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关学集大成者为冯从吾，在冯之前，“三原学派”功劳最高，其开创者和代表人物为三原人王恕、王承裕、马理和高陵人吕泾野等，这一学派的主要特点是“重气节、厚风土”，具有正直而淳朴的气质，而他们所建立和求学的三原宏道书院更是对明、清陕甘学子影响深远，从本期起我们将对此作一详细介绍。
王恕父子创新派
王恕（1416－1508），字宗贯，三原人，明正统十三年（1448）中进士，历官19任，官至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政绩卓著，德泽乡闾。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王恕身居要职，“凡遇事之可行者，不计成败而行之；可言者，不顾利害而言之”。他以安民为心，不为权势所夺。朝廷议事，他“侃侃论列无少避”，曾21次应诏陈言，39次上疏谏议。每当朝廷行事不当，众官皆曰“王公胡不言也？”而未几，则“公疏且至矣”。故时人有歌谣：“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意为北京、南京两京的官员中，只有王恕敢于直言。
王恕对官府权势实行监督、弹劾，促进官、民之间的理解。成化初年，河南南阳、湖北襄阳、荆州一带灾民起义。皇帝委派王恕与白圭率军弹压。起义失败后，有人主张将境内一切可能参与起义的山居流民斩尽杀绝，不留后患。而王恕坚持不许滥杀无辜；同时报请皇帝，对灾民区别情况分地分牛，赈济衣食，使之安居乐业。江淮一带社会秩序很快稳定。
王恕多次奏请皇帝体恤民情，提出除祭祀和军需外，“其余一应不急之务，无益之事，可减省者减省之，可停止者停止之，使财不妄费，民困少舒”。宪宗在京城内外大兴土木，修建庙寺，王恕坚决上奏阻止，宪宗不得不有所收敛。
成化年间，顺德知府黎永明、浙江布政使刘福因触犯权贵而入狱。同年，皇帝颁有特赦诏，诏中有“罪无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但黎、刘等人当赦未赦。王恕认为这是失信于民，上疏说：“理之当生杀予夺，而生杀予夺之可也；不当生杀予夺，而生杀予夺未可也。若赏一人而千万人欢，则赏之；若罚一人而千万人惧，则罚之，此公天下之赏罚。”他反对“淫赏、滥罚”，推出了有名的“赏罚论”，遂使黎、刘错案得以纠正。
王恕巡查云南时，访知镇守太监钱能部下郭景等人索取安南王金珠宝石及强夺妇女，致土司不满而背叛的事实，即派人逮捕郭景，并弹劾钱能。钱能等人十分恐惧，最后疏通陪皇帝的太监，改调王恕重回南京任职，钱能也调离云南，此事方才寝罢。自此，太监对王恕恨之入骨，但也畏之要命。
朱元璋曾在朝堂上铁碑定案：“内臣不得干预朝政”，以防止太监专权。但他死后，朱棣靠太监策应夺权，对太监委以重任。此后太监擅掌军政大权，“动以朝廷名义，需索银两无有纪级”，民不堪命。王恕著文弹劾，反对太监专权，反对太监收罗奇花异卉、珍宝珠玩取悦皇帝。他疾呼：“物或可缺，而民则不可缺。”他的弹劾，遏制了一部分太监的专横行为。
王恕执掌吏部选官权力后，坚持“以资格待寻常之士，不以资格待非常之才”的原则。他所引荐的贤才，多成一时名臣。对皇室成员的擢用，王恕也同用这一原则。他在奏议中引用《出师表》“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藏否，不宜异同”的观点，告诫皇帝。另一方面，他力主淘汰侥幸升迁的无功人员，尤其是掌握重要政务的堂上官和封疆的地方官，强调“千百户镇抚，非有军功，不得滥升”。
王恕刚正耿直，秉公不渝；犯颜直谏，冲撞朝臣，晚年主事弥艰。弘治六年，上疏求退。返里后，于立德、立功之余著书立言，同其子王承裕创办宏道书院，成为“三原学派”的创始人。
王恕的著述有《历代名臣谏议录》124卷，《王端毅公奏议》12卷及《石渠意见》等。他还汇集资料，聘常州名士朱昱编纂成《三原县志》。
王恕之子，王承裕，字天宇，7岁能诗，弱冠著《太极动静图说》。弘治时举进士，伴其父回三原。此时，一些儒生向他求教，便借僧舍为讲学之所，题名“宏道书屋”。弘治八年（1495）王承裕赴京做官数月因病归里，向他求教者益众。王遂与众商议募捐，在北城普照寺旧址建起宏道书院，后来发展成为陕甘两省学子深造的著名书院。丙寅年（1506），武宗即位，任王承裕为吏科都给事中，公正廉明，选用无不当。后因不满刘瑾擅权，以言事忤刘，嘉靖年间改任南京户部尚书。
三原马理传遗风
在王恕父子的弟子中，马理“执礼如横渠”，颇有张子遗风，其学“以主敬穷理为主”，时人称他能“得关、洛真传，为当今硕儒”。
马理，字伯循，号溪田，三原人，生于明成化十年（1474），嘉靖三十四年农历十二月十二日（1556年1月23日）关中特大地震，与夫人罹难。天启间追谥忠宪。马理于弘治戊午年（1498）中举人，正德甲戌年（1514）中进士，均名列前茅。授吏部稽勋员主事，后又任稽勋员外郎、稽考功郎中当禄卿等职。自幼好学，14岁时对五经就有独到见解。弘治年间，就学于三原宏道书院，受教于同里王恕和王承裕，又与当时著名学者高陵吕泾野、三原秦伟、安阳崔铣等为同窗挚友，研究学问十分刻苦，“学接横渠，功著久经”，时学者都将他与宋代著名哲学家、关中学派的代表人物张载相提并论。关中督学杨一清曾赞叹说：“康生（武功康海）文辞，马生、吕生（高陵吕）的经学皆天下士也。”入国学后，其名声更远扬海外。安南（越南）贡使问部郎黄清：“远闻马道学名，所愿一见，今何不在仕列？”黄清回答说：“马公志高不俗为官。”使者赞叹不已；又有朝鲜国王奏乞颁赐马理的文章，遣使者抄录了他所著的《送康太史奉母还关中序》，让本国人作为范文传诵。
马理学行笃纯，秉性刚直，爱国爱民，仗义执言。正德戊寅年（1518），因跪伏宫门外极力谏止武宗皇帝南巡游山玩水，而被廷杖。嘉靖三年任稽勋员外郎时，适值议大礼，他为了阻止嘉靖皇帝推崇私亲，率百官跪伏于皇宫门前激烈谏诤。皇帝大怒，以他为首的134人全被廷权，又诏系狱。后调文选司主事时，本部尚书万镗与马意见不合，马说：“居官不能尽道，不如回家。”万说：“相逢不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马第二天即上本辞官回家。万镗深感惭愧，因而对马十分敬佩，常常寄书问候。马对受屈蒙罪的贤臣，敢于上本竭力为其申辩；对逢迎皇帝的奸佞之臣亦敢于上本弹劾。嘉靖五年，大计外吏（考察地方官），大学士贾泳、吏部廖纪以私人恩怨欲免去广东副使魏校、河南副使萧凤鸣和陕西副使唐龙的职务，马极力反对说：“三人督学名著天下，必欲去三人，请先去理。”使两人公报私怨的意图未能得逞，于是朝野更加佩服。称赞他：“爱道甚于爱官。”
马理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自举进士至谢政，无日不从事学问。常说：“身可绌，道不要绌。”曾讲学于三原嵯峨精舍，年70时归隐，又授徒于商山书院，堂上座无虚席。不仅教学生学习儒家经典著作，以居敬穷理为宗旨，而且强调学以致用，常用为官清廉的事例教育学生，要求学生做一个有益于国于民的人。到晚年愈加谦虚谨慎，且有自知之明，能极力举贤荐能。他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上奏皇帝的《谢恩疏》中写道：“臣自揣：臣应事精详、廉正公平，不如浙江周文兴；明敏有为、文武俱优，不如朝邑韩邦奇；静正无私、屹然若砥柱，不如怀庆何塘；遇事安和、中行无咎，不如榆次周铁。此济时之才足以却胡安夏者，尚济济在野，未易悉数，伏望皇上察臣衰老，放归田野，取臣所言及未言之才，令该部斟酌任用之。”其光明磊落、忠诚恳切之情昭然纸上。在商山书院讲学期间，山巾野服，鹤发童颜，飘然望之若神仙，常诵读：“荣不足以骄，利不足以歆，害不足以怵，常不足以肆，变不足以惊，方见学力。”以自勉之。
马理著有《四书注疏》《周易赞义》《尚书疏义》《诗经删义》《周礼注解》《春秋修义》《陕西通志》与诗文集，但多散佚。现存的有李锡龄校刊的《溪田文集》12卷及补遗、续补遗等若干篇和《陕西通志》。
一代宗师吕泾野
马理的同窗好友吕泾野，是吕的号。吕（1419－1542），字仲木，西安府高陵（今陕西高陵）人，明代中期的著名学者。冯从吾《关学编》称他是自张载以后“关学”的集大成者。“关中之学益大显明于天下。若夫集诸儒之大成而直接横渠之传，则宗伯（吕泾野）尤为独步者也。”
吕幼年笃志好学，虽寒冬酷暑，端坐诵读于矮屋之中，不曾远离书舍。十四岁应童试补廪生，后应乡试因故不第，入太学。正德三年（1508年）殿试第一，中状元，授翰林修撰。在翰林院充任经筵讲官、考官、史官期间，讲授义理，尽心竭力；考核官吏，不徇私情；主持修史，秉笔者书。就才识、人品而论，吕称得上明代状元不愧科名的佼佼者。
吕生活于明代的多事之秋。当他步入仕途之后，权阉刘瑾以同乡的名义招致，他坚辞不就。朝中一些趋炎附势之辈，为保住高官厚禄，对刘瑾极尽讨好巴结之能事；而吕却不入其门，并且累拒贺礼，由此遭到刘瑾一伙的嫉恨。当时蒙古遗族侵扰作乱，边境不宁，吕上书武宗皇帝入宫亲政，消除祸本。刘瑾以为大逆不道，派锦衣卫进行盯梢，欲置吕于死地。吕察觉阴谋，愤然引疾辞归。不久刘瑾案发被处死。受株连者甚众，特别是陕西籍的官绅，遭牵连者尤多。由此，时人深深佩服吕见识高远，以为有先见之明。
鉴于吕具有卓识伟节，王廷相等朝廷名臣纷纷上书，建议皇帝“召擢大用，以答人心”，于是获准起用，仍供旧职。吕复职后，不顾个人安危，继续上书劝皇帝勤学，并列举历代一些君王修业、纳谏和执政当中的经验教训，进行规劝，他的意见得到了武宗的赞赏和采纳。正德九年（1514年）乾清宫遭火灾，吕借机向朝廷“陈言六事”，“皆武宗之荒政”。在六条阑言中，以要求武宗“逐日临朝亲政”、“遣去义子番僧”、“撤回天下镇守中官”等条，“最为常人所不敢言奏”此奏章呈上以后，虽被朝廷压了下来，但“闻者惮之”，在朝廷官员中引起了很大震动。在做官无机会施展其才的情况下，吕以“仕非其时”为由，愤然告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