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访谈【文化老人系列】
陈之藩是科学家，在美国、台湾、香港育人无数。
陈之藩是散文家，作品影响了几代台湾和香港人。
半个世纪前，胡适借钱帮助陈之藩赴美留学，等到陈之藩有能力还最后一笔款时，胡适写信说：“其实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四百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的。”
陈之藩小传
陈之藩，1925年生，河北霸县人，天津北洋大学电机系学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科学硕士，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曾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副研究员，休斯顿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波士顿大学研究教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工程系荣誉教授。著有电机工程论文百篇，《系统导论》及《人工智慧语言》专书二册；散文有《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蔚蓝的天》、《旅美小简》、《在春风里》、《剑河倒影》、《一星如月》、《时空之海》、《散步》等。
陈之藩先生办公室的墙上挂着爱因斯坦的像，爱因斯坦的对面是一大一小两张梦露的裸体艺术照。我一见就好奇地问为什么，陈先生说：“好看。”我又问：“童教授没意见吗？”他笑答：“童教授有什么意见？童教授每天都来。”童教授是陈之藩的太太童元方，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任教，陈之藩是电子工程系的荣誉教授。据童元方讲，爱因斯坦和梦露的图片都是她送给陈之藩的。
在作品中，陈之藩时常提起的科学家是和梦露“朝夕相对”的爱因斯坦。他讲的两个关于爱因斯坦的故事，让人一听难忘。一个是：爱因斯坦刚到普林斯顿时，主事人问他一年要多少薪俸，他说五千差不多了。一年五千元是物理系刚毕业的学生的水准，主事人说：“给你年俸五千，给别人就不好给了，请为我们着想一下，还是勉强定年俸一万五千元罢。”另一个是：爱因斯坦的谈话里总给听众一个印象，他的贡献不是源于甲，就是由于乙，而与爱因斯坦本人不太相干似的。就连那篇亘古以来崭新独创的狭义相对论，并无参考可引，却在最后天外飞来一笔：“感谢同事朋友贝索的时相讨论。”
在生活中，曾和陈之藩时相讨论的科学家是杨振宁，杨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陈之藩说，杨振宁长得真漂亮，第一次见杨时，他的一个外国同学就问：“杨为什么不到好莱坞去当演员。”我提起杨的太太杜致礼在诺贝尔颁奖会上的一张照片真漂亮，陈先生说，他在一个旧书摊上发现了那张照片，还专门找来送给了杨。
陈之藩喜欢写信，和他通信颇勤的前辈有胡适和沈从文，后辈则有董桥，董桥提起这种书信因缘：“陈之藩是大学问家，满腹经纶，平时惜墨如金，聊天写信却往往畅所欲言，教人如沐春风。”
陈之藩的书法写得清雅，我曾经请教过他对沈从文和台静农的书法的看法，答案出乎我的意料。对艺术，他总有一些出人意表的妙句。
陈之藩喜欢念诗。他翻译过许多英文诗，集成《蔚蓝的天》。第一次见面时，我念了一对古句：“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他笑了，说下句比上句好。
故人旧事
1947年，陈之藩在天津北洋大学电机系读书，有一天在广播里听到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眼前文化的动向》的演讲，觉得与他的意见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遂给他写了一信。胡适很快回信，彼此的通信由此开始，陈之藩回忆：“他的诚恳与和蔼，从每封信我都可以感觉到。所以我很爱给他写信，总是有话可谈。”日后这些信集成了《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求知若渴的陈之藩与胡适、沈从文、金岳霖等人有着不寻常的交往。
南方都市报：和胡适通信之后，你曾到北平东厂胡同和胡适见过一次面，那时候是夏天，你是穿短裤去的？
陈之藩：我穿着短裤，聊了一会，训导长贺麟来了，要跟他商量学生闹学潮的事，我就告辞了。和胡适实际上没说多少话。
南方都市报：《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作代序的那篇《世纪的苦闷与自我的彷徨——青年眼中的世界与自己》写得好，看起来都不像是一个二十出头的人写的。
陈之藩：现在让我写也写不出来。就因为那篇文章，他们都吓坏了。他们是胡适、金岳霖、冯友兰、沈从文。他们彼此讲，问胡先生这人是谁？胡先生说他常给我写信啊。
南方都市报：你在北洋大学电机系读到一半时，对国家前途感到悲观，想改读哲学救国，就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这事在你们家掀起了轩然大波，你为了改专业的决定还到清华大学跟金岳霖见过一面？
陈之藩：金岳霖真厉害，我真服他。那时候我很悲观，他说你知道什么叫悲观吗？悲观就是你认为有一套价值观念以后，比如你觉得金子很值钱，你当然设法要保存，把金子拿到家里来，拿到兜里来，但是保存之无法，金子被人抢走了，乃感悲观。他给我解释半天，我心里很舒服，他并没解答我的问题呀。他说胡先生的思想跟汽车一样，(笑)是后来居上，汽车越新的越好。他每一句话都像格言似的，你真受不了。(笑)
南方都市报：就是那一次见面，他把你从清华给打回来了。
陈之藩：他又不给你作决定，但是听他这么一说，就又回到北洋大学了。
南方都市报：有没有跟他写信？
陈之藩：写信以后才能见到他嘛。写信有好多种，中国式这么写(从右到左竖着写)，也有跟外国一样，横着写，现在大陆也横着写。金岳霖他这样(从左到右竖着写)，他怕他手沾墨。(笑)金岳霖跟梁思成住在一块。梁思成是林徽因的丈夫，他们的儿子梁从诫在美国说得最精彩的一句话是：前清政府真是腐败，出了我爷爷梁启超，中华民国真是不行，出了我爸爸梁思成，我现在从伟大的祖国来，出了我！大家就一起鼓掌。(鼓掌，大笑)就是这句话，我们听得最舒服。
南方都市报：你和冯友兰有没有见过面？
陈之藩：我对他的书很熟，但没见过，他当时刚从美国回来，不容易见到还是怎样，我忘了。我喜欢冯友兰，而胡适不喜欢他，我还在胡适那儿吹冯友兰，胡适太忙，冯友兰的书他大概没看过多少。他不喜欢冯友兰是因为冯友兰是当代同行而出毛病，还是因为冯友兰跟他宗派不一样，那时候我搞不清楚。现在我觉得冯友兰不像他自己书中写的那么好，但是胡适始终倒是一致的，他说什么做什么，都是老实可靠的。但是那时我不觉得，我觉得冯友兰很尖锐。
南方都市报：你和沈从文是又通信，又见过面？
陈之藩：沈从文非常有意思。他住在中老胡同，是北大的宿舍。我到中老胡同去看他，大概是看完胡适的第二天。他们都是同事，整天聊天。你不知道那时候他们说话，国语都很差。他算是很努力的了，因为他吃教国文这行饭的，还是有些我不懂，但是大致懂。跟他谈些什么，问我什么我都忘了。我也很会出题目给他谈，如：在联大教什么课啦？我熟悉他的小说啦。沈从文的太太张兆和出来了，拿着一堆小孩衣服。他们的小孩小龙小虎很小，跑来跑去。沈从文就作了介绍，怎么介绍不记得了。
南方都市报：她漂亮吗？
陈之藩：我们那时候全校两千人，女同学只有三四个，漂亮女人没见过，就是看过电影里的白杨之类的。大概她也化了妆，完全在我想像之外的，觉得是挺漂亮的。她说沈先生对陈先生的文章很欣赏。我就说没有什么了，我傻傻地也不会答，连一句敷衍的话也不会说。我想到从前沈从文怎么追她，在上海公学怎么要他怎么不要他。沈从文真是好，看到我觉得他太太很美，所以他就给我下台阶，他就把话题引到另外的题目上去，我就镇静下来了，镇静下来以后一会就好了。我在北洋大学电机系毕业以后，学校分配我到台湾去，那时找事很难的，我在北平自个也找不到事。你看沈从文很奇怪，他就给我找到事了，那时我已去台湾了，坐船到台湾以后接到他的信，他说天津《益世报》里有份工作，也就是写些文化，跟电机完全不相干。后来的信他就说你千万不要回来，华北到处是血与火。
南方都市报：沈从文重要的文学作品都是在1949年以前完成了，你当时觉得他的文章怎样？
陈之藩：沈从文的文章我跟童教授(陈太童元方)研究过，童教授喜欢他的短篇小说《柏子》，说他这篇写得最好。我喜欢《边城》，大概是电影明星选得漂亮(笑)。我是先看的电影，后看的《边城》。那时候我觉得他的散文不如我写得好(笑)，更不用说后来了。
赴美留学
1948年，陈之藩在北洋大学毕业后，由学校派到台湾南部高雄的台湾碱业公司工作，后进入梁实秋主持的国立编译馆工作。有一次胡适从美国回台湾，鼓励陈之藩赴美留学，知道陈之藩经济拮据，胡适回美后就寄了一张支票。1955年，陈之藩赴美留学，应聂华苓之约在《自由中国》刊载了成名作《旅美小简》。
南方都市报：你刚开始在台湾工作是怎么样的？
陈之藩：学校派到那个公司做工，我修过好多马达，修马达很有意思。我所有的部下，二十多个都是女孩子，在工厂做工，因为高雄非常热，女孩子一晒就黑了，所有女孩子的脸都包上，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没有一个我知道的。她们结婚的时候因为我是她们长官，以我为荣，请我吃一顿，我得给她们红包，也很严重，挣的钱太少，结婚的太多。结婚时新娘打扮得真是漂亮，你就是阿花啦，我说我怎么不认识，我认识我就追你啦(大笑)。还有一个阿苏，每个都好漂亮，但是我都不知道。我教她们修马达，阿苏坐在这，我搂着她，我只看见她眼睛，别的都看不见，但是手一摸，我说这么细。我按着她的手，那是非拿着手告诉她怎么修不行，没别的办法，手就这么点，手很软。我一握就知道这是阿苏的手，这是阿花的手，别的我就不知道了(笑)。一见到阿苏我就想起薛宝钗了，我就叫她薛宝钗。我们言语不通嘛，她会闽南话，我不会，她国话就说那么一点，但是我是boss(老板)，她就慢慢听懂那几句话，什么“上来、下去”等。教她修马达，很快乐！那时候假如女工们没有捂着一块布，我一定追一个，story(故事)就完全不一样了，也不会去台北，也不会去李书田(1900－1988，1926年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土木工程专业博士，曾任北洋大学工学院院长)那儿的国立编译馆里了。
南方都市报：怎么去的国立编译馆？
陈之藩：得诺贝尔奖金的朱棣文(199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外祖父李书田让我去的。李书田在编译馆，我是他得意的学生，我说我整天修马达干什么，实在无聊，他叫我去。在国立编译馆，李书田和梁实秋是同事，后来梁实秋当了国立编译馆的馆长。
南方都市报：胡适借钱让你去美国留学是怎么回事呢？
陈之藩：梁实秋当国立编译馆馆长以后，胡适从美国来了，梁实秋跟胡适说借钱的事，说你帮帮他。还不是我跟他说的。
南方都市报：那就考到美国去读硕士？
陈之藩：还没这么简单，这时候我大学毕业已经五年了，我就到领事馆里考试。考试也很有意思，我迷迷糊糊地也不知道，他们跟我说你得看《time》(时代)杂志，不知道是谁告诉我的。我的英文也不那么好，在编译馆算不错的了，考试前真看了《time》杂志，还就考那一段，这是怪事，我就译过那一段。这不要紧，那个领事，说去不去很严格的，笔试我刚预备好就考，真巧一个生词也没有，笔试算通过了。口试那领事从美国来，刚学中文，客厅里坐着一大堆人，他从屋里出来，宣布现在该谁了。他要练练他的中文，他一看陈之藩，发音稍微差一点，他大声说“陈－吃－饭”(大笑)，大家都笑了，他不好意思，他说我说得不对吗？我说你说的全不对。他说应该怎么说？我说“陈之藩”，他就跟着我说，口试就这么通过了(大笑)。
南方都市报：考试通过后就去了美国读书？
陈之藩：没去，怎么去？胡适先生给你存了两千四，你还能跟人家要路费吗？你上飞机要给机票钱。胡适借的是美国要求留学生交的保证金。
南方都市报：那怎么办呢？
陈之藩：你说怎么办？我延迟了一年，我写了一本书，这本书是胡适最欣赏的我的作品，是物理书。我写物理教科书是因为没有去美国的单程飞机票，写本教科书挣稿费，又遇见一个贵人，杨家骆(1912－1991，1926年主持《国史通纂》的汇编，曾创办中国辞典馆，赴台后主持世界书局)对我真是好，其实这些人都对我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杨家骆是世界书局的老板。人家跟我说你编译馆做事的人，你编的书卖给谁，你得找一个教授联名，把他名字写在前头，把我名字写在后头，这才可能出书，就请一个师范大学的教授挂一个名。可笑这个书稿到杨家骆那儿，请求他考虑出我这本书，他就这么一看，他说好啊，他显得非常惊讶，他说不要师范大学教授挂名，就出我自己单个人的，我头一本书就是他出的。出书我也就拿到去美国的路费，大概五千块，美金大概一千块，就这么去了。
南方都市报：到了美国就在那里写《旅美小简》，寄回台湾发表。
陈之藩：《旅美小简》那是另外的story，聂华苓在编《自由中国》文艺版，我给她发现了。她知道我能写文章，所以就约我在《自由中国》写稿。我在美国无聊嘛，写完后寄给聂华苓，她就登了。大家都看《自由中国》，因为《自由中国》比较开明一点。
追忆胡适
从1955年陈之藩赴美到1960年胡适回台，正是胡适在纽约最是冷清、最无聊赖的岁月，陈之藩有幸和胡适谈天说地，说短道长。陈之藩回忆：“我所受之教常出我意外，零碎复杂得不易收拾。”1962年，胡适在台湾逝世，在美国任教的陈之藩含泪连写了九篇纪念胡适的文章，后集成《在春风里》。
南方都市报：你到美国时胡适已在纽约了？
陈之藩：他已经在纽约了，偶尔回台湾一趟。
南方都市报：那时是他最寂寞又最清闲的日子。
陈之藩：清闲倒不清闲，但是他最寂寞，大家都不理他。他喜欢整天跟客人聊，他也有可聊的，他也喜欢听大家的意见，他外国朋友比中国朋友还多。那时候暑假他常找我，他没得聊。我那房东老太太，她说他的英文比你好多了，我说他是当大使的，她不信，说你会有当大使的朋友。因为他很客气，我不在时他就留message(消息)。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都聊了些什么？
陈之藩：比如说，西南联大四个教授：闻一多、费孝通、潘光旦、吴晗，四个人写的都好，都在水准以上，他们写给马歇尔的信。胡适蛮喜欢闻一多的。我就不问吴晗了，我不问，他也不会说，他的意思是吴晗跟他的关系太近了，因为是他推荐吴晗到清华教书的。我问他潘光旦怎么样，他说潘光旦很有个性。我说费孝通，他就说油腔滑调。我很佩服费孝通，很受他的影响。我们那时候念的差不多就是费孝通从英国写的那些，我的文章很受他的影响，也没想过胡适会说他油腔滑调。
南方都市报：唐德刚的《胡适杂忆》里说胡先生那时候挺可怜的。
陈之藩：也不像他说的那样，不是丧家之犬。唐德刚的《袁氏当国》写的袁世凯很详细，从前很多我不知道，写得很好，写胡适的就太轻佻，形容不出胡适这个人来，形容胡适的词不是很恰当。
南方都市报：你跟唐德刚是怎么认识的？
陈之藩：是我在香港的时候，他和宋淇、夏志清因为《红楼梦》争起来了，让我断。唐德刚认为《红楼梦》里头所有女孩的脚是大脚还是小脚，大脚就是旗人，小脚就是汉人，他说《红楼梦》所有女人的脚是什么样，《红楼梦》里面绝对没说过，他是故意不说，搞不清她们是汉人还是旗人。他们就为《红楼梦》里头所有女孩的脚是大脚还是小脚吵起来，我也不知道就给卷进去了(大笑)，谁知道？！
南方都市报：这考据也太烦琐了吧。
陈之藩：《红楼梦》我也看过，我确实没想过。他说人一睡觉不就得露脚吗？怎么曹雪芹就没说过脚呢？那时宋淇和唐德刚打得一塌糊涂，还把我卷进去。唐德刚骂夏志清，他说我看《红楼梦》都是在重庆防空洞里面看的，你夏教授在哪看的《红楼梦》？你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皮沙发上看的，我看了多少年了，你才看了几年，这话损人了，俩人摆资格，俩人无聊骂起来了。
剑桥博士
1969年，在美国任大学教授的陈之藩获选到欧洲几个著名大学去访问，于是接洽剑桥大学，可惜该年剑桥大学的唯一名额已选妥。陈之藩不想到别的大学，索性到剑桥大学读博士研究生。在那里，陈之藩写下了名作《剑河倒影》。陈之藩说：“剑桥之所以为剑桥，就在各人想各人的，各人干各人的，从无一人过问你的事。找你爱找的朋友，聊你爱聊的天。看看水，看看云，任何事不做无所谓。”
南方都市报：你到剑桥读哲学博士的情况是怎样的？
陈之藩：我读的那个是哲学博士，是最低的。还有一个是科学博士，剑桥我没仔细研究过，比如说你在伦敦某所大学毕业，十年后你没有犯罪记录，你提交三篇论文，审查通过后，他们给你一个博士，这叫科学博士，根本不念书，你自个愿意解决什么问题在杂志上发表。最高的叫神学博士(DivinityDoctor)。哲学博士是最低的，哲学博士在学校里念得最辛苦。在一百里地某一个塔尖，划一个圆心，你这一年不许离开这儿。至于上课不上课没关系，你就在塔尖，礼拜四你要到学校吃一顿饭，要交五镑钱。
南方都市报：当时你已经是教授了，他们就在你的门牌上写着“陈教授”。
陈之藩：那是他们客气。
南方都市报：冯友兰讲过一个笑话，说如果光从课程表看，中国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可以教美国的哈佛；哈佛的毕业生可以教英国的牛津、剑桥。有人说，中国读本科所读的课程在国外可以读博士了。
陈之藩：所有的中国人都对博士误解，包括金庸也是误解。金庸一定是在浙江大学有学生污辱他，他气了，到英国剑桥去读博士了。翻译《红楼梦》的人不是给他翻译《鹿鼎记》吗？有人建议，给他荣誉博士，荣誉博士是最高的荣誉啦，他还非要读一个博士回来。我老想写一篇文章关于什么是博士，我带过好多博士，在香港带过，在休斯顿也带过，在台湾也带过。博士就是所研究的都是小问题，就我而言，老师带博士最多是三个月，三个月后你就自个上路。科学研究到什么情形，请你继续研究，或者你研究别的问题，那也没关系。那么三个月到六个月以后，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我一定不如你，你得跟我讲，一年以后你understand(理解)到什么程度。博士就是对着一个问题，当你发表的时候是全世界第一，这是最低的标准。不是抄别人书，抄别人书你给我看什么？你也不用骗我，你骗不了，你骗我可以，你骗不了全世界的人。你发表出来就得给大家看，全世界的人都在看你这个问题，你骗不了人，你可以骗一个人，骗一个时代，但你骗所有人forever(永远)，不可能的。解决一个问题你是第一，这就是博士。
B14－B15版采写：本报记者李怀宇
B14－B15版摄影：林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