琳·特鲁斯责任编辑 黄维嘉
为什么我们必须忍受电话的骚扰？为什么关于这种事情的建议总是很滑稽，它们听上去根本不现实，而且也不怎么可笑。
“拿一个录音机放到大声打电话的人们面前，他们很快就停下了。”
“看看他们的号码是多少，然后给他们打。”
“当他们大声宣布自己的信用卡号码和地址的时候，抄下来给他们看。”
“把他们的电话扔出窗户。”
出于很多原因，我们没这样做。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会说：“为什么我会在个人之间计较这种事？我知道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现状。”所以我们会抱怨、叹息和坐立不安，有时候看到另一个过路人为此感到受不了。我们认为公共空间应该是中立的，被人们分享的。我们并不想自己占有它，可我们也不想别人完全占有它。一想到人们可以把地铁变成电话亭，我就要发疯。我现在一上出租车就要求司机关上他们烦人的广播；在自选商店里，当我听到流行音乐在肆无忌惮地大声吵人，我就会自己去把音响关掉；当我这种行为受阻，我会感到困惑。有一次在牙医诊所的候诊室里，我的手指已经碰到了音响开关。这不是很容易，因为音响放得很高。我问：“有人要听这个吗？”“是的，我要听。”一个女人回答。我当场被吓了回来。如果她不是看上去被牙疼折磨得很厉害，我真想说她是在撒谎。
回到手机的话题。我想，接听手机并不是粗鲁的来源。因为接听手机是我们都会有的正常反应，谁都很难抗拒。我发现，那些从没和我说过话的人越来越喜欢打我的手机，而且留下一大串电话号码。我的手机在室内信号不好，我只能看到来电显示。所以我没别的选择，我要穿好衣服和鞋，离开家，爬上一座小山。然后我再从小山上下来，回到家拿了纸笔再回到山上，边听边记。
1897年埃尔顿关于电话的预言里最打动人的部分就是那句“你是谁？”（当双方都使用了“电磁耳朵”），对方精彩的回答是“在安第斯山！”显然，这么奇妙的科技本来就应该让我们听到新鲜的玩意儿。但实际上，我们不小心听到的别人的电话内容有下列四种：商业谈话，它们的场所本应是在关着门的办公室里；亲密的谈话，它们本应该在私人场合进行；单调乏味的家庭琐事；纯粹的垃圾。
所有这些内容听起来都不会让人舒服。一方面，人们之间的交流是件很自然的事情。如果把手机放在各种新出现的交流工具里考虑，我们会发现它们同样都面临过度的使用。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关注这种交流带来的对别人的不尊重，公共环境里的群体关系因此产生了变化，群体的作用不再像以前那样有效。过去，人们会掂量一番：我要做这件对社会不好的事情，因为周围有二十个人，所以我最好别做了。但现在的计算方法变了：我要做这件对社会不好的事情，如果有人反对，我就跟他说“滚开吧”。我可以拦着他，不让他得到别人的支持，事情就是这样。说句“滚开”就可以得到解脱，这种事情我会在下一章里讨论。现在我要回到前面的问题，我希望大家能分享我对关于“私人空间”的新闻的反应：
1.女学生抗议不让学生当众拥抱接吻的故事
反应：气愤；有点咬牙切齿；“我那时候就不这样”等等。
2.弗吉尼亚州禁止低腰牛仔裤
反应：对保守的立法部门感到下意识的绝望，然后是对我自己的政治立场感到焦虑，因为我自己也不喜欢看年轻人经常露出内裤。
3.伦敦的地铁里要装电视
反应：郁闷；跟卡桑德拉一样揪自己的头发；在互联网上搜索捣毁电视的装置。
4.在垃圾信件里装金属寄回去的故事
反应：支持并欢呼；出去买金属片比什么工作都重要。
5.对付上门推销的人的各种办法
反应：更大声地欢呼；练习说：“快点，我把他捆在椅子上，别让他逃跑了。”用这来吓唬推销员。
6.人们正在失去集中注意力的能力
反应：深以为然地点头；抱着胳膊小声说“我早就这么说过”，然后忘了自己说过什么，因为我的注意力也给电子邮件和电话弄得很涣散。
“怎么就没有人多为别人考虑啊！”我们叫道。可是为别人考虑的前提是设身处地，想象自己是别人，但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就像伦敦地铁的发言人说的：“人们应该学会忍受，这样我们才可能在地铁里多打广告。”他用的词不是“为别人考虑”而是“学会忍受”。为什么？也许是他词汇量太小。从他的观点看，给别人制造麻烦的人要行使他们的权利，而别人必须忍受，像圣人一样忍受。“你他妈的给我小点声，把那东西关上。”也许动粗是我们唯一的选择。我们无能为力了。Bullet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