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真正的文学站出来发言
“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组委会秘书长谢有顺谈本届提名
华语文学传媒盛典
我过去也参加过一些文学推选的工作。经常遇到的问题，一是缺乏清晰、可信赖的标准、尺度，另一是干预过多。从过去几届的实践情形看，“华语文学传媒盛典”较好地解决了积习甚深的这两个问题，从而树立了它的威信。这种威信需要继续爱护、培养。在一个嘈杂、每年涌现大量文学出版物的环境里，发现、推荐具有创造力的作家、作品，虽不容易，但很重要。
——终审专家洪子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文学话题多年以来早就靠边了，突然回到公众关注的中心来，多少有一点扭捏，也多少有了一点新鲜感。我想，即使不去过高估计“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的价值意义，它多少也有一点强心剂的意味，给文学，也给对文学还心揣期待的人们。
——终审专家马原(同济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
一个真正的作家不可能为一个奖项去写作，也不可能为一部文学史教科书写作；但是，这不意味着文学推选或文学史教科书对一个作家是可有可无的，从最小的意义上说，文学推选即使不能提供某种标准，但也是文学生态的一个重要方面。
——终审专家林建法(《当代作家评论》主编、编审)
“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在前几年的运作中推选出了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和诗人，履行了它创立时的诺言。它能够在短时期里迅速崛起、成为中国文坛无可替代的评价视角，完全凭藉它公正、专业、独立的品格。这一品格给文坛带来了新的气象，清除了文坛沉沦的浊气。它对文学制度的重建已经产生深远的影响。
——终审专家王尧(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进行一种文学推选，其真正的目的是渴望借此建立一个自由、独立、创造的交流平台，使被遮蔽的优秀文学被发现，使一部分人的艺术良知被复活。文学的自由精神是无边无际的，没有任何一个圈子能够容得下这种庞大而复杂的自由精神在其中活动。文学所需要的空间，远远比我们所想像的、所能给出的要大得多。
——终审专家谢有顺(广东省作家协会一级作家)
我们想用一种更简洁的方式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所认为的2005年度的好文学
记者：今年这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可谓备受瞩目啊，因为之前三届所建立起来的强大的文学信任，使得越来越多的人都渴望知道“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对2005年度的文学成就会作出怎样的评价。在发布时间上为何比去年迟了？
谢有顺：发布的时间较往年迟，主要是我的个人责任。我被其他的事情耽误了。但这并不影响这一届文学推选的进度——我们揭晓最终结果的时间，依然选择和往年一样的四月上旬，在清明与谷雨之间。同时，考虑到这一年度文学推选已经成为文坛盛事，我们的文学立场、评价体系，通过往年的文学实践，已经昭示得非常清晰、明确了，关心当代文学的人，都会在这个时间将目光投向南方的这家媒体——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信任和关注，我们才想用一种更简洁的方式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所认为的2005年度的好文学。
记者：比起往年，这届推选工作，在专家阵营和具体运作上，可有什么变化？
谢有顺：变化不大，或者说我们并不追求这种变化；相反，我们想用一种更稳定、更执着的方式来进行这项连续性的工作，因为在这之前所建立起来的评价体系，已经相当成熟、有效，在业界也获得了良好的声誉，我们想有所坚持。在当下这个喧嚣的文坛，缺乏的不是变化和花样，而是坚持和积累。
记者：为什么不像其他的评选那样，不断地改进运作方式，不断地轮换专家、评委？
谢有顺：改进是基于程序出现了重大缺陷，而“华语文学传媒盛典”从诞生之日开始，就建立起了严密、专业的程序保证，根本无须像别的评选工作那样，等问题出现了才手忙脚乱地去改进——我们所需要的，不过是细部的完善而已。另外，做一件文学的公益事业，如果频繁地换人、不断地推翻已经形成的评价规则，恰恰会造成混乱和摇摆。因此，我曾说：“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固定专家阵营的目的，就是为了承担责任，也为了保持这个奖的价值连续性。在我看来，一个专家如果只参加一次评审，你就很难担保他会为他所参加的这次评审承担责任，相反，他很可能会将他仅有的一次权力用足，以致出现徇私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可能。固定专家阵营就不同了，如果大家都知道这次文学推选是哪几个专家评审出来的，那么这些专家就得为这个推选结果承担具体、明确的责任。道理其实很简单：惟有透明才能保证一次推选的公正；惟有一个人还在这件事情之中，才能叫这个人为这件事情承担责任。
有必要用坚定的方式将真正的文学从一种泥沙俱下的局面里分别出来
记者：你觉得有必要重申一下“华语文学传媒盛典”所坚持的文学立场吗？
谢有顺：其实，我们的推选工作所坚持的文学立场，正是真正的文学所要坚持的立场。在一个价值混乱、利益至上的时代，有必要用一种坚定的方式将真正的文学从一种泥沙俱下的局面里分别出来。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文学境遇正变得日益复杂和艰辛，为什么？因为文学正在丧失信念，写作正在远离作家的内心。有太多的喧嚣，太多的炒作，太多消费文化的影响，在左右着整个的文学传播，以致很多人的文学口味都被这些喧嚣和泡沫弄坏了，他们都不知道何为真正的文学了。今天，只要一提起文学，很多人以为就是那些面上的东西，就是当下炒得最热的作家和作品，其实不是。相反，有太多创造性的文学，因为寂寞就被喧嚣遮蔽了。这个时候，一年一度的“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存在的价值在哪里？就在于反抗遮蔽、崇尚创造，在于向人们重申真正的文学到底是什么。因此，年度文学推选的意义，说大一点，是为了留存一个民族的文学记忆，说小一点，则是一种必要的提醒——提醒那些对文学还怀有感情的人，重视那些创造者的努力，并张扬一种纯正的文学品质。就此而言，艺术性，探索性，创造精神，民间立场，对存在的敏感，新锐的力量，等等，这些品质，永远都是我们要刻意表彰并大力宣扬的。
没有王安忆可能是一种缺憾，没有余华的《兄弟》(上)却在意料之中
记者：从这种文学立场出发，你对这一届的提名工作有何看法？
谢有顺：这一届的提名名单，正是这一文学立场的生动说明。它整齐，纯粹。由于2005年度算得上是新世纪以来的一个文学丰年，所以，提名本身已经是一次激烈的竞争。进入提名的肯定是该年度有重要成就的作家，但遗漏也在所难免。好作品太多，而许多的好作品，是需要时间来淘洗和发现的。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对一个年度的文学成就作出全面、准确的判断，难度太大。因此，我们在坚持自身的文学信念的同时，也强调“华语文学传媒盛典”所提供的不过是一种评价视角，一种可能有遗漏和缺失的视角，而更全面的评价，只能留待历史和时间来作出了。
记者：以你个人的眼光看，这一届的提名名单有哪一些缺失？
谢有顺：提名的过程是一个团体工作，而任何团体工作，最终都会是一种妥协和平衡。坦率地说，就我个人的判断而言，我对这次的提名名单也不是没有遗憾的。比如，像王安忆这样重要的作家，2005年度也出版了长篇小说《遍地枭雄》，但没有在这个提名里反映出来，我想，专家们可能觉得像王安忆这样的作家，把她放在“年度小说家”里，显得轻了，假若放在“年度杰出作家”的提名里，《遍地枭雄》又不是她最好的作品，所以产生了犹疑。
记者：余华的《兄弟》(上)，动静那么大，但这次也没入围。
谢有顺：这倒不遗憾，因为《兄弟》(上)只是半部作品，而且它也确实写得不好，这点，专家们是有共识的。30张专家推选票中，余华只得了2票。少得出乎人的意外。一边是《兄弟》(上)的热销，另一边是专业读者的集体沉默，这构成了2005年度最为怪诞的文学景观。那么多的媒体议论，几乎都是余华自己一个人在说，他接受了数十家媒体的采访，可作家、评论家中，对这部作品进行肯定的，只有少数几个人。除了《兄弟》(上)，可能没有任何一部文学畅销书是以这种方式来完成自身的推广的。
记者：你以前对余华的写作评价很高，从个人的角度，你觉得《兄弟》(上)写得如何？
谢有顺：在余华的写作中，它根本不值一提。
记者：具体怎么讲？
谢有顺：余华是我的好朋友，我二十岁的时候就和他有交往了。但他写出《兄弟》(上)这样的作品，我的心里是很难过的。我举两个例子，你就可看出这部小说的粗糙了。一个是情节上的，在第43页，男主人公宋凡平在一千多人的面前，完成了一个扣篮动作(这是否真实尚可忽略不计)，紧接着，这个腼腆、善良的宋凡平居然跑到球场外，“意犹未尽一把抱起了李兰”，“一千多个人看着呢，他竟然把李兰举了起来”，你相信吗？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乡镇，在一个连夫妻上街都不敢牵手的有道德洁癖的年代，一个腼腆、老实的男人，不仅会扣篮，而且还会当着一千多人的面把一个寡妇(是寡妇！)“抱起来”、“举起来”？这是发生在中国的事吗？不是，这只能说是好莱坞的电影画面。另一个是语言上的，在第13页，余华写李光头小小年纪就知道用屁股的故事来换别人的三鲜面，“他知道自己在厕所里偷看到的五个屁股，有四个是不值钱的跳楼甩卖价，可是林红的屁股不得了，那是价值连城的超五星级的屁股。”“此后李光头学聪明了，他不再供应免费的午餐”，等等。——“跳楼甩卖价”、“超五星级”、“免费的午餐”这样一些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词，将它用在60年代的中国语境里、用在主人公的自叙(“他知道”)里，你相信这是出自曾以语言简洁、精确见长的余华之手吗？这样违背写作常识的例子，我还可以举出很多。在一部对现实进行“正面强攻”的小说里，假如在情节上失真，在语言上粗糙，它所写的那些残酷的现实就很难有说服力。因此，让文学的还给文学，让市场的还给市场吧。
有好几位优秀的广东作家，没有进入推选专家的视野，可见，文学质量与文学的影响力有时并不是成正比的
记者：这次的提名中，哪一项的提名竞争最激烈？
谢有顺：毫无疑问，是“年度小说家”这一项。尽管入围的这五位小说家，都是很优秀的。但在2005年度写出了好小说的作家，还有很多，比如范小青、刘庆邦、宗璞、刘醒龙、杨少衡、麦家等人，都发表和出版了很不错的小说。包括之前获过这个奖项的史铁生、韩少功等人，也在2005年度发表了重要的作品。这些人的成就，并不亚于入围的作家们，只是，专家们关注的重点不同罢了。
记者：广东方面呢，可有因地处边缘而被遗漏的作家？
谢有顺：有。比如小说方面，魏微是相当出色的，但她在2005年度没有发表什么新作，深圳的曹征路虽然发表了很优秀的作品，引起的重视却仍不够；诗歌方面，有实力的杨克在2005年度没有出版新的诗集，而出版了诗集的东荡子，作品虽然相当好，但知道的人不多；而在评论方面，张柠应该是很有竞争力的——可惜的是，这几位优秀的广东作家，并没有进入推选专家的视野，没有人投他们的票，这似乎印证了我的一个观点：文学质量与文学的影响力有时并不是成正比的；广东的作家，在经营文学的影响力上，尚有很大的缺欠。这未必是坏事，但是，优秀的作品不能为人所知，终归是令人遗憾的。
记者：海外的作家作品进入提名的似乎也不多。
谢有顺：对！这是一种无奈，由于交流上的困难，以及在图书流通上的有限，我们对海外的华语文学其实了解不多。尽管就文学而言，主体力量、优秀作品肯定多在内地，但不能否认，像台湾这样一些地方的文学，也有它的独特之处。如何才能将这样一些区域的文学更好地纳入专家们的视野，是今后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我们所推选出来的结果中，站出来发言的只会是真正的文学，而不是年龄
记者：上届重点推出当时还不是广为人知的格非的《人面桃花》，大家普遍认为，这是“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反抗遮蔽、崇尚创造这一宗旨最生动的体现。今年还会有这样让人耳目一新的结果出现吗？或者，今年会更关注年轻的作家？
谢有顺：我不能在此预设任何的推选结果。刻意地回避名家，或者刻意地标举新人，其实都是一种不诚实的表现；真正健康的推选文化，是真实地面对每一个作家的写作实绩。新作家写出了好作品，值得鼓舞；老作家写出了好作品，同样值得肯定。不能为了标新立异，故意扬新人而贬名家，或者以年龄来论成就高低。在文学面前，应该建立起平等、真实的评价体系。因此，即便在最讲究年龄的推选项目——最具潜力新人——中，我们首先注重的，依然是这个人的写作质量和出场方式，而非以年龄来论“新人”。“新人”说的是一种写作状态，而非写作者的年龄。但是，当下的文坛，以年龄来划界的现象非常严重，“70后”、“80后”这样一种文学进化论的描述方式依然盛行，这种命名贫乏的背后，昭示出的是一种思想的懒惰和专业精神的消失。其实，即便是“80后”一代的作家，也已经不年轻了。我曾经对好几位“80后”作家说，不要再觉得自己年轻，因为在差不多你们这个年龄，张爱玲已经写出了《金锁记》和《倾城之恋》，格非写出了《迷舟》，苏童写出了《妻妾成群》，而在比你们更年轻的时候，19岁的王蒙写出了长篇小说《青春万岁》，21岁的他写出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比起这些前辈作家，现在的年轻作家，还需要用更强大的作品来证实他们的存在。因此，年龄不会成为我们判断文学的依据，我们所推选出来的结果中，站出来发言的只会是真正的文学，而不是年龄。
记者：让真正的文学发言，说得好！面对那么多人高度关注的压力，你还想强调什么吗？
谢有顺：我要强调的是，对于一种文学推选而言，它的影响力只能来源于它的公信力，以及它所出示的价值理念。会有那么多人关注我们，就说明我们在这项工作上所建筑起来的价值信念开始获得认同和传播。文学是一种精神事业，文学推选决不能丧失基本的信念。因此，面对各种关注的目光，我们并不会有任何压力，因为每个人真正需要面对的，其实只有自己的内心。我拒绝了很多人的说情，也回避了诸多朋友的暗示，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不愿意看到这个奖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变得庸俗。
本报记者黄长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