琳·特鲁斯责任编辑 黄维嘉
几个月前我在纽约用一张信用卡吃饭和订剧院的票。后来发现这张卡被冻结了，我必须打电话给英国的信用卡公司。我在这种事情上起初以为没什么大不了的，也许这就是我的问题所在。我用手机给巴克雷信用卡公司打了电话，很顺利地接通到自动回答系统里，最终跟一位讲理的、很令人愉快的女士通话。她听上去对我遇到的麻烦很同情。这时候，我终
于完全明白了信用卡诈骗对信用卡公司来说是个多大的问题，他们有足够理由检查我是不是一个盗用别人卡号的罪犯。那位讲理的、很令人愉快的女士告诉我，鉴于卡号会被盗用，公司希望顾客们在出国以前就给他们打电话。我开始喘粗气。
我正准备回英国，此前我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香港、新加坡、法国、希腊和意大利旅行了八个月。现在信用卡公司要我在出发以前就给他们讲清楚我的路线，我很快感到我又要发疯了。“可是我不为你们公司工作！”我抗议道，“我付给你们钱，所以你们为我工作。”现在提这一点是没用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毫无权力而言，我们双方都很清楚。从那以后我再没出过国，我要承认，这多半是因为那次伤害。
我对客户服务的基本感觉是那些公司趾高气扬的原因是：他们可以这样。他们是内部人士，他们是系统里被授权的代理人。在面对面的时候，尽管人们每天都在商店和邮局遇到和气的人，但权利关系仍然在起作用：作为系统的代理人，他们处在一个需要屈尊降贵的位置上。作为恳求者，我们可以要求被注意，但是不能提出要求。这跟几年前我在商店工作的时候很不一样。那时候我们听从顾客的要求，因为他们有权把钱收回去，这样他们最终掌握了我们的工作的命运。
“哦不！又吃卡了。”他们说着，根本就不看你的眼睛，绝对没有道歉的意思。
“这老是落到我头上。”他们烦恼地说。没人来帮忙，时间在过去。钟表在走。北极圈里的某地，一块大冰掉在了清澈的海里。售货员好奇地拨弄了一下你卖的东西，然后继续跟同事聊起了《星球大战》里的新布景，还有《蝙蝠侠前传》。生命就这样流逝，一棵树在布鲁克林长起来。终于一位负责人怒气冲冲地跑过来，根本不看你一眼，输入密码然后你的卡被解放了。当然，没有人道歉。但对你来说，至少有段时间不会买电影杂志了。可是难道不应该有人说抱歉吗？当然有，你说：“这一切让我很抱歉。”“没事儿。”他们原谅了你。
这都是新的系统造成的。现在有一种理论认为，与机器或虚拟世界的对话会议新的方式让人变得更聪明，斯蒂芬·约翰逊2005年的著作《坏事变好事》就持此观点。如果你希望这种事情有它光明的一面，那这种理论就是证明。显然，人脑中的多巴胺与贪婪有关，当人面在搜索结果的时候它会起作用。约翰逊尤其是在为电脑游戏辩护，“在我们脑电波的作用下，贪婪本能会引发探索的欲望。”在效果上，多巴胺系统说：“得不到你期待的结果吗？也许如果你多花点力气去找，你就会得到好运气———肯定会在这里找到的。”约翰逊认为，玩游戏对我们的道德和世界观的影响也许可以忽略不计，它对人脑作出决定的能力有很大的帮助。“小说会激发我们的想像力，音乐能唤起强大的情感，而电子游戏强迫我们作决定，去选择，去判定什么是优先的。”
《坏事变好事》这本书的论辩有力而且很重要。但是像我这样的老家伙不可能先去研究神经传输系统然后再作出关于“互动性”对当今的人们有害的结论，对我来说，整天挂在网上的人显然交往能力很差。约翰逊解释说，通常的情商标准已经过时，因为如今一切都跟应用有关：如何进入一个复杂的系统并积极地学会其法则。任何傻瓜都知道，如果你要迅速搞定一种新的录像的播放方法，问那些小孩子就知道了。如今技术的发展已经太快，我们已经适应不了。但我不想自我怜悯。约翰逊自信地否定警告者的声音，他认为互联网链接的奇迹会让人变得更加合群而不是相反。读到这里我开始发出打呼噜的声音。约翰逊不顾下巴掉下来的危险断言，新系统的链接方式的应用“增加了人们交往的技巧”，能够“扩大我们的社交网络，为陌生人创造交换意见和经验的机会。”
没错儿，我们现在很快就能和陌生人熟悉起来，我要在第五章里讨论为什么老一辈的人把这一点看作粗鲁而不是对人的解放。可是什么叫“扩大我们的社交网络”？看来约翰逊并不是第一个掉进虚拟性这个陷阱里的人。比尔·克林顿曾经在国情咨文里说过互联网是新的市政广场。凯特·福克斯把互联网称作新的花园篱笆。真是这样吗，并非如此。实际上是一个人自己坐着，眼看前方，敲击键盘，常常是在暗淡光线下，周围是旧的咖啡杯和有面包屑的盘子。诚然，我们每个人的电子邮件列表里都有一个虚拟的社交群体，但这个群体并没有超越我们，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群体。诚然，烫手的信息以超音速的闲言碎语的速度在世界上“吱吱”作响，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忽略这种信息。对着屏幕的生活有很多不好的方面，这是因为我们习惯于控制我们面对的信息，以电子的方式处理我们的关系，删除我们不感兴趣的东西。我们从菜单中选择，我们编辑了世界，我们的社交“群体”以我们为中心然后解体。Bullet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