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墨如金金似水　我行我素我罗孚

　　大家访谈【文化老人系列】

　　有人说，罗孚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催生婆”，促成了梁羽生、金庸开创新派武侠小说。

　　有人说，柳苏(罗孚)是董桥的伯乐，《你一定要看董桥》使海内争看董桥。

　　聂绀弩戏赠：“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罗孚。”罗孚为他编了《聂绀弩诗全编》。

　　罗孚小传

　　罗孚，原名罗承勋。1921年生于广西桂林。1941年在桂林参加《大公报》工作，前后有41年之久。曾任《大公报》编辑以至副总编辑，先后在桂林、重庆、香港三地《大公报》馆工作。曾任香港《新晚报》编辑以至总编辑。曾编辑过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的《文艺》周刊。曾协助编辑过《海光文艺》月刊。曾以丝韦、辛文芷、吴令湄、文丝等为笔名，在内地多以柳苏为笔名。著有《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香港·香港》、《燕山诗话》、《西窗小品》、《繁花集》、《丝韦卷》等，编有《聂绀弩诗全编》、《香港的人和事》等。

　　罗孚先生的家位于香港北角的海边，窗外是维多利亚海景。

　　罗家名为“岛居”，客厅中老友黄苗子相赠的两个大字让人忘俗。罗孚说，刘海粟也写过一大一小两幅“岛居”。画坛朋友中，深交的还有林风眠和黄永玉，家中都藏有他们的赠画。我见窗边有一幅黄宾虹山水画的印刷品，一问才知老人家钟爱黄宾虹山水画，半个世纪前已常在北京荣宝斋买黄氏作品了，那时候不贵。有一次在澳门花三百元买了一卷黄宾虹手卷，后由香港艺术馆之友以一百万元收藏，香港艺术馆长后来谈起这幅画，认为那是黄宾虹第一山水，现在价值千万。

　　“岛居”的主人不仅生活在书画中，也生活在诗词中。罗孚是诗家，时常唱和的朋友是聂绀弩、黄苗子、杨宪益、邵燕祥。

　　罗孚晚睡晚起，有此作息习惯的还有同为报人的金庸和董桥。每天读读报纸看看电视，爱看凤凰卫视。窗边新装了电脑，最近老人家开始学起电脑。社会活动懒得参加了，近年印象最深的是回北京参加聂绀弩百年纪念活动。罗家儿女分散在香港、北京、美国，香港作家周蜜蜜是罗家大媳妇，周蜜蜜的母亲黄庆云，父亲周钢鸣，都是知名作家。

　　罗孚是“香港通”，曾写书《香港·香港》，编书《香港的人和事》。许多港人港事，在他的优雅的言谈中茅塞顿开。聊到日近黄昏，罗先生送到电梯口，意犹未尽地问：“你说说，国内的‘超女’是怎么回事？”于是又聊了好一会儿才依依而别。

　　南来作家

　　1941年，罗孚在桂林读完中学后参加《大公报》工作，抗战岁月中辗转到重庆《大公报》，1948年到香港《大公报》工作。1940年代末，一批内地作家学者来到香港，曹聚仁等人从此扎根香港，而共产党员夏衍、聂绀弩在香港工作了几年后又回到北京。这些文化人都和罗孚有深情厚谊，他们的交往中有着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南方都市报：从1940年代末那批从北方来香港的所谓“南来作家”，像曹聚仁、叶灵凤、徐(左讠＋右于)，在内地已经成名，后半生都在香港度过。你是什么时候和曹聚仁先生认识的？

　　罗孚：1950年代，先是吵架，(笑)后来成了朋友。

　　南方都市报：曹先生那时候好像是左右两边都不太讨好。

　　罗孚：对。那时吵架是因为我们过左。其实他在右边也不讨好。

　　南方都市报：他的房子是在胡文虎的花园边上？

　　罗孚：胡文虎的花园边上一个顶楼，上面没有房子，是搭起来的临时居所。到处都是书，后来很多书都弄回上海了。

　　南方都市报：他儿子曹景行现在凤凰卫视。我很奇怪当时他的家里人都在上海，就自己一个人在香港。

　　罗孚：那不奇怪。徐也是一个人来的。

　　南方都市报：关于曹先生作为一个“和平大使”的身份的传闻，到底怎么回事？

　　罗孚：和平大使我有点怀疑。当时在这里他要做对台工作，这个问题就归《大公报》老总费彝民在管，但是没有听到费彝民提过，但不等于没有，看样子恐怕就不太像。当时传说蒋经国坐了一个军舰到香港海外等他会见，那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台湾一个军舰到这里来那当然是很轰动的。

　　南方都市报：费彝民是你的上司，许多海外文化人都是经过他的努力由香港回内地的，当时他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罗孚：当时好像是总理讲过：“香港要是多几个费彝民和郑铁如，那我们就好办多了。”郑铁如是中国银行的经理，当时就是从他手上把中国银行交给里头的。费彝民做了很多统战工作，费彝民主要工作是领导《大公报》，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去做，报馆的事情他办得不多，但是他主要是对外统战工作。总理说的“好办多了”就是指他的统战工作做得好。他的统战工作也包括对台湾的，曹聚仁是他联系的，还有章士钊几次来，也是费彝民照顾，章士钊也没有搞成什么工作，住在这里写了很多关于台湾的诗，寄给台湾的上层，从于右任起到下面好多人都有。

　　南方都市报：你当时觉得曹聚仁的文章怎么样？

　　罗孚：曹聚仁的文章很博。叶灵凤后来写的散文也很好，主要写读书随笔。

　　南方都市报：你是怎么认识叶灵凤的？

　　罗孚：他替我们写稿，《大公报》、《新晚报》都写过稿。他一直在《星岛日报》，我们报纸找他写，他就写了。

　　南方都市报：他是有名的藏书家。

　　罗孚：他家到处都放着书，厅里都堆着书。他身后，主要的书送给香港中文大学了，有一部书《新安县志》送到广州，《新安县志》实际上就是“香港志”，当时香港属于新安，国内都没有几本，也残缺不完整，香港官方和一些外国人曾出好几万港元的高价想买，相当于今天上百万了，他都不放在眼里。后来我们想办法送了一部给广州中山图书馆。其他的就送给了香港中文大学。

　　南方都市报：鲁迅骂过他。

　　罗孚：鲁迅骂过他，他也骂过鲁迅。(笑)我后来写过一篇东西，主要是根据他留下来的日记写的，提了他跟鲁迅的关系。他日记里写关于鲁迅的很少，基本上是自己也承认当年对鲁迅的态度不够好。他跟我们口头上是这么讲，回去旅行去过鲁迅的墓地，而且表达了自己的歉意，但是文章他没有写。日记里提到他怎样替《星岛日报》组织文章纪念鲁迅。

　　南方都市报：徐(左讠＋右于)是南来作家里比较有名的，董桥写过《满抽屉的寂寞》，说他的晚景很寂寞。

　　罗孚：徐(左讠＋右于)文字之外有一回事跟我有关。他当时从上海来，太太刚生下个女儿，只有几个月，据说他准备携太太来香港，但后来政策变了，就不能来香港了。到了晚年，他很希望接女儿出来，也申请不了。他没办法，向我表示能不能帮忙，我当然答应他了，反映上去了，看上面决定，后来批准他女儿出来了，他女儿来了之后没有多久徐(左讠＋右于)就死了。他这里的太太跟儿女不接受这个女儿，而且不让参加丧礼，也不让她到家里去住，弄得这个女儿很糟糕，只好又让她回上海去了。事隔一年，有人就把这个女儿来香港的事情写出来，我们《新晚报》就登了这文章。

　　南方都市报：他的东西写得比较欧化，很多奇思异想。他后来认了个干女儿——三毛。据说他去世之前三毛曾在跟前照顾他。

　　罗孚：那时三毛在台湾，徐(左讠＋右于)在香港，不是整天在他身边。晚年三毛经常来看他。

　　南方都市报：聂绀弩也在香港呆过一段时间。

　　罗孚：曹聚仁来的时候聂绀弩也在香港，跟曹聚仁打笔战还是聂绀弩领头带的。

　　南方都市报：你跟聂绀弩交往比较多？

　　罗孚：还算多点，因为那时在香港是一个党小组，他当时做《文汇报》的总主笔，刚开始替《大公报》写文章。后来夏衍认为聂绀弩的杂文是鲁迅之后最好的，夏衍在一篇文章里面提到这点，这篇文章是我按夏衍的意思替他写的。

　　南方都市报：听说聂绀弩和梁羽生经常在一起下围棋，梁羽生新婚到北京度蜜月，跟聂绀弩下围棋下到把太太给忘了。

　　罗孚：他把太太给忘在旅馆里头，这是真的。他们俩下围棋下得很认真。聂绀弩常到《大公报》找梁羽生下棋，下着下着下到晚上他就忘乎所以了，他懒得回去上班了，他就打个电话回报馆，今天就不写稿子了。(笑)他还跟梁羽生说这事情不要让我知道，因为我们是一个党小组的。

　　南方都市报：后来你为他编了《聂绀弩诗全编》。

　　罗孚：他的《三草》(罗孚帮聂绀弩在香港出旧体诗集《北荒草》、《赠答草》、《南山草》，称为《三草》)之后，发现他没有收进集子里的诗有很多，就把它弄成全篇。

　　南方都市报：胡乔木给他写那个序是怎么回事？

　　罗孚：其实那个序，胡乔木看到我们在香港出的《三草》，觉得非常好，主动给聂绀弩的诗集写序。聂绀弩就紧张了，又推不掉。他没想到胡乔木会写一篇对他这样肯定的序。最初没看到那篇序的时候，他很紧张，不知怎么办，后来那序来了之后，出乎意外，他还是比较满意，没有“我的诗好好的给他的序搞坏了”这么骂他。但是他的书为了等那篇序迟了才出，因为他事前已经有那种情绪，所以传说他否定那篇序。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聂绀弩的诗怎样？

　　罗孚：他的诗写得很好，有功夫，他的旧体诗就是旧体，完全符合格律的，不像有的人就乱写一顿，根本不合格律。

　　南方都市报：鲁迅、郁达夫、聂绀弩旧体诗都写得好。

　　罗孚：聂绀弩是另成一格，他有他独特的风格，又有很多通俗的东西。有些俗语他都用进去，但是又符合格律。

　　新派武侠

　　在《大公报》属下《新晚报》工作时，罗孚有两位后来名满天下的同事：查良镛(金庸)和陈文统(梁羽生)，两人共同的爱好是围棋和武侠小说。关于梁羽生、金庸写新派武侠小说的缘由，有一段传奇故事。1954年1月17日，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在报纸上的笔战难分胜负，索性签下了“各安天命”的生死状，相约到澳门比武。那天，《新晚报》的新闻大标题是：“两拳师四点钟交锋香港客五千人观战”。罗孚灵机一动，力劝梁羽生撰写武侠小说。比武的第二天，《新晚报》就预告要刊登武侠小说以满足“好斗”的读者；第三天，梁羽生“只酝酿一天”的《龙虎斗京华》就开始连载了。后来，罗孚又请金庸参战，于是，《书剑恩仇录》横空出世。几分钟就玩完的比武，打出了至今依然流风不绝的新派武侠小说的天下。

　　南方都市报：大家都说你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催生婆”，金庸和梁羽生写武侠小说都是因为你发起。

　　罗孚：(笑)其实这就是拉稿的关系，搞报纸组织稿件，因为平常听他们俩谈得很多，马上就找他了。我觉得值得说的倒不是找他们写，而是第一篇稿子产生的速度非常快，这是别的报纸少有的。今天比武，当时马上就找到陈文统，第一天决定要写，第二天陈文统就交稿了。而且就在第二天报纸上登预告了，说明天登武侠小说，第三天小说就出来了。没有更快的了。

　　南方都市报：陈文统为什么用“梁羽生”这个笔名呢？

　　罗孚：后来他解释了，南北朝时是“宋齐梁陈”，梁在陈的前面，陈是继承梁的，羽是他们喜欢宫白羽的武侠小说。

　　南方都市报：金庸是把查良镛的镛字拆开。

　　罗孚：其实《龙虎斗京华》写得普普通通，那是第一篇。当时读者反应还是比较热烈，所以以后才搞得下去。

　　南方都市报：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也是在《新晚报》刊登吗？

　　罗孚：是。当时不是有个《商报》嘛，《商报》看到《新晚报》登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有读者，他们就要求梁羽生替他们写，我们只能同意梁羽生给他们写，因为当时要支持《商报》嘛。这是我们办的左派报纸，准备继承《大公报》、《文汇报》的。武侠小说有读者，我们当然要让梁羽生替他们写了。我们自己还得写啊，当时马上就找到金庸了。他也很乐意。

　　南方都市报：金庸的《书剑恩仇录》比《龙虎斗京华》写得更好。

　　罗孚：《书剑恩仇录》比较成熟，《龙虎斗京华》是匆匆忙忙赶出来的，写得也比较短。

　　南方都市报：金庸就是在《新晚报》呆了几年之后，去电影公司写电影剧本？

　　罗孚：对，长城公司。他一边在《新晚报》做编辑，一边写武侠小说，他也写电影，后来帮长城公司写，搞了个《绝代佳人》，是夏梦主演的吧。

　　南方都市报：创办《明报》的时候，金庸才三十几岁，刚开始的时候境况很惨，当时是跟第二任太太在一起。

　　罗孚：第二任太太朱梅协助他创业，尽了很大的力，她很能干，帮他做了很多事情。跟他到底怎么回事的我们就不是很清楚。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他的社评写得怎样？

　　罗孚：他的社评写得不错，另外一方面是有的问题别的报纸不能谈，他能谈，谈得又比较中肯，当然声望也就提高了。他好像是继续老《大公报》的传统，《大公报》当年作为知识分子办报，书生论政，讲了很多东西。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有人恐吓他说送炸弹到他办公室去。

　　罗孚：1967年的“反英抗暴”，当时有人威胁说要干掉他。

　　南方都市报：很多人提议金庸将社评结集出书，但一直都没有出。这很奇怪。

　　罗孚：武侠小说跟社评是另外一回事。武侠小说一直能保持和流传的。社评是与时俱进，与时俱亡的。(笑)

　　南方都市报：你看他的武侠小说看得多吗？

　　罗孚：他们俩的小说我都看得很少。金庸是自成一体。梁羽生也有自己的风格，他对对联、围棋、象棋有研究。

　　南方都市报：后来他们俩的关系好吧？

　　罗孚：表面上还是不错的，见面客客气气的。在我看来，梁羽生对金庸多少有点不服气，但是他也不好说出来，毕竟金庸名满天下。他并不去跟金庸相比，但实际上又在相比。

　　南方都市报：梁羽生写过一篇《金庸梁羽生合论》。

　　罗孚：这是我要他写的，他说他要用笔名，但要我承认是我写的，不是他写的。到了“文革”以后，香港中文大学开一个武侠小说研讨会，还出了一本有关文集，里面写文章的刘绍铭提到这篇文章，肯定是我写的。我在北京看到，事隔这么久我觉得应没什么问题，我就写出来了说这文章是梁羽生写的，因为我觉得文章也没有问题，但是金庸的那帮拥趸看了不服气，有人就写文章骂梁羽生，说他捧自己。我本来意思是说这文章就由我来负责，因为是我让梁羽生写的，谁知道他们就更骂梁羽生了。

　　南方都市报：后来有没有见他们一起下围棋？

　　罗孚：机会不多，一个在《大公报》，一个在《明报》。梁羽生写的这篇文章登出来之后，《大公报》的负责人跟他说，你写这个东西要准备死无葬身之地，说他不应该写这篇文章去捧查良镛。所以他变成左右不讨好。

　　南方都市报：查良镛去办《明报》之后，你跟他交往多不多？

　　罗孚：熟，还是跟他有来往，所以他后来常常跟别人讲，当时《大公报》很多人都不理他了，只有我跟他有来往。

　　南方都市报：后来他的《明报》在商业上越来越成功，赚了很多钱。

　　罗孚：《明报》在这方面是成功的，但是报纸本身来讲是怎样的，也很难说。我以为《明报》有成功的地方，也有不怎么成功的地方。写武侠小说当然是成功的。(笑)

　　提携后辈

　　罗孚爱交朋友。在北京，他常与黄苗子、杨宪益、丁聪、王世襄、范用、邵燕祥等朋友饮酒吟诗。在香港，他提携后辈不遗余力，率先撰文向内地介绍董桥、亦舒、林燕妮、西西等作家。1980年代末应沈昌文之约用笔名“柳苏”在《读书》杂志上推介香港作家，沈昌文当年说：“我们又大胆地请柳苏先生连续三期畅谈几位香港作家，包括新派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的作者。柳苏先生熟谙港人港事，许多人、书、事都是他亲历、亲闻。文章不仅生动而富文采，而且具有史料意义。”(《请柳苏出场》)在1989年4月号的《读书》杂志上，柳苏的《你一定要看董桥》一文影响深远。此文之前，董桥的书要在台湾出，是怕在香港卖不出去；此文之后，两岸三地争看董桥。1990年代，罗孚结集出版了《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又主编《香港的人和事》。

　　南方都市报：许多爱书人都忘不了你的那篇《你一定要看董桥》。

　　罗孚：董桥当年在伦敦的时候，我找他写过伦敦一些小事，写了几篇他就写不下去了。后来我到北京之后反过来替他写一个专栏，叫“燕山诗话”，在《明报月刊》登的。当时看董桥的文章看得比较多，董桥的风格比较突出。不过我觉得近年他写文章的路越走越窄，都是写些古董什么的，他说他不想继续写给年轻人看的东西。趣味比较窄，我们看还比较合适，一般读者恐怕就不一定了。

　　南方都市报：他三四十岁写的文章感觉不错，有英伦的风情，心境又寂寞，而且他不断地有文风的突破。后来陈子善还把这篇《你一定要看董桥》作为一本书的书名。

　　罗孚：广州不知哪个出版社比较早出董桥的文章，当时国内还没什么人出，想把我的这篇文章附在书的后面，后来主持审稿的人就问：为什么一定要看董桥？(笑)就抽掉了。

　　南方都市报：怎么想出这么有意思的标题？

　　罗孚：主要是因为当时人家认为香港是文化沙漠，我的意思就是你们看董桥嘛，还能说是文化沙漠吗？！是针对“文化沙漠”来讲，意思是你要看全面的东西才能了解香港的文化情况、文学情况。

　　南方都市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1950年代初期南来的作家学者对香港文化有很大的影响。

　　罗孚：对。因为他们人虽然走了，但作品也留下来了，还是有很大影响的。以前人们讲香港是文化沙漠，现在香港文学活动还是很多。

　　南方都市报：文学之外，香港文化还有很多精彩的东西。艺术方面像林风眠、黄永玉、刘诗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都到香港来，在艺术上大有作为。

　　罗孚：“文革”后林风眠从上海来香港，好像是我替他介绍的。他跟我们家里很熟，常来我家里看我的小孩和孙子，跟我们好像一家人似的。所以他去世后我作了一副挽联：“情义难忘，待我全家如骨肉；丹青不朽，知公百世有辉光。”

　　南方都市报：你编《香港的人和事》一书又是怎样的故事？

　　罗孚：牛津大学出版社要搞一本书，可以申请艺术发展局的资助，要我替他们弄一本，那时我刚好去美国，在那里联系一些人写的，里面有一篇引用了一句话：香港“除了金庸，只有平庸”，意思是香港只有金庸，别的就没有了，但这句话是谁讲的我查不出来了，好像是台湾一个人讲的。香港金庸当然是不凡了，但是除了金庸未尝没有别的东西。

　　B14－B15版采写：本报记者李怀宇

　　B14－B15版摄影：林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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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高寿85，但罗孚仍乐于接触新事物，最近开始学起了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