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故事
傅国涌专栏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北大学生罢课要求国民党政府全面抗战，学生会组织了纠察队，维持罢课秩序，一天，反对罢课的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在北大一院门口和学生辩
论，正好胡适路过，虽然他认为学生罢课往往是因为政府太腐败了，政治没有上轨道造成的，但他向来反对学生动不动就罢课。胡适说：“周院长，同他们辩论等于对牛弹琴。”马上有学生质问他：“胡先生，你这是什么话！你说我们是牛，那么你就是狗，国民党的走狗。”胡适竟然没有生气，反而解释说：“同学们，别误会，别误会，我是随便套用一句成语。”
当时的北大学生千家驹在《北大新闻》发表一篇未署名的短评，其中说到“法西斯”就是“独裁”，被胡适看到了，他在《独立评论》写了一篇文章，详细考据了法西斯起源于意大利的“棒喝团”，结论是“法西斯”与“独裁”并不能画等号。几十年后，受过胡适恩惠的千家驹仍对此耿耿于怀，说胡适骂北大学生“无知”，讽刺这位胡适教授真是“渊博”。
千家驹写文章一般用真名，但他在《独立评论》发表的两篇短文却用了“一之”的笔名，当时《独立评论》在名流学者中身份很高，很多人以在这上面发表文章为荣，但在左翼青年中的名声却不大好。当胡适约千家驹为《独立评论》写稿，他因为胡适帮过他很大的忙，情不可却，又不愿“败坏”自己在左翼青年中的名誉，所以就用笔名发表了两篇专业性较强的文章。胡适也许知道他不愿署真名的原因，对他的文章也不更动一字，以示“文责自负”。
1935年，胡适介绍千家驹到北大兼任讲师，讲《中国近代财政史》，当时的经济系主任以及其他人都不愿意聘他，说：“千某人只知道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一套，他怎么能在大学教书呢！”由于胡适的坚持，他们才勉强答应。当时他只有25岁，北大毕业不久，从未出洋留学过。更有趣的是校长蒋梦麟，当年他在北大读书是有名的“捣乱分子”，蒋很头痛，现在请他回北大当讲师，据说蒋对陶孟和说：“千家驹在北大‘捣乱’是合理的捣乱，我倒一点不怕，不像现在学生只是胡闹而已，不是捣乱。”欢迎他到北大教书，给他发了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