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冬天。1月3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正式向全国推行简化字。从1月起的60天内，国家先后出台的方案还有《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和《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
推行简化字、普通话和汉语拼音，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字改革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当时的推行没有遇到什么阻力。清末秀才、时任民建中央副主委的李烛尘热情拥护简化字
，他说，“‘烛尘’两个字简化了，我自己写名字都方便多了”。
70岁的古文字学家曾宪通那时刚考上中山大学中文系，记得在入学填表时写的还是繁体字，当时也有同学觉得部分简体字不符合字理，但没有明显抵触的情绪。“很多字原来在解放区使用，一些字早就在手写中流行，我们当时觉得转换很自然。”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长苏培成目前参与国家的语言文字规范工作，他表示“当时的改革是很慎重的，先是广泛调查，中央政府多次征求意见，并且分四批来推出简化字”。
毛泽东当时确立的方针是，“汉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1952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重点研究汉字简化问题，成员有魏建功、林汉达、杜松寿等12人，其中一部分是当年参与过国民政府文字改革的故人。
1955年1月，文改会拟订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广泛征求意见。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207名，其中三分之二是中小学和师范、工农学校的语文教师，其余是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等语文工作者。
在这次会议上，河南省试验小学的教师胡逸生说，当他在讲台上向学生介绍简化汉字，举出“豔”字今后简化为“艳”字时，孩子们马上热烈鼓掌欢呼。根据当时的一份报告显示，这次会议代表一致接受了文改会提出的汉字简化的方针步骤，即“选字形要尽量采用群众中已经通行的简字，而推行步骤要采取逐步分批实施的方式”。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文字横排横写的倡议。会议代表张寿康、吴三立、商承祚、陈望道等79个代表在会上提出推广横排横写的议案，被列入会议决议。
汉字自古以来是从上到下书写，但后来受到近代西方语言文化的冲击。从生理上说，眼睛的视野横看比直看要宽一倍以上。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会议报告中也说明，是为了“对将来推行拼音文字亦有好处”。
会议提出建议“希望中央考虑《人民日报》从1956年1月1日起改为横排”。意见被采纳，到了1955年底，全国报纸期刊横排的已占80％以上。1956年以后，全国全面实行汉字横排。
文改会议之后，1956年1月28日，《汉字简化方案》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31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公布，在全国推行。这个方案共计简化汉字517个，简化偏旁54个，并废除了近400个异体字。
汉字简化的方法
1964年5月文改会编印出《简化字总表》，共分三表:第一表是352个不作偏旁用的简化字，第二表是132个可作偏旁用的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是经过偏旁类推而成的1754个简化字。由此，简化字的数量由517个增加到2238个，这就是今天使用的简体字的基本范围。
当时简化汉字具体的方法大致有几种:1、采用较简单的古字，如众、网；2、保留原字輪廓:如龜(龟)、慮(虑)。3、保留原字一部分特征省略其他，如，如聲(声)、醫(医)；4、简化偏旁，如歡(欢)、難(难)之左偏旁改ㄡ；5、根据草书的写法来楷化:如專(专)、東(东)、車(车)、轉(转)等。6、相通或同音的字合並:如“裡”和“裏”相通，合为“里”，“余”和“餘”相通，合为“余”。最后一种同声字合并方式，也是后来引起最多批评的。
简化字的使用现状
不久前，有报道称，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在日内瓦出席一项会议时说，简化字的推广和流行，会让繁体字居于相对弱势，最后可能被遗忘。马英九尝试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把繁体字列为文化保护遗产，但因台湾不是联合国成员而遭拒绝。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海外华人普遍使用的都是繁体字。而随着中国国家的开放和国力发展，简化字的传播范围正在越来越大。
新加坡早在1969年即公布第一批简体字，1976年颁布的《简体字总表》修订本，与中国的《简化字总表》完全一致。马来西亚于1981年出版《简化汉字总表》，与中国的《简化字总表》完全一致。
泰国本来规定，华文学校不准用简体字教学，在联合国以简体字为汉字标准后，宣布取消限制，于1983年底同意所有的华文学校都可教学简体字，繁简两种字体并用。
近年来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深入，使“中文热”成为一股新的潮流。很多人选择了到中国大陆来学习中文。中山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副院长周小兵告诉记者，在他接触过的留学生中，韩国日本的学生在国内学的是繁体。来中国学习，一般学校的要求是“认两种写一种”，只要求学生会认简体字，但不排斥他们在写作业的时候写繁体，“基本上对学生的学习和运用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而教学的实践，让周小兵明显感觉，简体字的确是更方便有效的学习工具。“教外国学生的老师，会觉得让学生尽快学会中文才是更重要的事情。对于一个零起点的学生，尤其是欧美学生来说，教学简体字肯定更容易快捷得多。”
目前，大陆对外汉语教学有所谓“汉托”，即如同英语“托福”考试的“汉语水平考试”，外国人为了取得中文程度的证书，简体字一定得懂。今年2月18日，中国的《国际先驱导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名为《简体汉字热全球》，文中写道:“出生在美国的许多华裔感慨，学中文不学简体是落伍了”。这篇文章介绍，在美国的地铁车厢内，涉及中文的商品广告、说明书大量使用简体字，而美国移民局办理华人移民时也已经逐步弃繁取简。
“如果有外国学生想要学习繁体字，在大陆也有很多途径。当然，在来大陆学汉语的学生中，这样的学生一千个人当中恐怕都没有一个，绝大多数人是为了从事与中国相关的经商、文化交流工作而学汉语的”，周小兵说。目前中国政府计划在国外建立100所“孔子学院”教授汉语，客观上也将对简体字在海外的推行起到重要作用。
即使在台湾，简体字的影响也日益显著。曾宪通曾在台湾清华大学讲学半年，发现台湾学生写作业有时也使用简体字，“简体字还是方便很多”。而台湾联经出版公司成立“上海书局”展售简体字书，业绩也出乎意料的好。
在这种情况下，担心繁体字的失落和遗忘并非杞人忧天。
汉字简化的历史
事实上，简化汉字并非始于新中国成立后。早在晚清末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皆主张文字拼音化。1906年，教育家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文《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1922年，陆费逵又发表论文《整理汉字的意见》，建议采用已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并把其他笔画多的字也简化。
五四之后，一批知识分子痛感于汉字的“三多五难”:字数多，笔画多，读音多，因而就难认、难读、难写、难记、难用，不利于启蒙大众，文字改革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被提到了重要的位置。胡适、鲁迅、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锋都倡导简化字。鲁迅曾经感慨:“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份，经济这些限制之外，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难。单是这条门槛，倘不费它10来年功夫，就不容易跨过。”
1922年，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上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得到陆基、黎锦熙、杨树达的联署。这是历史上有关简体字的第一个具体方案。它提出的八种简化汉字的方法，实际上也就是现行简体字的产生依据，影响深远。
1935年春，上海文化界发起大规模汉字简化运动，称为“手头字运动”，意即一般人怎么写，书就怎么印，使得文字比较容易写、容易认。
同年8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采用钱玄同主编的《简体字谱》草稿的一部分，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收简体字324个，是历史上由政府公布的第一个简体字表。当时的简化原则一是述而不作，二是选择社会上比较通行之简体字最先采用，三是已简化的字不再求简。
这套方案后来因遭到戴季陶等人的反对，于第二年2月通令收回。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的简体字运动停顿。
1949年后的第一次简化字改革获得了普遍的赞同，但并非没有批评。在1957年有关文字改革问题的“鸣放”中，一些专家和群众就汉字简化方面的问题发表了不同意见。古文字学家陈梦家说:“文字是需要简单的，但不要混淆。这些简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简化后有些字混淆了。”
而1977年公布的《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则因为受到普遍反对而在8年后宣布废除。苏培成说，这批文字受到诟病的关键是缺乏群众基础，很多字只是在个别地方流行，不符合“约定俗成”的原则。知识分子批评这些字一味追求简单，已经失去了汉字的风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记得，自己当时曾发表过一篇研究陆游的论文，陆游的游是写成“氵”加“尤”的。“那一次实在太过，不像汉字了，而且简化得毫无道理”。
1986年初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作出两个重要决议:一是宣布废除《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二是提出“今后，汉字简化应持极其慎重的态度，使文字在一个时期内相对稳定，以利社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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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先生漫画。1956年的简化字改革方案出台后，社会大众包括知识界在内都给予了相当的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