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与斗争的“伊甸园之门”
《运动中的力量》在概念推衍、个案陈述的冷峻外表之下，亦有一种不乏激越之情的缅怀
李公明
(特约书评人)
一部无法平静阅读的书
“本书考察了社会运动的历史，提出了一种集体行动理论，以阐释社会运动的兴衰，为影响个人生活、政策改革和政治制度的运动力量提供了一种解读。本书不仅论及文化、组织和个人方面的运动力量源头，还特别强调了社会运动作为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作为政治机遇结构、国家战略和跨国扩散的变迁结果所经历的兴衰起伏。”
对于《运动中的力量》所作的这种介绍无疑很简明扼要，尤其是符合社会学研究的阅读角度。然而，我在翻阅本书的时候却马上想起了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期，我和朋友们都热切地阅读和讨论的那本《伊甸园之门》(莫里斯·迪克斯坦著，上海外语教育，1985)。
为什么会有这种联想？一部政治社会学著作与一部文化评论著作有什么内在联系？我首先是在作者的“致谢”中感受到这种联系:“我对社会运动的好奇始于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期间。20世纪60年代的伯克利不仅是培育社会运动活动的温床，也为知识分子的工作提供了富于创造和竞争的环境。”迪克斯坦也正是在校园里听诗歌朗诵而开始了探索激进思想的历程。对于我们而言，大学是培养社会运动和知识分子的土壤，这是自70年代末到80年代在中国校园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所不难理解的。在伯克利学习研究期间，塔罗写了《意大利南部农民共产主义》一书，在当年的校园里我们也曾关注和讨论过意大利的激进主义运动。作者还提到去巴黎的经历，“一般对社会运动历史感兴趣的人迟早都会去巴黎。”这句话包含了对于世界近代史以来巴黎作为社会政治斗争中心之一的地位认同与情感上的敬意。令人眼热的是，左岸知识分子的斗争传统直到最近又在巴黎大学生中浮现。其次，我们在全书中不难发现《运动中的力量》在其概念推衍、历史个案陈述的冷峻外表之下，亦有一种不乏激越之情的缅怀:“对一些人来说，20世纪60年代不仅仅是他们生命的形成期，还给他们留下了积极的回忆，并使他们产生了永久的激进主义倾向。”(第223页)而迪克斯坦则是这样写道:“六十年代在我们身上，在那些对其有过最强烈体验的人身上幸存下来。……六十年代的流亡者们(他们也背离了自己丰富多彩的青年时代)应当在各自的工作中继续实现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乌托邦的思想可能落空，却是忘不掉的。”(第274～275页)可以说，对于校园学生激进思想与运动的缅怀之情同样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磨灭的精神印记。
有了这种种联系，我们的确无法平静地、学究气地阅读和讨论这部《运动中的力量》。
许多问题既是学术问题也是现实课题
社会运动和政治斗争行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是西方国家的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在莫里斯等主编的《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可以看到，在8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社会运动研究的范式发生了变化，专家们认为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从占统治地位的功利主义导向的资源动员理论，向以意义建构和象征斗争为主要切入点的社会建构论的转变”。在这种转变的背后，不难发现跨学科研究的多重性质及其活力。在研究的发展过程中，美国和欧洲的学界在这个领域中分别形成了“资源动员”和“新社会运动”两种研究范式。塔罗在本书中先是把社会运动研究兴盛的原因与新一代学者大都经历过60年代的运动联系起来，同时也把经济学家的贡献联系起来。(第19～20页)然后，对于社会运动研究范式的变化作了理论上的追根溯源。比如，在80年代早期颇有影响的资源动员理论得益于经济学的语言，但由于忽略了伦理价值观念和运动亲历者的体验而受到责难；而这种理论中对于领导权的强调则与列宁的理论具有相似性。(第22页)另外，像集体行为范式理论中对社会怨恨的强调使人想到了马克思的学说，对于社会运动的文化研究角度则与葛兰西理论有所联系。在这里，作者表现出较强的思想影响研究的学识和素养。
在对于学说范式的变化、转换的梳理中，作者明显地把学术研究的变化与现实中社会运动的发展结合起来，把思想梳理的研究与社会运动的历史和现实考量结合起来。塔罗自称，“对我来说，从系统数据分析转向历史性和阐释性叙述并不是件简单的事。”(“致谢”)他提到的帮助主要是在80～90年代关于集体行动史、社会运动史和革命史的研讨会，由此我想到的一个问题是，在近年来国内学界中是否也呈现出有点类似的现象，对政治运动史、中国革命史的关注会促使社会学科乃至古典人文学科在研究范式上产生有益的变化？或者说，学术范式的分梳、研究也会得益于社会史、革命史的研究？
在社会运动研究中，有许多问题既是学术问题也是现实课题:“为什么斗争政治好像只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展开？为什么斗争政治有时造成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有时却偃旗息鼓变成宗派之争，或被镇压？为什么运动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采取的形式不同？”(第26页)在这里我们可能会想起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一种对知识分子抱有同情和好意的观点，即要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分开来，而学术是无禁区的。其实，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有些学术问题中，政治的成分不但必然存在，而且使学术折射出思想的光辉与力量。看看这样的一种提问，你会发现在学术工作中蕴藏着何等迫切的现实关怀:“如果抗议和斗争已经变得易于展开，并在很大程度上合法化了，如果警察和当权者选择与运动参与者讨论策略而不是镇压他们，如果媒体和法庭经常解决那些曾经引起街头争论的问题，在这些情形下，社会运动是否会像19世纪的游行和罢工那样，被同化和体制化为日常政治呢？”(第12页)
一种很好的解毒剂
本书在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的各种分支问题的论述中充满了历史个案的分析，尽管主要都是有所侧重地分析而非完整的个案研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可以从历史上的社会运动事件中寻求对于该社会的发展、变化的理解，而对于生活在现实中并正经受着社会运动事件的人来说，对社会冲突的理解则具有事关生存的选择行动的意义。如何认识冲突中的双方的性质、目标、行为模式、力量对比等等因素，然后选择介入还是旁观、选择支持还是反对，这是对人们的立场、智慧和勇气的考验。一般来说，积极参与社会运动的人总是期待社会有所改善或某个问题能得到解决。因而，他们不会是关于国家与民族前途的宿命论者，而是积极的“行动改变生存”信条的信奉者。问题在于，像民间志愿者那样选择服务社会的行动不难，但在面对复杂的社会运动的时候，价值认同和行动选择则往往是很困难的。
综观作者在本书中援引的事例，我们会强烈地意识到，在社会转型期所发生的社会运动所起到的推进或阻碍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那些属于政治转型的社会变化，运动是一种强力催化剂或冷凝剂。在社会转型与社会运动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互动与博弈的关系。
可惜的是，在这部以社会运动为主题的著作，作者并没有提到社会利益博弈问题。博弈论(TheGameTheory)是一种在相互依存的状况中进行选择的策略及其决策。你的选择将会得到什么结果，取决于另一个或者另一群有目的的行动者的选择。社会的经济、政治等问题由于涉及到社会各种利益群体的相互关系，因此又称作社会博弈论。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0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托马斯·谢林和罗伯特·奥曼，以表彰“他们通过对博弈论的分析加深了我们对冲突与合作的理解”。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与博弈论领域相关的基础研究，已经是第五次获诺贝尔奖。这种以某个研究领域多次获奖的情形在诺奖历史上并不多见，这反映出世界经济决策方式的演变——注重实验和互动。其实这也是对从学术上研究社会运动和在生活实际中推进社会运动的最好的思维启示。
面对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不少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利益博弈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的行为模式。在这样历史进程中，人们会很自然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如何为利益博弈提供合理的制度安排？如何保障利益博弈相对公正地进行？如何解决利益博弈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矛盾与冲突？这些问题正是本书中论述的那种建构性的社会运动所要面对与回答的问题。
与人们常有的那种把斗争政治和社会运动定位于十字街头的暴力和过激形象不同，塔罗说，“我并不把社会运动看做偏激、贫困和暴力的表现，而是更合理地把它们定义为群众在与社会精英、对立者和当局的不断相互作用中，以共同目标和社会团结为基础发动的集体挑战。”(第6页)这对于那些对社会运动怀有偏见的政客和学者是一种很好的解毒剂。
我们并没有必要硬把中国当前涌动着的种种发展态势都视为社会运动，更没有必要把它们与西方国家的“新社会运动”混为一谈，因为中国毕竟有着太多的自己。独特问题与解决模式。但是所有这些区分也并不意味着在这个地球村时代中的中国社会发展可以自外于世界的社会运动。无论是以强调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和谐发展观还是关注社会民生问题、关注弱势群体的最新的发展态势，我们都不妨认为，中国正以独特的方式使自己的发展成为世界范围的“新社会运动”中的一种格局。
社会运动跨国性质的研究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社会运动的跨国性质早已呈现。本书作者在90年代后期已经关注并谨慎地提出了看法:“我对无国界之分的运动世界的预测，仍然持谨慎的态度。不过，特别在西欧，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欧洲联盟可能会引发新一浪跨国运动。甚至在西方国家之外，跨国倡议网络也已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本书所研究的主要对象——民族社会运动。”因此，作者在本书中专立一节以讨论“跨国斗争”。作者认为，民族国家自20世纪中叶以来就开始受到来自帝国体系的挑战、属土身份认同挑战和跨国公司实体的挑战，而电子传媒发达的时代中，作为社会运动的跨国扩散进程大为加速。(第279页)
从跨国斗争再往前推溯，我们发现的是古旧而又历久弥新的流亡者斗争的传统，因为流亡本身大多数都是跨国的，而且流亡的原因往往都与斗争政治和社会运动有关。塔罗在本书中没有把流亡者作为社会运动的一种力量和现象来研究，我想这多少也是有点遗憾。
读《运动中的力量》这本著作，我无法不感受到知识分子在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之间徘徊和思考的痛苦，而这些痛苦理应可以从现实中获得抚慰——由于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胜利——之前，先从某种精神学说中获得抚慰。我想起了多年前读过的美国神学家保罗·蒂里希的《政治期望》(四川人民，1989年)，一部结合了宗教与政治的视域而关注人类的精神与世俗命运的宗教政治学著作。蒂里希以神学家的立场勇敢而艰辛地回答着社会政治问题和社会运动的严酷挑战，在经历了“期望”与“幻灭”之后，他仍说“人怀着期望前行，要超越被给定者而走向未来”。这何尝不是我们在研究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之际应该铭记的呢？
图:
《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美)西德尼·塔罗著，吴庆宏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12月版，23.5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