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奥斯卡烤鹅
我们终于可以在奔小康的路上停下脚步仰望星空，这星空的名字可以叫奔驰宝马，可以叫AmaniPra鄄da，也可以叫奥斯卡格莱美。一只叫奥斯卡的烤鸭在天上飞，一群人民艺术家在地上涎流成河。此情此景，堪称“新奢侈主义时代的文艺复兴”。
我们总怀着宫女思春的无限深恋兼幽怨，李安已然攻占东宫西宫，断背或断臂均无足挂齿，断腿或断头亦在所不辞。于是，《无极》上市之前，陈红“许一个奥斯卡的愿”的姿态于今看来便颇有“美救英雄”的几分深恋兼幽怨。
这么说吧，假如我冲星空撅起的屁股没有被那个名叫奥斯卡的上帝盖一个章，是否就没有资格去上人类终极幸福的六星级的家的厕所？
“五年内拿到格莱美”
卓别林也老拿不到奥斯卡的，大概当年很多好莱坞大爷把他当作本山大叔或憨豆先生了，直到卓兄晚年，好莱坞大爷们才急忙想起要给他补发奥斯卡老年大学毕业证书。也不知卓兄是烧了多少年的香才终于吃到奥斯卡的肉的。
卓兄骨子里还是悲悯谦和的，否则如果在奥斯卡颁给他“终身成就奖”时甩一个小丑的把戏来讽世该多妙啊。陈凯歌《无极》和卓别林《舞台春秋》的境界乃天渊之别。
奥斯卡格莱美诺贝尔等等等等，对人类艺术来说也就好比卓别林手里的拐杖，而不是皇帝手里的权杖，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争先恐后地撅起屁股，就为了博得皇上权杖那一挥的风情？
我从前有一哥们，才情出众但脑子发烧，比如当我夸他一首歌的配器时他会冒出这么一句———“五年内我要拿格莱美”，在大家都以“五年内要拿到MBA”、“五年内要升副处”为己任的年头，其格莱美五年计划只能令我等自惭形秽。我自知五年内拿到诺贝尔可能性不大，所以和那格莱美哥们渐无联系，听说他依然在写在唱在弹，我想这已经很美好。没有什么格莱美，或许会更美。
一个从农村出来的诗人，会狂写“城市诗”创立“城市诗派”，一个住在城中村的全球化知识分子，会在新奢侈主义时尚杂志上大谈“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个泡在细菌含量超标百倍的游泳池鸳鸯戏水的专栏作家，喜欢写“今夏全球海边度假十大胜地”。奥斯卡格莱美，沦为全球化的门票、上流社会的身份证。
奥斯卡和格莱美的最大功绩还是普及。然而，中国某些媒体早已迅速掌握了在自家鸡窝里画凤凰的本事，这使得他们即使飞出去见到凤凰，也只顾狂喂自家小鸡。他们对各大电影节的报道，差不多都是一边倒地只关心中国电影获奖与否，把电影节变成了体育比赛。想起舌头乐队歌中唱道：“小鸡小鸡你出壳了……”
乌有名利之乡
电音酷人HowieB有一回被戛纳邀去做一场海滩大秀，这哥们在海边竖了个巨大银幕，宣称要放一场电影给大家看，于是名流权贵和赶时髦凑热闹的人全涌到海滩，结果他们看到的是一派模糊、啥都没有的银幕，一个乌有的“电影”。达达式的玩笑和小野洋子式的酷意（她有一个作品，镜头一动不动对准天空），正是对艺术名利场的讽刺。
3月13日，美国摇滚名人堂经过新一轮海选和PK，又往摇滚烈士陵园搬入新鲜棺材，新鲜出炉的骨灰级人物既有死人也有活着的大叔大妈，死的是迈尔斯·戴维斯，将这位爵士大师招入摇滚阵营倒是很有创意（老迈70年代曾融合过爵士与摇滚），不过竟有心急的中国写手把死了十多年的迈尔斯·戴维斯当成一支活着的摇滚乐队。不管是对奥斯卡格莱美还是什么名人堂，我们某些媒体都满怀一股不分青红皂白冲杀进去大肆抢掠的热血豪情，可以感谢他们普及了欧美文化，但却不能太指望大家理解HowieB或者“性手枪”的酷行。当年朋克时代名团果酱乐队主唱保罗·韦勒曾骂约翰·罗顿至今还爱随地吐痰，但这正是罗顿的本色：一个混混何必伪充绅士，我是痰但你是尿。
这回他把摇滚名人堂当作痰盂，不，是厕所，一个在过道站一站都要收25000美元的豪厕。
摇滚名人堂可以说比奥斯卡格莱美更中庸保守，他们对朋克向怀戒心，性手枪应否入选据说争议多年，今年是以性手枪出道为标志的朋克运动三十周年纪念，名人堂欲送个人情兼标榜自己与时俱进，不料却只能找骂。当朋克已成经典已成商业已成主流，性手枪重新告诉人们什么是朋克，约翰·罗顿一句“摇滚名人堂就是一泡尿”是对朋克三十年的最佳祭奠。这就是为什么“性手枪”比屁颠屁颠去名人堂领奖或者说领死亡通知书的“黑色安息日”、“金发美女”等乐队牛逼一万倍，这就是为什么柯特·科本会说性手枪比冲撞乐队牛逼一百倍。
丢给时代的鬼脸
不知卓别林晚年领奥斯卡时真实所想，或许他最想对奥斯卡对这个花花世界所做的，仅仅是一个鬼脸。
而我们这个奔小康奔小资奔大资奔奥斯卡奔格莱美奔名人堂奔宝马Prada奔新奢侈主义奔中华文艺复兴的时代，和HowieB的中指、约翰·罗顿的浓痰、卓别林的鬼脸当然渐行渐远……
□张晓舟（广州乐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