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国的三月，春寒料峭。在长春、吉林和哈尔滨正中有一处叫作五棵树的市镇，那里因有五棵参天的大榆树得名。一个60出头的老人赶着五头牛十只羊，在寒冷的春风中昂首而来。一辆白色的越野汽车迎面驶来，老人透过车窗见那驾车人戴着一副黑色的墨镜，可是那脸的轮廓总有些依稀相熟。车在一个小卖店前停了下来，驾车人在那里买了两箱酒，来到一处院落，向院中人简单询问了几句，将酒箱放在地上，从兜里摸出一张名片，夹在纸箱醒目的地方。那名片上印得分明：赵醒夫，吉林电视台电视剧制作部主任。
这里原来叫作前进公社，是赵醒夫“下乡”的地方。那个赶着牲畜定睛看他的老人30年前是大队书记，与赵醒夫的“集体户”一墙之隔，却从未和知青们说过话。那个留下美酒的院子里住着一个好心人，当年赵醒夫只有1.50米的个头，铲地铲不到头，都是那好心人接下他的活儿，赵醒夫忘不了他。
什么都没变，赵醒夫离开的时候，回头望着那些变成砖的房、柏油的路，这样想。
《中国八二届》：一代人感恩的回报
后来赵醒夫成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首批大学生。最近几天，赵醒夫又睡不好觉了，还不是那部《中国八二届》给闹的。那是今年计划中的第二步，可现在正在处理剧本的第三稿。
2007年，距1977年恢复高考正好30年，那些1982年毕业的学生如今正扮演着所有行业的顶梁柱角色，赵醒夫就是其中一员，所以这个题材在赵醒夫心中沉甸甸的。30年光阴，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全景，在数以万计的一代人身上镌刻下多彩的篇章，怎样才能用电视剧把它表现出来呢？赵醒夫问自己。本来定于去年4月开机的《中国八二届》，计划一旦搁置下来，就被赋予更高的希望，“两年里，当你越感到自己是这个道上的人的时候，就越不敢出手。因为很难达到自己满意。”赵醒夫说。所以，斟酌到现在，《中国八二届》还在和另外两个名字共存着：《不一样的一代》和《我们》。
“是我对时代的感恩之心太重了。”赵醒夫讲了一个别人的故事：在《中国八二届》的剧本成型初期，创作者们采访了30多人，吉林省著名作家顾太是其中之一。他来自农村，1977年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顾太那时在文化馆帮忙，恢复高考，顾太却心情沉重。他想考大学，可是老父亲、妻子和孩子怎么办？所以他不能考。妻子洞察丈夫的心情，鼓励说，你试试看。结果一试中的，后来通知书来了两周，顾太没去领。还是妻子把通知书取了回来，顾太说，糊墙上吧，正好没有糊墙纸呢。是夜，月朗星稀，妻子引着顾太来到村后，指着月光中的一片坟地说，你看，他们当中有哪个是穷死的呢？
赵醒夫问：还有什么比这更说明知识改变命运？《中国八二届》在他心里已经变成了一个使命，“把我们的事奉献给观众，完成这一代人感恩的回报。”赵醒夫还有一个愿望，希望所有的“八二届”真实地参与到电视剧的创作中来，提供自己的真实记忆，甚至包括当时没能上学的人。“我们还要有所行动，以感恩的名义，捐资建一所希望小学。”
《交警的故事》：弟兄的喜怒哀乐
4月15日，赵醒夫任制片人、郭中束编剧、程煜主演的电视剧《交警的故事》将开拍，计划拍摄两个月。在赵醒夫眼里，长春的交警是比较好的交警，他们在管理和服务上是比较人性化的，“包括发脾气都感觉像弟兄。”有些行业，因为人们不熟悉，所以会有一些误解，比如公检法，但是一旦深入其中，就会发现他们的喜怒哀乐和普通人没有区别，“在我们这里的无奈，在他们那里仍然是无奈。”赵醒夫和郭中束到北京、南京、上海、吉林市、长春体验生活将近两年。赵醒夫觉得，一座城市有两张较为直接的名片，一个是警察，一个是出租车，如果这两张名片很漂亮，这座城市就会给人不错的印象，而交通警察和司机本就是天生的矛盾，也是和谐与不和谐的直接体现。
对于这样的题材，赵醒夫有自己的认识：首先要懂得党和国家的政策，要知道国家的情感；其次要遵循电视剧艺术的规律，知道市场规律和观众的情感；第三是要尊重经济规律，最后还要有一样特别的东西——朋友。赵醒夫说，艺术家的情感恰恰是一小部分人的情感，如果不能跳脱出来，其作品就不会上升到社会的层面，就不会被更多人理解，就是小众；没有大众范围内的碰撞，就会遭到市场的不认可。“我们不要事先给自己一个定位，比如我是当官的，你是高学历，我是搞艺术的，你是穿制服的……都是生活在社会上的人，都是一兵一卒，把心态放正就知道观众的取向在哪里了。”
从事艺术工作：伏下身来亲吻土地
赵醒夫已经载入史册了。在那本写到1994年的《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中的最后一章，赵醒夫和傅百良执行导演的《大雪小雪又一年》被评论家们给予极高评价，认为是与《北京人在纽约》同样优秀地表现中国人生存状态的厚重作品，只不过前者反映的是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的生活，后者反映中国人在国外的生活。赵醒夫自己评价说：“像《清明上河图》一样娓娓道来。”《大雪小雪又一年》获得了“飞天奖”三等奖。后来他单独执导了表现乡村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在希望工程中牵手的《石头剪子布》，从描写下岗女工生活的《多雪的冬季》开始，赵醒夫做起了制片人，这部片子获得了“飞天奖”二等奖。其后制作的专题片《我与毛泽东》，以微观视角切入人的心灵，在全国30多家电视台热映。
导演、制片还有管理工作者的多重角色让赵醒夫变得理性。“我太理智了，经过的单位多，接触的人和事多，需要排除的事也多，其实每一个舞台都是给勇敢者预备的。”他说，“所以，我想做一个有正义感、有使命感、有良心的文化经营者。”
所谓良心，他这样表述：“因为我们的声音绝不是少数人的声音，不管我们在什么位置上，我们都是最底层。所以从事艺术工作就应该伏下身来，亲吻土地。”
电视制片人系列
策 划：田 小 楼
执 行：老 唐
摄 影：李 洪 亮
■记者手记
朋友·约定
设定了闹钟，给醒夫大哥打电话。我们约好去吉林市。他一再强调，给你个惊喜，让你重新认识电视剧。他要介绍给我三个“人物”：毕述林、王宗汉和王家男。其实我还有点私心，我想去看望一下李建平和车鉴。
十分钟后，计划流产。醒夫大哥遗憾极了，都是好朋友啊。近一段时间，我听到很多次“电视剧是朋友的艺术”。即将亲历了，我也很遗憾。
两天来，醒夫大哥的言论时常萦绕耳际：人的情感都是共通的，人不在于官大官小、钱多钱少，人最怕的是一个真实，面对真实，面对善良，谁都无奈；虽然人性是共通的，但在人性之上还有真善美，批判地演出，很难达到真善美的境界；电视剧的崇高，不仅仅是对待正面人物的，也要同样对待反面人物，好人干错事，坏人干好事，才是真实；就怕在人的问题上糊涂。等等。（新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