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维嘉
近日，一篇题为《从“花儿”乐队抄袭事件看“80后”的精神世界》的文章刊登在3月15日的《南都周刊》上。与此前一些指责“花儿”抄袭的文章不同的是，这篇文章撇开“花儿”的职业品格不论，却试图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指摘“80后”日常行为规范。这实实在在地挑战了正常人的逻辑底线，并让作者阴暗的老年心态暴露无疑。
我实在看不出来“80后”叠不叠被子与一个乐队的抄袭事件有什么关系。大张伟已经是成年人了，“80后”还是“70后”对抄袭的界定以及他所需要承担的责任毫无影响。事实上，最近媒体报道的职业丑闻中，一些更年长的人的表现也不见得更令人尊敬。相反，拒绝道歉、回避和谎言已经成了各种既得利益者最拿手的一招。卷入文学批评丑闻的白烨最近接受采访时表示“和朋友商量之后已经决定什么都不再说了。”证明这种潜规则正在深入人心，实在并非年轻人首创。
草草地谈论了“花儿”事件后，文章半猜测地得出了一系列“80后”特征，其中包括“他们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的父母40来岁，是现在社会的中坚力量，是第一批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社会群体”，“他们16岁前后有了第一次性经历”，“他们打一出生就有大彩电看”，“他们都深受日本动画片的影响”等等。这些性质都很自然，但一旦作者将狭隘的个人生活史作为一切行为的准绳后，这些行为都成了坏典型，应该被记录在小本子上。老年心态为每个人准备了一个仇恨的小本子，它将个人生活的灾难投射其中，并随时准备将指责无限上纲，最终揭示某种“精神世界”。
于是结论出来了，“80后思想和性格的核心：以个人为中心，自私，虚荣，任性，只看眼前利益，不敢负责任，贪图享受。”这是一种扭曲了仇恨心态。年轻一代追求更好的生活是无可厚非的，难道“80后”的父母们年轻的时候，没有想方设法弄一套时髦的军装（最好带有漂亮的红领章的那种）？没有仿造山口百惠的形象裁剪一条新式的连衣裙？没有戴着借来的手表去县城照一张相？
何况，所谓的“80后”已经有一大批结束了消费阶段，步入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他们有权支配自己的生活，并为此负责。而且终究会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最后，必须指出，除了逻辑混乱以外，上述文章的视角也极其诡异。作者将“80后”称为“他们”，而把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执法者称为“我们”。可是看看这篇文章，会发现，这种粗暴的指责不仅污蔑了“80后”一代，也深刻地误解了“80后”上一代人的命运。后者被归纳为“第一批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社会群体”，作者忘了说，他们也是第一批在学龄期遇上十年浩劫，无书可读的社会群体，也是第一批在而立之年下岗失业的一代，还是第一批经济拮据时必须为房改买单的社会群体。
那么，谁是“我们”？
这种来自火星的言论浑身长满了陨石坑。
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