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田四吕”美名扬

　　北宋时期，蓝田县一吕姓人家，有兄弟四人皆聪慧好学，进士及第，故得“一门四进士”的美名。其中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最早都师从张载，吕大防虽未随其学习，但对张载帮助甚大。可以说，关学的领袖和思想支柱是张载，关学的政治经济支柱是蓝田诸吕。本期就主要讲讲他们与关学的故事。

　　由盗墓事件说起

　　2006年元月中旬，西安市公安部门侦破一起盗掘古墓事件。接着由被盗宋墓出土的珍贵文物36件（组）被陕西历史博物馆征集入藏。

　　这批文物的出土地点在蓝田县三里镇乡五里头村，是北宋名臣吕氏四兄弟的家族墓群，属县级

　　经初步考查，“蓝田四吕”均在北宋朝廷担任要职，而且在文化、学术领域颇有贡献，因此，这批出土于吕氏兄弟墓群的文物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那么，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

　　吕大忠、吕大钧及吕大防的生平

　　吕大忠（约1020—？），字进伯，其先祖为汲郡人，因祖父吕通葬于蓝田（今陕西蓝田县），遂家定居蓝田。吕大忠共兄弟五人，四人登科及第，其中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和吕大临都被《宋史》立有传记。

　　熙宁元年（1068年），宋神宗即位，为了富国强兵，召王安石进京，委以宰相重任，让其主持变法。王安石为了变法顺利，便派出多人出使邻国议和。吕大忠和范育接到使命，权衡再三，认为不妥，吕大忠便写了奏章，着重指出此时和邻国议和，的确不好把握，处理不当反会损坏国家利益。因此他认为，此时不可主动前去议和。后来和刘忱一起派住辽国商议代州（今山西代县）以北的领土划分之事。这时吕大忠之父病逝，吕大忠随即赶回蓝田奔丧。丧期未满即被召任知代州。辽使来到代州不坐为他们安排的次席却占主席位置，吕大忠见此情景愤然大怒，将次席搬移到长城以北。辽使无奈，只得听从吕大忠的安排。在领土划分问题上，辽使提出，只要把代州割让给辽国，辽国就不再侵犯宋朝，从此两国和平共处。神宗准备同意此条件，吕大忠站出来说：“彼遣一使来，即与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来求关南，则何如？”宋神宗不大高兴，问道：“卿是何言也？”刘忱说：“吕大忠的意见关乎国家大事，此事陛下一定要三思而行。”当时的文武大臣一时也都拿不出好方案，就将此事暂搁下来，随即把刘忱召回三司，吕大忠也赶回故乡为父守孝。最后宋辽两国以分水岭为界。

　　吕大忠为人耿直，言行一致。在他知秦州时，州判是科举状元马涓。一开始马涓常以“状元”自称，吕大忠见状后对马涓说：“状元之者，及第未除官之称也，既为判官则不可，今科举之学既无用，修身为自己之学，不可不勉。”劝解马涓不要留恋于科举牌子，应从实际出发，采用经世致用的办法修身养性，不断提高治国之道。他常常教导马涓勤政带民的方法和道理。马涓十分感激，虚心拜吕大忠为师。

　　吕大钧（1029—1080），字和叔，吕大忠二弟，他从小就胆识过人，文才兼备。北宋嘉佑二年（1059）中进士，被授予秦州（今甘肃天水）司里参军，后任延州（今陕西延安）监折博务、三原知县、后供（今福建福州）知县等职。当被荐知泾阳时，父病逝，他赶回奔丧。三年丧期满后，吕大钧自以为学识尚浅，于是他便辞官回到蓝田，开始传授张载学说，后来许多大臣都推举吕大钧为王宫教宫，吕大钧不负重望，特写了《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论》献上，文中描绘了建立“外无异人，旁无四邻，无寇贼可御，无闾里可亲”的共和大家庭的构思。被即任以凤翔寻监船务官和制改宣议郎等职。元丰年间（1078—1080），时值宋朝用兵西夏，吕大钧是富廷（今陕西富县至延安一带）转运司副使。一次，种谔率兵出塞外，可军需还没有接上，转运使李稷恐受军法，打算回安定（今陕北王家堡一带）取粮草，就派吕大钧向种谔请示，种谔得知后，怒道：“吾受命将兵，安知粮道，万一不继，召稷来，与一剑耳。”吕大钧替李稷求情，种谔听了吕大钧的解释，表示解释，但嘴上却说：“君欲以此报稷，先稷受祸矣！”吕大钧不仅不怒，反讥笑说：“你以为这些话就能吓倒我吗？我奉命前来向你请示，你把我杀了，我毫无怨言，惟恐你会因此而受过。”种谔见吕大钧刚直不阿，只好同意吕大钧的意见，这才允许李稷免受处置。时间不长，吕大钧在任上病逝，时年五十二岁。

　　吕大钧死后，范育给他写了墓志铭，称吕大钧“是诚德君子”，说吕大钧一生性格醇厚正直，刚强勇敢，言行一致。能以孔子求学必有远大理想来激励自己，以孟子积德行善为榜样，以颜子克求仁义来自勉，力图由诚学的精神达到明白事理，且为此目标奋斗不止。他不因别人都停止不前而陷入困惑之中，也不因为少数人的看法而顺从。他不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动摇自己的观点，而为能够“继承孔孟之绝学，阐物儒家礼治”这个宗旨而奋斗不息，力求使自己成为鸿儒。连吕大钧之妻种氏也效仿他为其父办理丧事的做法，不用乡风野俗，而是严格依照儒家礼制将其安葬。其子吕义山也深得父传，后来也成了大学者。

　　吕大防（1027—1097），字微仲。仁宗皇佑元年（1049）进士。在吕氏兄弟中，吕大防的官当的最大，宋哲宗元佑年间曾任宰相。他虽不是张载的门人，但《宋元学案》记载其人与张载同调，张载辞官回横渠讲学后，吕大防曾向宋神宗再次举荐复其官职，后张载被诏为太常礼院，因与礼官不合，辞官行至临潼，病逝馆舍。

　　吕大临的学术见解

　　吕大临（约1042—1090），字与叔，号芸阁。他先后担任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掌管典籍的校勘、刊印和发布。他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精通《六经》，尤其精通《三礼》。南宋时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说，吕大临的学术成就高于当时与他并称的诸家，程颢称赞其学问是“深潜缜密”，可见吕大临学术造诣之深。

　　吕大临自幼就受环境的熏陶，非常热爱学习。青年时代就勤于治学，经常与兄长们探讨古书中的问题。他在读书和治学上，曾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仍可作为我们今天的借鉴。

　　他说：“读文务以精熟背诵为主，诵之不差一字，方知其命意之所在，精萃之可取。”他的意思是，读书必须背诵得非常熟悉，能背诵地一字不差，才能知道文章的命题立意所在，有哪些精华可以汲取。不过，对于他的见解，我们应当这样理解，青年人读书当然不必凡书都要背诵，但对具有代表性的特别好的文章，精熟背诵还是很有必要的。只有背诵得越熟悉，才越能加深对文章的理解，领会它的精华所在，从而加以汲取。

　　他认为从事学术研究，不要走一般人已经走过的道路，也就是不要重复前人已有的见解，而要寻找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远的境界。历尽艰难险阻，经过刻苦勤奋的钻研，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才会有突破性的重大成就。吕大临正是这样做的，终于成为一位学术造诣颇深的学者。他深受张载哲学思想的影响，因而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学说。他更是娶了张载弟弟张戬的女儿为妻，使吕家与张载亲上加亲。

　　张载在伦理观上有个重要观点是“性善论”。他认为人和万物都是“气”之所聚，而“气”本来的“天地之性”是纯洁的，因此人应当修身养性，保持先天的善性，将社会建设成为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张载认为，“天性”的道德的主要内容就是一个“诚”字，他说：“君子诚之为贵”。吕大临则在《克己铭》中说：“大人存诚，心见帝则”。他的意思是，应将“诚”看作是做人的最高准则。“诚”是古代儒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孟子》和《中庸》都多次谈到，指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吕大临所追求的就是这种崇高的精神境界。

　　吕大临对待朋友，总要以诚相待。当时，他的朋友富弼，曾在朝廷作过多年宰相，本来政治上十分进步，曾和范仲淹一起建议改革朝政，但后来政治上受了挫折，在家里信起佛教，追求长生不老，以逃避现实。吕大临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即诚心诚意规劝富弼改正。他致信富弼说：古代的进步之士担当大任的，都以圣贤之道醒悟人民，既成就自己又成就别人，怎能以官位之升降、体力的盛衰，而改变自己的意志。现在人们怀疑儒家之道，而轻视礼义。因此现在为提倡儒道，革除坏的风俗，就要依靠您的力量。如果您将精力转移，气节改变，奉佛以求自己长生，这是山谷避世的人独善其身的做法，完全不是世人对你的期望啊！

　　吕大临在信上直言不讳，对富弼逃避现实，只求个人长生不老，诚恳地提出了批评。这表现了他以一腔热血，为进步事业而奋斗，积极追求用才于世的风貌。而富弼读了这封信，也深受感动，觉得自己错了，立即复信表示感谢。

　　张载创立的学派———“关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学贵致用”。吕大临发扬了这个传统。他并不是光钻研学问，而十分注意关心国家大事。当时，很多做大官的任人唯亲，对有才能的反而予以嫉妒。针对这种弊病，他主张改革用人制度，要选贤任能。他认为，治理国家，重在得人，只恐怕人才不足，何患于多呢？他指出当时选拔人才的流弊在于：本来人才十分缺乏，但却用人不当，没有才能而做官的到处都是，考察政绩大都无所作为，有的甚至为害于民。因此，他竭力主张改革考试方法和学制，选拔真正有学识、有能力的人才，委以重任，任用之后还要勤于考察，胜任者留职或者提拔，不胜任者降职甚至罢除。他的这些改革主张，有的放矢，颇有见地。范祖禹以其勤奋好学，人品出众，曾向宋哲宗推荐，任他为太学讲宫，但未及抵任而逝，终年48岁。

　　吕大临一生著述其丰，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有《礼记解》十六卷，《大学解》、《中庸解》各一卷。这些著作在宋明哲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除此之外，吕大临还是最早对青铜器及其铭文进行了系统研究的学者，他的金石著作《考古图》（十卷）体例严谨，收录了当时秘阁、太常内藏等宫廷和民间38家收藏的青铜器、石器、玉器共238件，而且大都价值极高、造型精美，是青铜器中的精华。这本书和《考古图释文》已成为珍贵的文物资料，为我国现代考古学、古文字学奠定了基础。

　　《吕氏乡约》：体现了我国古代民间的自助与相恤

　　“蓝田四吕”均有大量著作行世，但更能让他们美名远扬的一件大事，就是他们于北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所制订和实施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村规民约”——《吕氏乡约》。对后世明清的乡村治理模式影响甚大。

　　“乡约”是邻里乡人互相劝勉共同遵守，以相互协助救济为目的的一种制度。《吕氏乡约》中明确规定相邻应互助互爱、“患难相恤”，对贫困但守本分的乡人，“众以财济之，或为之假贷置产以岁月偿之。”乡约制度其实质是一种民间的自治制度，所谓“官为民计，不若民之自为计”，而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制度又是民间乡村之间为需要救助者的自发救助。

　　“乡约”由乡村中的村民邻里自愿加入，具体的方法是在地方上推举一位年高德劭者为都约正、两位有学行者为约副：“约正一人或二人，众推正直不阿者为之。专主平决赏罚当否”，此外每月另选一人为“直月”，月终如有善行者则加以奖励，有过者则加以劝改。“乡约”内部以定期聚会的形式，使乡人之间相亲相爱，淳厚风俗：“每月一聚，具食；每季一聚，具酒食”。在聚会中还进行公开赏罚：“遇聚会，则书其善恶，行其赏罚”。对于犯错误的，则记录在案以督促众人，而不可救药的，则开除出约：“右件过失，同约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规戒。小则密规之，大则众戒之，不听则会集之日，直月告于约正，约正以义理诲谕之，谢过请改则书于籍以俟，其争辨不服与终不能改者，听其出约”。在乡约内部，如果“若约有不便之事”则进行民主讨论“共议更易”。

　　《吕氏乡约》内容丰富，约规包含四大项：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其中患难相恤则是典型的民间自发相互救助。具体包括：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和贫乏七项，乡约中人据事情缓急，由本人、近者及知情者，告主事或同约，给予救助。救助的办法则按所受灾难的不同而有具体措施。如有水火之灾的“小则遣人救之，大则亲往，多率人救之，并吊之”。遇上盗贼之祸的“居之近者同力捕之。力不能捕，则告于同约者及白于官司，尽力防捕之”。有疾病之灾的“小则遣人问之。稍甚，则亲为博访医药。贫无资者，助其养疾之费”。

　　《吕氏乡约》可以说是“蓝田四吕”实践关学“身体力行”良好作风的一个典范之作。这种《乡约》虽然是按照封建礼义的道德规范，对民众进行教育和约束，但对于扬善抑恶，移风易俗曾是一种颇为有效的组织形式，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后来，明代著名教育家冯从吾赞扬说：自从《吕氏乡约》在关中推行以后，“关中风俗为之一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