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
在电视台做了几年栏目，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原因是我做的这档节目是一个类似湖南卫视的“真情”这种情感谈话类节目。节目刚刚创办时，我们剧组的几个导演找遍了天下最离奇、最悲苦、最能赚观众眼泪的真情故事
来做，果然，这档节目的收视率一路飙升，创下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我们接触的主人公大多数是不幸的弱势群体：自强不息的残障人，上不起学的农村儿童，身患绝症的、失散亲人的、下岗失业的……总之，他们悲惨的命运让人泪水涟涟，从采访、拍摄、录制现场，直到后期剪辑我一直都沉浸在一种深深的哀伤当中。
我的朋友和同事都问我，你们都找些这么悲惨的故事，生活中还能快乐吗？更有观众一提起这个节目，很快就答，知道知道，就是那个哭的节目呗。
哭———意味着情感决堤后泪水的泛滥，意味着同情和悲伤，但是哭，于所有不幸的人们有何益处呢？我回答不上来。
我久久地想这个问题。
人们因为身体的疼痛而哭泣，因为生离死别而哭泣，因为爱情的破碎而哭泣，因为理想的毁灭而哭泣，因为信仰的坍塌而哭泣，或者只是触景而伤情落泪……
我的儿子从小就不爱哭，但是小小年纪懂得了感动。
有一次，大约是儿子八岁的时候，看影片《勇敢的心》，结束时他一个人在那儿抹眼泪，问起他来却不吭声，直到很久以后和我谈心时才说起，原来他看到结尾时，主人公华莱士被砍去头前喊出了“自由”两个字，深深地打动了儿子幼小的心灵。
一个苏格兰英雄为了自由付出了年轻的生命，这是一种为信仰献身的精神。懵懵懂懂的儿子当然不能理解“自由”这两个字的真实涵义，但在儿子看来，一个英雄能为了“自由”这两个字去死，那这两个字该有多么重的分量啊！
从此，儿子小小的世界里再也不能忘怀这两个字———他八岁时曾为它们感动过。
最近从报纸上看到一个故事。
某边远山村有一个老太太，70多岁了，大儿子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小儿子患有痴呆症，和一个比他更痴呆的女人结了婚，生下了同样痴呆的一儿一女，全家的生活就靠老太太一人维持着。
年底，当地民政部门赶去慰问。老太太家很穷，但走到哪里都打扫得干干净净，院子里连一片落叶都不曾看见，儿孙们都在，穿得破旧，但洗得干干净净。
听说民政局送粮油来，老太太忙摆手说：“我们家的生活担子，就该由我挑着，怎么能靠政府救济呢？那我还算堂堂正正的人吗？”
民政局的同志问老太太过年的东西准备好了吗，老太太爽朗地答：“好啦！两碗白面，又买了半斤肉，另外，鸡下了三个鸡蛋，我也不出去卖了，都留着过年用！都准备好了，不用政府操心了，大年三十我就能包肉饺子了。”
民政局长又说，我们代表政府来给您老送点钱粮，虽然不多，可也是一点心意，希望您能收下。老太太忙推拒：“不要救济，我能过得下去，再说我还有点钱，真的，我有钱。”
老太太颤巍巍地走到大板柜前，取出一个包袱，打开里三层外三层，最终解开了钱袋。随着一阵稀里哗拉声，倒出了一小堆硬币，最后才飘出一角二角的毛票，点了点，加起来也不到十元钱。她笑着拿给民政局的人：“你看，我有钱，不用政府救济的。”同去的两名女干部捂着脸失声痛哭，一行人流着泪，在那里沉默地站了很久。
老人自豪地说：“我常教育儿孙们，不靠天不靠地，自己的事自己来做，能帮助别人时就帮助别人……”
我们常常哭。为自己不幸的命运，为身边悲惨的人和事哭泣、落泪，但是我们又太无奈，不能够留住亲人，不能给流浪的人找个家，不能够把身上的钱全部掏给失学的少年……我们根本就不具备从根源上改变世界的能力。因此，我们的泪水白白地流尽，我们的同情是廉价的。
我们很少感动。麻木的心灵已经不再敏感，我们一律对细小的事物视而不见，或者，从来就没有弯下腰来去认真地去品味这些细小事物蕴含着的博大精神，从来就没有去寻找一切苦难的源头，在这个年代，感动成了一种多么稀有的品质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