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媒和电视的一场共谋

　　在我们的时代，要成为比尔·盖茨，就像在17世纪成为路易十六一样难。不过我们已经知晓了可以成为这些人之外的另外的某些人，而传媒的喧哗似乎得以趁机而入，成就了很多人的梦想，也完成了自己的一场预谋。

　　人们的喧哗在某一个时刻达成了一种共识，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于是《新周刊》总会在某一个特别的时候，去评点一下每年的电视节目，在这个春天来对2005年中国的电

视业公布了年度成绩单，似乎有些隔夜饭的味道，毕竟2005年我们连尾巴都已经抓不到了。

　　成名是人类的诱惑，而传媒是人类的克星，这如同———女人是男人的诱惑，男人是女人的克星。

　　其实那些电视节目与主持人都是大家熟悉的，不过一场评选给予了他们一个名分，而这种名分恰恰是大家所需要的，于是世界霎时有了高低贵贱的区分。大多数时候，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叉腰旁观了片刻，然后开始参与指点江山。也许，大众文化无论如何都是不可以深刻，如同俄国的作家萨米尔钦所言———真正的文学只能由狂人、隐遁者、异端者、幻视者、怀疑者产生出来，虽然话说得过于偏激，但是引申开去，未必不是如此。

　　为什么就不可以让每一件事物呆在它应该呆的地方，非得全民参与评头论足？然而我们做不到，一场热闹的盛会，谁又能安然坐视？

　　当然这种大众的文化在我们生存和发展中是必然存在的，包括纸媒和电视以及一切可以传播的介质的共谋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同，许知远无比恶毒地以为想要西方的自由、民主和

　　精英的堕落往往比群混的堕落更为可怕，因为他常常是站在时代的前列来引导一种貌似高昂的前进姿态。他可以颇为职业地扮演着崇高，而那些不断鼓吹的人群恰恰是人们所认为的精英，虽然有时他们不是。

　　如此以来，假如我们错了，世界还在；而他错了，将全军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