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立的世界诗歌日，旨在倡导人们回归吟唱传统，通过诗歌促进世界和平。同时这一天也是世界森林日和世界儿歌日，更是春分，森林无边的绿意与孩子们的天真烂漫，构成了诗歌语言的土壤以及光芒。我本周的采访活动也多与此有关。作家赵熙、书画家胡文龙、胡西铭、马师雄、教育家杨积祺等与西安和平中学的师生们一起同赴“阳光笔会”；诸如“诗歌之美”之类的演讲和吟诵活动在西安一些高校和书城举办?鸦省诗词学会会长雷树田、省美协创研室主任王金岭、陕师大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李震等专家也
就相关问题发表了看法……春天里万物复苏，预示着生命和希望，所有的生长，开始像诗情一样萌动。而阅读那些美好的诗，会像阳光，驱散我们内心的蒙尘，会如春雨，润入这烦杂的生活缝隙之中。
雷树田 关于诗词的人生
我最早认识雷树田教授，是在一次关于传统文化的笔会上，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发言与众不同，他说以唐诗宋词为核心的中华诗词，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文学珍品，是桂冠上的明珠，也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传统文化精品，学习、继承、发扬和发展她，是我们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他即席赋诗且当众吟咏，其状声情并茂，其态意兴遄飞，其效绕梁回旋。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后他给我的名片上，用书法体印着“杏坛文丐，诗苑怪客”，更是显示出了他的特别来。
雷树田教授祖籍陕西合阳，现为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西北大学中国诗词研究中心主任，全球汉诗总会名誉理事，世界汉诗总会副总会长、陕西诗词学会会长、西安诗词家协会主席、陕西老年诗词学会会长、陕西省楹联学会高级学术顾问等等。一长串的头衔，可以说都与诗词有关。其中，陕西省诗词学会会长最为引人注目。陕西省诗词学会是经省社科联批准，省民政厅社团处登记，于1988年成立的。十多年来，学会组织开展了多次较高水平的专题研讨会、报告会、交流会，坚持编印《陕西诗词》，会员发表出版了大量诗词作品和研究著作，其中有许多成果获奖，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2005年10月底的换届中，雷树田当选为会长。雷教授告诉我，学会现挂靠在省文史馆，截至3月中旬，已有正式会员1028人，这些会员几乎分布在全省各地和有关兄弟省市，上至中华诗词学会、下至各省市诗词社团。美国、法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诗词社团，都与陕西省诗词学会有着各种形式的联系和交流。
多年来，雷树田教授一直从事教学、科研、创作工作，专门研究古典文学。先后在国内外诗词刊物和报刊发表诗词500余首，诗词论文百余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正式出版了《诗词曲赋联语格律》、《唐宋诗词新话》、《唐诗格律十三讲》、《世界诗学大辞典》、《当代中华诗词大辞典》等十余种。这些著作，擅长诗词艺术的研究和探索，注重深入实际感悟人生，其作品以极为凝练的笔墨，烘托出极为深邃的意境和宽广的情韵。无论是谋篇布局还是遣词造句，都显示出娴熟的艺术功力，创造性地实现了景致与情怀、现实与历史的和谐统一，自然而然地从多种角度折射出馨香的品德和高洁的志向。我去拜访时，雷教授刚刚出版了他的诗词集《然后知集存录》的上篇，收集近50年来创作的诗词近2000首，在整理存稿时，雷教授很赞赏晚唐诗人杜牧“尽搜文章阅千百纸掷焚之，才属留着十二三”的严于律己重视质量的创作精神；但是，他更主张存实存真，不因时势变化而随意改动原作，目的是让读者看到一个发展变化的真实的人的心路历程，也看到一个时代的真实历程，多年来，他从不相信那些所谓“诗圣”、“诗神”、“状元”之类的评奖。他说：“诗人和作家如果想名垂后世，一靠高尚的人品，二靠高质量的作品，三要靠对社会多做好事。作品有无价值，往往由后世人评价；杜甫的‘诗圣’、曹雪芹的《红楼梦》———都不是他们的时代评奖评出来的，也不是靠数量和所谓当代名家吹捧出来的！”
在《诗学论语》一文中，雷教授集中表述了自己对于诗词的一些基本观点。什么是诗？雷教授认为，诗是用极其凝练、形象、生动、富于音律性、节奏性、蕴涵性的民族语言来表达诗人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和体认的一种最具精华性和抒情性的文学形式。“与别的文学形式相较而言，好诗可以说是文学的文学，是文学精华的精华，一个没有自己民族诗歌的民族，就是没有民族文学精品的民族，这恐怕不是言过其实。”雷教授认为，读古人的诗词曲联———就是读他们的为人、为学、为官、为民、为国的实际事例和真情实感，就自然而然地从中受到感染、熏陶，从而使自己通过自身的实践和修养，将这些人文精神内化，涵养成自己的内在品质和价值观念，使自己在学习其它人文知识的同时，逐渐形成丰厚的文化底蕴、高尚的思想情操、高雅的文化品位、健全的人格品性，在全面和谐中发展成长，利人利己。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人文化”，就是人类在长期的共同物质生产和交往过程中，不断创造积累的，使人不断远离低等的“动物性”，具有高等文明“人性”的各种生活、生产、交往方式和意识理念的总和。这个过程主要靠个人后天不断向善的艰苦磨练。而在谈到古典诗词与新诗的关系问题时，雷教授的态度非常明确，他说：“我个人以为白话自由诗和古典诗词，或者说是传统诗词、旧体诗词等，还是应该彼此承认，长期共存，双峰并峙，双水并流，互相学习，扬长补短，各自发展，和平竞争，各出精品，争取都能长久地流传。”这是他长期大力倡导的观点，也是许多诗词界人士的共识。
王金岭关于诗画的变形
“诗情画意”，不但一向为诗人画家们所孜孜以求，为评论家们所津津乐道，而且在民间的审美习惯和艺术趣味中，早已形成了一条重要的心理标准。唐代诗人兼画家王维，在诗歌创作上多得益于他在绘画方面的丰富实践和高度修养；在绘画方面又借助于他对诗歌的精神造诣。宋代诗人苏轼认为“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画兼妙且相互结合也是苏轼所追求的艺术境界，他更是提出了“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的精辟见解。推而广之用类似赞语来品评诗人或画家的创作和作品的，历代举不胜举。如“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文书画，相为表里”等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中国美协会员、陕西省花鸟画研究会名誉会长王金岭先生对此也是感悟颇深。
王金岭1940年生于河南新乡，青年时期四处漂泊，仅在东北就呆过8年，后来辗转落脚陕西，如果没有遇见石鲁先生，他或许还会干他的外贸工作，云淡风轻，一直到老。“是石鲁亲自点将让我进入省美协工作的，这是我当时连想都不敢想的事！”现在担任着省美协创研室主任的王金岭，提起当年事来，言语间依然充满了对大师的感恩之情。而石鲁先生给土风画派的题词：“乐天爱土，以民为风”也一直激励着他，如同文章书作中那口真气一样将贯穿于他从艺之路的始终。我最早是通过著名军旅画家郑全铎先生认识王金岭的，他们住在西安城南的同一个院子里。郑全铎尊称王金岭为老师，诚列桃李门墙，时时切磋精研，遂画技大进，这其中自有郑全铎的勤悟，也更见王金岭的功深。在几次的聚会中，张扬而拘谨的王金岭总是主张“少临帖，多看帖”，要以感悟见长，以“悠悠心会”取胜；他还大力强调“没有细节就没有艺术”，常常让我想起石鲁画作中精雕的“细”来。
在王金岭的画册中有几句介绍：“金岭画风沉雄，笔墨恣肆不羁，于常见题材中独出心裁，所作寒山、野鹤等具有强烈的西部风格和东方意味。”但于我而言，却并无资格评论他的画作，我只能洗耳恭听他对于诗画变形的阐述，从中受到一些启发。话题就从李白写心的诗句谈起，王先生说：在李白诗歌章句的衔接中，常常可以找到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比如一颗心，在李白的笔下，时而会变作“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中颤抖的红叶，时而会变作“归心落何处？日没大江西”里的残阳，时而会变作“客心洗流水，遗响入霜钟”里晶莹的卵石，时而又变作“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里无暇的明月———读后，谁能不在李白给定的境界中神驰，去领略他的欢乐与辛酸？
王先生又进一步举例说明，李白诗中的变形手段也表现在其他方面，如在《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其二）写道：“船上齐侥乐，湖心泛月归。白鸥闲不去，争拂酒筵飞。”这里，月夜广阔的洞庭湖水面，被“齐侥乐”荡起的粼粼波光，在醉眼下飞动起来了，白鸥，不愿离去的群群白鸥，“争拂”小舟起舞，醉中的李白摇橹摇得越欢，越是“白鸥闲不去，争拂酒筵飞”。何止波光如白鸥，李白那广衣宽袖不更飘然在那水天一片的迷离中吗？水就是水行吗？不行，深夜也不会有“白鸥”、“争拂”。只有在艺术家的意象中，那个水的形象是白鸥，李白又与白鸥为伍———诸如此类的例子，在历代诗歌中不胜枚举。
“我国诗画都很讲究变形，似乎不变形者，诗情画意就不那么浓。诗中变形，常以‘比’的手法表现出来，借物咏情，是借助比物来表达诗人对被比物感情的。思维是靠形象的传递去表达。而画家则是将被比物与物揉在一起，着力刻画两种形象‘似与不似之间’的意象。至于似到什么程度与不似到什么程度，那就看这种意象表现出来没有，看画面形象能否使观者在迷离中很快意识到形象以外的新的观念。假若诗好像黄色与蓝色并列，在读者心中产生绿色的效果，那么画面则是直接绿色效果，我们常常可以在诗中，或者其他文学作品中吸取到营养，从他们的比和被比物中得到启发，李白写心就是很好的例子。而石鲁《高山放牧》一画，在羊群、溪流的变幻中也能很快让人得出‘丰盛’的观念。”王金岭先生深有见地的分析道：“现代绘画强化了绘画的不可取代性，人们在变形上作了深入研究，强调的不仅仅是情感、理念范畴，进而引申到自然科学界，这些作品，同样可以骚动观者的情绪，发挥艺术品的功能。”
我总是固执地认为，一切艺术都是通向诗的。诗，不但是开启书画家笔情的钥匙，也是作品的格韵与灵魂。“诗情画意”归根结底是艺术家自身真心本我的流露，它与书画家德识才学等画外之功的全面修养密切相关，而这也是对有志于书画学习者提出的最高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王金岭的经验之谈值得后学者深思。
李震关于诗歌的批评
有一种说法：属兔的人往往天生温顺老实，沉默寡言兼备巧妙的口才，深受他人爱戴，具有独特的气质和鉴赏力，在设计和创作方面均很出色。李震教授生于1963年，这一年是兔年，上述几项特征在他的身上可谓挥洒得淋漓尽致。他是年轻的文艺评论家，心灵世界丰厚而激荡，精神气质剽悍而诗意，其思想与行为始终在感性与理性、诗与哲学的临界线上奔走，因此可以说他是宿命般地选择了诗歌批评。在他心目中，诗歌批评不是哲学，也不是诗，而是诗化的哲学或哲学化的诗，是诗与哲学之间的第三种独立创造。这些素质与观念决定了李震诗歌批评的基本个性：激情与思辨、灵性与逻辑、现象与观念、毁坏与重建、精彩的言辞与极端的理论浑然一体。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大学诗歌机构读硕士时开始诗歌批评写作到现在，李震的诗歌观念与批评角度虽然在不断变化、深化，甚至在自我否定，但他的这种批评个性与风格却始终一致且逐步走向成熟，跟那些在诗人诗作后面泛泛而论的诗评家相比，李震的诗歌批评具有雄厚的理论根基，他正在形成自己独立的批评话语系统。
2002年，李震由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调入陕西师范大学，他的诗歌教学深受校内外学生的热爱。后来，在文学院副院长任上，由他负责主持的“长安大讲堂”在西安高校中有着广泛的影响，每次他的精彩评介都会为嘉宾的演讲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让莘莘学子们记忆深刻。2006年的阳春三月，我见到他时，他刚刚走马上任，担当了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时少而事繁。我们非常简练的谈话因此只能在他工作的间隙进行。他送我一本《母语诗学纲要》，这是他的第二部诗学批评著作，在该书中，他以汉语、汉语诗学以及汉语文化哲学为依据，首次提出建立语种意义上的语言诗学———母语诗学，他对此的一系列分析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开拓性意义。由此可见，李震的研究是面向整个母语诗学的，但是他也并没有忘记对本地诗歌的关注，现在活跃在陕西诗坛的一些诗人，许多都是通过李震的评论文章而在诗坛产生影响的。大约是在十年前吧，诗人胡宽去世，李震帮助这位英年早逝的天才诗友整理出版了遗作，撰写了序言。李震的诗学批评远不止于此，在《母语诗学纲要》前后，他有百余万字的研究成果行世，包括《中国当代西部诗潮论》等专著和《神话写作与反神话写作———九十年代先锋诗歌写作的两种基本倾向》等重要文章，一些独到的见解也奠定了他在国内诗歌批评界的地位。
略微懂点诗歌的人都知道，追寻人类的精神家园一度成为现当代诗人喊得最响的口号，诗人们要么各回各的家，要么永远在回家的路上。对此，李震认为众多的本体（家园）神话都是静态本体观的产物，而真正的诗歌本体是一个不断被发现、不断被认识、不断被展开的动态结构。他在自己的硕士论文《诗符号论》中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本体不是一个孤立而静止的世界，不是太初和终极的存在，而是人类随着对自身和宇宙自然认识的深化，不断被发现、开掘和创造的动态展开过程。本体绝不是本体本身，而是人类寻求本体的过程和意向，是生命运动意义上的人自己！追寻本体正是一个‘人的发现’和‘人的解放’的过程。”这就是李震所提出的“动态本体观”，他以自己宏阔的理论洞察力对诗歌界乃至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本体论”问题作了一次实质性的总结。接着，李震选择了诗歌符号学作为自己诗歌批评的主要理论表述模式。诗歌符号学是一门在东西方都还未真正开启的理论领域，李震的研究是对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东方诗学与西方诗学的尝试性弥合，他的极富价值的探索具有独创的意义。
有了理论做底，李震的诗学研究一开始就显得与众不同，从他的论著中能够很鲜明地看出，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具有探索意义的诗潮、诗人及其文本的言说构成了李震诗歌批评的实践形态。先锋诗歌、西部诗歌、女性诗歌成为李震诗歌批评的三大实验基地。而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神话写作与反神话写作又成为李震诗歌批评的全新话语。他认为反神话写作是工商业文明中诗歌艺术可能存在的必然形态。这种形态将完成诗歌艺术的基础由美向真、由病态的崇高向健康的快乐、由悲剧向喜剧、由假设向实在、由书面经典式的母语向活在口语中的母语的过渡，而这些正是诗歌的艺术精神加入并照亮工商业时代的可能的途径。
一位长期关注并看好李震诗歌批评的老教授告诉我，李震是轻轻悄悄冒出来的。这句话说明了李震处世的低调、治学的勤奋和功底的扎实。作为批评界新生代的代表，李震具有这一代批评家独有的理论准备充分、观念新锐偏激、破中有立、视野宏阔的特点，同时也在承受着这一代批评家独有的寂寞。不过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这些恰恰是成就一番事业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