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艺人与狗仔队矛盾升级要发起游行

　　屡被狗仔队骚扰的黎明终于坐不住了，前不久他和女友乐基儿在寓所的火辣亲热照竟被登上某周刊。鉴于侵犯私隐情况已到严重的地步，香港演艺人协会有意发起一次演艺界大游行，黎明已口头答应以受害人身份带队出席。加上之前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拟把狗仔偷拍、窃听列作刑事犯罪提请立法会审议，香港明星与狗仔的矛盾又一次升级。上一次香港明星游街还是在2002年11月3日，那次是因《东周刊》刊登了刘嘉玲被虐拍的裸照后引发的冲突。

　　黎明口头答应以受害人身份出席游行

　　最近香港某周刊从2月2日黎明、乐基儿从巴厘岛蜜月返家后，即在远距离偷拍黎明于寓所内与乐基儿亲热缠绵30天的系列照片。黎明住在跑马地价值4000万港元的

　　对于在寓所内被偷拍一事，黎明情绪非常低落，已致电演艺人协会寻求协助及投诉。加上日前法律改革委员会拟把某些偷拍、窃听行为列作刑事犯罪一事，演艺人协会会长曾志伟3月26日晚紧急召开演艺人协会对外事务会议，吴彦祖、黄秋生、尹子维、林家栋等纷纷出席。会后演艺人协会决定在圈中人搜集资料和意见，将调查报告向香港政府呈上，促进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提案立法，如果调查报告未得到政府明确正视，便有意发起一次演艺界大游行，抗议艺人隐私受到侵犯。黎明口头答应会以受害人身份出席大游行。

　　艺人们支持法改会的提议召开临时大会

　　参加演艺人协会的吴彦祖早前和女友LISA的亲热照也被偷拍，对于此次游行他称，为保护私人空间，曾考虑移居北京及上海，待有工作才返港，“我为偷拍事件做过功课，专门调查在家里附近有什么位置可以拍到我，后来就发现对面的山头就有可能拍到！”就发起大游行一事，杜汶泽则说：“如果是真的我一定出席支持，但我觉得会没什么成效，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最要紧是呼吁读者不要看这种新闻。”而曾志伟则证实，最近有很多会员被偷拍的事，同时艺人们支持法改会的提议，所以临时召开大会，要向政府反映意见。

　　■艺人各持看法

　　刘德华：立法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近建议将“狗仔侵犯私隐刑事化”后，刘德华表示虽然狗仔队的行为确实过火，但立法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记者要自律，最好能有一个好像考汽车牌照一样的认证过程。华仔认为，如果真的立法，届时双方互控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到时得益的只有狗仔队，因为这段时间艺人们随时都会被狗仔队大做文章。

　　华仔认为假如艺人被记者跟踪，艺人可以请保安。另外，艺人也要守规矩。他认为艺人被偷拍后也要做出反思，看自己是不是有不检点的行为。不过华仔也重申：如果艺人在屋子里也要被偷拍的话，那就真的很过分，不应该了。

　　吴彦祖：将与此进行长期抗争

　　前些日子，吴彦祖和女友亲热被偷拍，他曾连夜上网撰写文章不点名地抨击该杂志。吴彦祖以“Outrage”（侮辱）为题，洋洋英文千字，痛骂该杂志侵犯隐私，更指杂志用来形容Lisa.S的字眼，有贬低女性身份之嫌。吴彦祖表示：“为何公众人物要长期活在惊恐之下？这些杂志的存在，简直是降低社会水平，我将与此进行长期抗争。”他还指责杂志用大量金钱及人力去伤害艺人。

　　■“狗仔”自述底线

　　偷拍是娱乐新闻的需要

　　禾小斗：我觉得底线主要还是在公共场合，不能擅闯入别人的私人地方。但是香港很多记者是通过远距离偷拍，就是说他不在你家里，却拍摄到了你家里。偷拍其实是娱乐新闻的一种需要，是一种手段。因为娱乐圈里有很多当事人不承认的事情，比如说两个人谈恋爱，当你拍到他们牵手、他们亲昵动作，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不能到人家家里去装探头

　　文小刀：我最反对到人家里去偷拍，因为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家庭生活。我觉得拍摄的底线就是公共场合，公众肉眼能够看得见的。

　　不能到人家家里去装探头。

　　另一方面，我觉得艺人自己也要知道保护自己，晚上回家，就应该拉好窗帘啊，普通人晚上回家，还知道拉好窗帘呢。当然，从家里出来，走在路上，逛街了，吃饭了，被人拍，这都是大家能看到的，作为艺人，没必要较这个真儿。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隐去当事人姓名）

　　■香港法改委建议

　　“狗仔”侵犯隐私可能面临刑事化

　　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在《私隐权：规管秘密监察》报告书中建议，订立刑事罪行，禁止任何人入侵私人地方秘密监察或偷听，以及在私人地方内外，利用器材取得个人资料。但香港记者协会批评，有关建议严重影响传媒进行侦查报道。

　　法改会私隐小组主席白景崇指出，所谓私人地方是指家居寝室及厕所浴室、酒店房间或病房等，这不包括有关处所的公用地方，即客厅、厨房或大厦大堂等。如果事主打开窗帘，其他人士可肉眼见到处所内情况，有关方面用摄录器材拍摄，亦不算违法。

　　法改会又建议，只有执法机关才可向法庭申请手令进行秘密监察行为，其他人士包括传媒均不能申请手令，除非涉及严重罪行，执法机关不会跟查或未能调查，以及只可从秘密监察获取犯罪证据，方可作为免责条款。

　　■现身说法

　　香港某退役“狗仔”的自白

　　B先生在香港某媒体供职多年，现在已退出所谓“狗仔队”的圈子。在他心目中，媒体从业人员里没有“狗仔队”和“普通记者”之分，只是每个人、每家报馆采集新闻的方式和道德底线不一样。

　　底线在每个“狗仔”心里

　　B先生认为，黎明这次之所以反应强烈，除了被偷拍了自己较为隐私的内容外，重要的是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的“狗仔侵犯私隐刑事化”给他壮胆。

　　在B先生看来，香港狗仔底线在每个人心里，不同的周刊杂志都用不同采集新闻的方法，这其中每个记者的底线就会有不同。

　　黎明此次被偷拍是否过分，B先生不予置评，相反，他认为法律改革委员会的提案值得商榷，因为一旦提案通过，里面的条款不仅对记者有效，对私家侦探、警察，甚至每位香港市民都会有影响。

　　“狗仔”并没有额外奖金

　　在很多人看来，香港狗仔队追踪艺人车辆、蹲守在艺人寓所门口，耗费大量体力和时间，收入一定高甚至有额外奖金。但B先生表示，自己当记者5年从未得过公司任何奖金，即使是离开香港采访，他们也是按照普通出差费用报销。在B先生看来，狗仔是否辛苦乃见仁见智，一来香港地域非常小，跟踪车辆不需要费太大力气；二来即使出差在外，他们也可以把出差费用合理使用，比如在住宿和餐饮上节省，在租车上多花点钱，事半功倍。关于狗仔存在是否合理，B先生引用黎姿曾说过的一句话，“这是一个商业社会，明星和记者都是做生意的人。”

　　■司法建议

　　蓄意偷拍为获利显然违背法律

　　邦盛律师事务所民法律师曾峰认为，隐私权是自然人就个人私事、个人信息等个人生活领域内的事情不为他人知悉、禁止他人干涉的权利。黎明在家被偷拍，而狗仔队蓄意公布于众，借以获得利益（增加发行量）的行为显然违背了法律规定。可惜香港法律对此没有明确规定。因为香港现行法律体系，对隐私权采取的是间接保护原则，没有法律直接侵犯隐私权的责任。在单独立法不成熟的情况下，涉及隐私权的案件，有可能分别纳入其他侵权行为的范畴，寻求法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