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三李”（周至县李二曲、眉县李柏、富平县李因笃）是明清之际陕西关中地区乃至全国具有代表性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对关学的承传与发展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对关中地区民风、民俗及人文素养影响深远，他们的许多思想及高尚品德，仍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和教育作用。我们特别采访了陕西传统文化研究院院长郑涵慧女士等专家，为您进行详细的解读。
李柏的生平交游
李柏，字雪木，号太白山人，生于明崇祯三年（1630）五月二十六日，死于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七月二十四日，祖籍褒城（今勉县），七世祖徙居眉县曾家寨，以农耕为生。
李柏九岁时父亡，“门户衰弱，更兼赤贫”，母奋力为之延师就读，入小学，往往出奇语惊人。十五岁时明亡。十七八岁，“尝步观九原，顾墟墓垒垒，叹曰：‘百年后化为荒烟蔓草，学者当为身后计。欲为身后计，当别有正学。’遂尽烧所读帖括，潜读古书。家赤贫，膏火不给，或升高照月，或燃香烛字，至鸡鸣方寝。”
二十岁，“会童子试”，而“志在山林，避不就。”最后，都由“其兄迹之回”。二十四岁，迫于母命，“举博士弟子，累试高等”。
曾家寨距太白山约20里地，李柏首次登山在二十二岁，之后终生都在太白山里外出入。虽然他足迹遍关中，而且在陕南曾有三年居留，甚至应邀远游衡州，但太白山始终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无愧于“太白山人”的雅号。
太白山上，他的主要事务是读书写作，其次是农耕。开头是他一个人去，到他四十七岁这一年，由于避兵，举家移入太白山。山居的生活自然是十分艰苦的，但对李柏而言，他只能忍受，也是能够忍受的。另一首五律《浩然之气》说：“我有浩然气，寥寥结石林。辞赋空怀古，牧樵半友今。愧无补天手，且安避地心。无人知此意，松月在高岑。”
太白山外，关中名胜他几乎都寻访过，来往最多的是西部周至、凤翔、歧山、武功、扶风及长安附近。因为他的交游多半在这些地方。此外，他往返于这些地方，有时是为了躲灾避荒，有时是为了坐馆教书。李柏的坐馆教书，见于记述的有三处：一是周至赵氏，时年39岁，约一年半时间；二是洋县张仲贞太守家，时年65岁，断续约二年；三是耀县李穆庵刺史家，时年69岁，次年即患病返眉。
六十一岁时，先前在歧山任过知县现任衡州司马的好友茹紫庭邀请李柏南游衡山，当年九月出关，次年三月北返，五月四日抵家。这是最远的一次旅游，也是他最感惬意的一段人生经历。他在文中说：“此一游也，收尽东南之胜”。不巧的是，归来即遇上关中大旱，不得已而复南下汉中。这也是一次虽然悲凉却也慷慨的远行。两次远游，振奋了他的精神，更坚定了他的山林之志。
李柏的交游，虽说不广，但对一个绝意尘寰、专事隐居的人而言，也可以说不少，尤其到了晚年，“高风逸韵，风动关中”。时任眉县知县的骆文如此叹道：“嗟呼！于山见太华之高，于水见黄河之大且深，于人得见太尉而后可以无憾。今余之获与先生游也，其亦可以无憾矣乎！”而与骆文同时任职眉庠的王于京一直想会见李柏，却因李柏避荒迁于汉南深自贬抑：“自恨腐草朽木之质，终非教泽所得加也！”大体可以说，关中、汉中多数府县的文武官员、学者名流，其品节绝俗者都与李柏有深浅不同的交谊，其中有少数人多少都给予过他生活上的资助。但一般说来，李柏不予接受，且大多不回访，亦不言谢。
康熙十七年，李柏四十九岁。是年李天生被征入京。在京城，天生“数称先生贤，人始有知之者”。于是，便有接二连三的征书荐牍，但李柏不为所动。
李柏著述不少，可是流传下来的不多，仅《槲叶集》四卷（包括《南游草》），作者自叙仅24字：“山中乏纸，采幽岩之肥绿，挹心血之余沥。积久盈筐，遂为集名”。
李柏的隐居思想
研究李柏，首先要考察的是他的隐逸。因为他诚诚实实、的的确确做了一辈子的隐士，隐逸是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是他的生命。
在隐逸问题上，李柏之奇就在他还在青少年时期，初省人事，就决意舍弃功名走隐居山林的道路，而且越过千难万险一直走下去。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任何人尤其是贫寒子弟，要能过上大体像人的生活，惟一出路就是走学优则仕的道路。李柏为什么决意不走？从多处记述看，他是看到古人的嘉言善行而决意仿效古人。这一面可见那时的《小学》这类启蒙读物的感人至深，从李柏一面考察，在他还远未洞悉世道人心的少年时代，这确实与他的天生资质先天禀赋有一定关系。
隐逸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士品问题，即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品格修养问题，而品格修养是包含多方面的思想内容与社会内容的，而且是有具体的历史含义与现实价值的，即是说是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变动不居的。
就李柏而言，首先，他从小就树立了一个崇高的或远大的人生理想或目标。为此，他对自己提出了极其严格的要求，这主要体现在道德修养方面。在贫富贵贱与道德的关系上，李柏有自己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他说：“普天下万世人，皆知富之为富，而不知富而不能蓄道德者之大贫也；皆知贵之为贵，而不知贵而不能为圣贤者之大贱也。皆知贫之为贫，而不知贫而蓄道德者之大富也；皆知贱之为贱，而不知贱而知耻能为圣贤者之大贵也。”顺理成章，他勉励自己和朋友“与其有位而不知耻，何如无位而为圣贤；与其有财而不闻道，何如无财而蓄道德”。由此他甚至径直作出“富不如贫，贵不如贱”的价值判断。因而，他仿效别人的做法为自己编制了“功过格”，从而把每日的功与过、成绩与缺点凭借一定的符号记录在案。
道德问题，说穿了，就是如何看待精神追求与物质享受的问题。李柏之所以时时、事事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一丝不苟，正是力图使自己在二者之间有一个正确的选择。《槲叶集》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论说，其核心是贬损物质作用而高度赞扬精神的万能与不朽，从而要求自己心悦诚服地去私、去欲、去贪。“简而繁，伏而翔，约而博，晦而光；至贫而富不可量，至贱而贵不可当，至无而万有张皇。”贪欲的对立面是淡泊，《淡园记》与《仲贞张公淡园跋》将一个“淡”字真发挥到淋漓尽致、神乎其神的地步：“淡之风清，淡之韵高，淡之用简，淡之致闲，淡之情静，淡之气穆，淡之思定，淡之操严，淡之行廉，淡之量弘；弘则不忮，廉则不贪，严则不滥，定则不扰，穆则不浮，静则不躁，闲则不劳，简则不烦，高则不俗，清则不污。不污不俗，得淡之品；不烦不劳，得淡之性；不躁不浮，得淡之养；不扰不滥，得淡之体；不贪不忮，得淡之神。盖神淡无往不淡也。万物，一淡景也；万世，一淡时也；天下，一淡局也。淡之德至矣。”
在李柏看来，他这样的人生理想、道德准则与精神追求在“世俗”社会是无法实现的，原因就在“世界，万丈淤泥也”，惟一的出路就是走隐居的道路。
决定李柏走上山林之路除了上述道德修养上的缘由外，更重要更直接的也是对刚刚入主中原的大清政权的态度问题。这方面与归隐山林“不事王侯”、“不求仕进”关系密切，在研究隐逸问题时历来格外引人注目。
以上我们从李柏确立远大的人生理想方面分析证实隐逸问题的实质在于士品。从士品角度考察，体现在李柏身上，其次就是他在确立了远大的理想以后能够不避千难万险克服重重困难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是不可或缺的。在通常情况下，能否为实现理想而奋斗不息并最终获得成功比确立远大理想更要不易，因而更能显现人的品格。对李柏而言，甚或对历史上多数隐者而言，这方面更要艰难。因为它不是正面地为自己的理想奋斗，而是取其反面走一条迂曲坎坷的路。浅显地说，这些人不能在绝大多数人生活的人世间去努力去奋斗，采用绝大多数人的方式和方法，而是必须远离人群选取与人们背道而驰的方式与方法；他们决不可能是太阳，最大限度只能是月亮，却要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所以，李柏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心态和情绪，不断给自己加火升温，增加热量，激发奋斗勇气，与种种不健康的精神因素作斗争，以战胜各方面的困难。这就需要不断地读书，并且要时时付诸实践。
这里，首先需要解决的仍然是仕与不仕的问题。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就是说，要仕不单有忠奸问题，还有人格受辱的问题。最后他的选择当然是清楚的。《仙人图赞》流露出他的乐而忘忧的情怀：“松耶柏耶结吾屋，霞耶气耶果吾腹，鹤耶鹿耶侣吾独，云耶烟耶着吾服。易简乾坤，无往不复。”
在隐逸家那里，特别对李柏这类遁迹山林的人而言，最难耐是饥饿和物质的匮乏。要战胜这方面的困难，是需要巨大的精神力量的。解决吃饭穿衣的问题，李柏只能依靠农耕，但本来就贫，天灾又多，收成是绝对好不了的。至于山居的耕种，要勉强度日是困难的。他的朋友不少，许多都是名门望族或在职官员，接济的人肯定不少，但大约除了武功豪士焦卧云、歧山知县后任衡州司马的茹紫庭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的馈赠他时或受之，其余多未接受。这么一来，他的生活确实狼狈不堪，说一年到头挣扎在饥饿线上诚不为过。
面对这种局面，李柏只能凭借精神的力量，其主导的方面是从古圣先贤、忠臣义士那里汲取榜样的营养。
在隐居的道路上，李柏所遇到的困难所要经受的考验远不止这些，比如他要经受人们的讽刺打击的考验，要经受寂寞与孤独的考验，还要经受志高行芳却不为人知的考验等等。这些，李柏都熬过来了，《槲叶集》于这些都有精彩的记述。我们认为，在历代隐逸者身上，有一个士人对士的使命感的自觉和把握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也属于思想品格道德修养的范畴，对隐居者实施隐居、步入山林是有相当作用的。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知识阶层尤其是其中上阶层，不自觉作为知识阶层的使命感，把自己混同于普通人，这是非常危险的。李柏就不是这样，他要做杰出的人，尽管有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和考验也在所不避。在这种精神支配下，他有许多闪光的思想与精警的论说。
李柏的诗文解读
作为儒者，李柏没有留下多少专门探讨儒学理论的著述，《槲叶集》中最多不超过十篇。据我们分析，不会因为年久失传，而是他未能在这方面花多少工夫。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他没有像许多儒者大师那样聚徒讲学，然后由门人整理结集；二是本没有用功撰著。事实上，李柏的学问是极其博大精深的，而且思力过人，见解独特，他完全可以有很大建树。他未能留下多少著述，一方面是他的生存条件太严酷了，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他认为做学问的目的是提高自己的修养，充实自己的能力，然后用来改造社会、治理国家、造福人民；像他这样生不逢时不可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时，就只有一个目的即改善自我。而做学问的方法惟有读书和实践，似乎无需撰著什么理论著述。至于他人，“人人好学，人人可为圣贤”，其方法途径也一样，似乎也无需什么多余的理论指导。值得注意的是，关中三李在这一点上大体是相同的。因而，《槲叶集》中的文章，连同那些漏而未收的基本都是所谓抒发性灵的诗文。这些诗文可以看作他的实践的记录。其实践是做学问、学做圣人的实践，具体说就是隐逸；其记录就是记述描绘在隐居中所见所闻所处以及思想情感，毋宁说是时时事事处处的心理调整。其中时忧时乐、时哭时笑，应有尽有，却不可做等闲观。
李柏的文章有三个特点：第一，观点新奇。首先体现在一些史论和历史人物的评议中，其次体现在对儒、道、佛的某些思想观点的论说中，再次也是最多的体现在对日常种种事物的评议中，最后体现在一些对文、诗、书法等艺术体裁的议论中。这些观点都能言之成理，显现出缜密的思辩能力和渊博的学识，最后都归拢于儒学的思想体系，确实能开人心智，使人心悦诚服。
第二，变化多端。李柏的文章，决不作寻常建构。本来一个平常的题目，在他笔下总是别有布局，其首尾与中间折转总是出人意料。因而，他的文势很好，大都奇崛险峻，用他常用来评说别人也是别人常用来评说他的一句成语来说：“其犹龙之变化不可物色矣”。这种变化，即在一些三言两语的书信中也有显露。
第三，词色好，音韵美。限于篇幅，仍看一篇书信短制《与焦卧云书》：“腊雪分手，又至夏杪；寒暑相催，添人白发。骥齿加长，尚啮枯草之根；虬甲已成，徒蟠蹄涔之水。自比管乐，生平之画饼何多！神游唐虞，毕世之梦魂空结！衰也长叹，泪流比干之心；老矣增悲，声咽李耳之舌。面上之唾，时时令其自干；背后之嘲，日日任尔丛集。剑山星斗，渐蔽尘埃；砚海蛟龙，无复飞跃。田间作苦，惟偕犊子蠢蠢；泽畔行吟，只共蛙儿小小。一腔怨恨，满腹伤心，匪卧云莫可告者，惟卧云始为知者。”
李柏的诗，其质量决不在李杜之下。原因何在？首先是思想情感的问题。用今天的话来说，艺术家必须深入生活，了解社会，熟悉人民。李柏对于这些，不仅是深入、了解和熟悉的问题，他是把社会、国家、家庭、个人完全凝结为一体了，这是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家所不可望其项背的。因而，他的思想感情既博大深沉，又极其纯粹，与广大人民群众是声息相通的。
其次就是表达技巧的问题。这方面，李柏主要强调“出于天机自然”。他说：“三百篇，率于性者也……此三百篇所以为天下万世诗祖也。”但由于他学富五车，诗思不凡，这个所谓的率性自然实在是非常人断须镂肝所能及。
李柏的《槲叶集》，流行的说法是五卷，也有说十卷的，而今本流传的为四卷，内含《南游草》一卷从集中某些述说看，尚有一些著述未能收入。此外，李柏是精于书道的，其部分书法作品至清末民初还有收藏，眼下也不得而知。所以，《槲叶集》到底有多少卷、哪些著述未能收入、哪些是可以找到的、哪些已无法查找，这还都是个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