学者马绍尔·伯曼（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Ｂｅｒｍａｎ）在描述他的故乡纽约时说，与其他美国城市不同，纽约是至今仍能在其大街上见到波德莱尔式场景的都市。他所说的波德莱尔式的场景，是现代主义发生的核心场所：大街上人声喧嚷，来自不同阶级、不同背景甚至不同国家的人在街上匆匆相遇，互相注视；《巴黎的忧郁》中的诗人在车水马龙中惊险地过街，在匆忙中把"光环"（ｈａｌｏ）丢到石子路上的泥沼之中。
我没去过巴黎，也不可能回到19世纪。我后来理解了伯曼的意思，理解这个场景与纽约的关系，是因为我到美国其他地方的旅行经验竟如此不同：在南方大城休斯敦的市中心，我在一个周末，行走在令人联想到陆家嘴的高楼大厦间，走了一个小时仅仅遇到5个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我在代表美国未来城市风格的洛杉矶旅行，一直都坐在朋友的车上，除了在好莱坞大道下车去踩明星的脚印，过了一周之后，我对作为城市的洛杉矶的街市仍旧几乎一无所知……
伯曼在《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一书中说，现代主义最有象征意义的情景是街上的相遇--在巴黎街头与无数陌生人的相遇孕育了波德莱尔的"现代"之眼；圣彼得堡大街上，小公务员与军官的相遇催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精彩的内心戏剧（《地下人手记》），而底层与上层两个不同阶级的相遇最终导致了革命。人声鼎沸的背景下，发生在大街上的相遇是一种无政府的狂欢，一种无法预料、变幻莫测的命运，也是一种亲密的、民主性的运动。
20世纪的美国发展成为人类史上的一个新型国家，其形式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开始塑造一种前所未有的城市形象。新型的美国城市起源于一种抽象的管理理念，而非自然的人群集合：街道被高速公路取代，速度征服了一切，城市中剔除了一切阻碍速度的事物，人从街上转移到方向盘上，从此没有了街上的相遇；甚至那些老的城市也在消失，因为大部分的中产阶级居民都迁至郊区，市中心几乎都成了鬼城，寂寂无声。用一位重要的城市规划者勒·考布希（ＬｅＣｏｒｂｕｓｉｅｒ）的话来说，这种城市景观的改变，使美国避免了革命。精致的楼群、开阔的草坪、四通八达的高速路、一望无际的地平线，这一切外形的改变具有深远的意识形态影响，由此展开的美国城市的形象，代表了田园一般的管理乌托邦。
然而，纽约--老而丑陋、脏而混乱的纽约，却是一个异数。
许多初到纽约的朋友（来自国内--特别是上海，或者美国其他地方--特别是西部），都抱怨纽约的拥挤、喧闹。但有趣的是，我在这种抱怨声中越来越有了ＳｅｘａｎｄＣｉｔｙ中的凯丽情结，常常要起劲地为纽约辩护。直到搬离纽约之后，像我现在住在宁静的波士顿郊区，偶然回到曼哈顿，那种嘈杂的市声、迎面而来的人群，都仍然让我有种亲切感。就像简·雅各布斯（ＪａｎｅＪａｃｏｂｓ）在《美国城市的生与死》中所描写的情景：那种每时每刻发生的人与人的无序而亲密的相遇，让她习以为常，这种瞬息万变而又从未改变的场景，是她的城市家园。
而在伯曼的心目中，拒绝（也无法）改建的曼哈顿，是现代主义的最后堡垒。事实上，伯曼所说的现代主义，不是精英的专利，而是各阶层人民的创造产物，无数个体参与其中，不断在毁灭与创生中与一切定型的思想和世界景观搏斗。他借用斯蒂芬·戴达勒斯在《尤利西斯》中对历史动力做出的解释--"街上的一声喊叫"，而人声鼎沸的纽约是现代历史的马达。在越来越多的美国城市变成历史终结之后的"太空城"，纽约仍旧有着无数难以预料、难以管理，也难以消除的街上的相遇，街上的人们仍然发出喊叫，历史马达仍未停息。
同时，波德莱尔的幽灵依旧飘荡在曼哈顿，他穿过四十二街，丢了诗人的"光环"，但这有什么关系，在这条（臭名昭著）的街道上，任何政要、精英的"光环"都没有意义了。波德莱尔早就把"光环"抛在脑后，此时吸引了他目光的，或许是两三个膀大腰圆在街头卖艺的黑人青少年，尚未卸妆、匆匆溜出戏院买汉堡包的女演员，衣装绚烂而内心忧郁的印度游客，艰辛工作而表情肃穆的南美打工仔，也或许是那个坐在路边闹中取静、埋头读《恶之花》的女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