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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文字缘何多起来—读《儿时“民国”》看人生世相

http://ent.sina.com.cn 2006年04月05日03:27 舜网-济南日报

  林 浩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有这样两句:“四十个冬天将要围攻你的眉头,在你美的领土上挖下一道道深沟。”17世纪初的英国,人到了四十岁,就被认为老了。那么,这个年龄的人在现今的中国怎样呢?四十岁原本是很“年富”的,可在许多行当都吃起青春饭的时代,一般职场官场上的男女,四十多岁,心理上忽然就有些惶惶然,“迟暮”心态不期而至,正
在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怀旧市场”便悄然发育了。于是,书架上,忆旧文字多了起来。三联书店今年二月版的唐瑜著《二流堂纪事》,上海辞书出版社去年12月版的《上海老辰光》,甚至还有一本高等教育出版社今年一月版的《70年代人记忆典藏》等,此类书一时众且时尚。浏览这些书名,忽然又有所省悟。一七龄童说:“我小的时候……”刚上小学,他的“准母校”——幼儿园改造了没几年的水沙石门楼,又变成大理石的了。原来,怀旧的文字多起来,还因为在当今“唯新主义”氛围中,社会生活细节与城市景观变化太快,弄得小孩子都能忆当年了。

  “不要说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不知这快,好,抑或不好。

  怀旧,似乎不再是老年的专利,如今也有低龄化的趋势。不过,有兴趣写怀旧文字的人,毕竟多是些已走到“人生边上”的人。惶惶人生,当局者迷,到了“边上”再看,才清楚。说到这儿,今年3月上架的广西大学出版社出版,胡伯威著的《儿时“民国”》引人注目。

  与名相符,书的内容自作者自1936年两三岁始,至1949年上海解放作者十四岁告别少儿时代止。是所谓“民国”后期的一段生活经历,也正是一个儿童眼中的“民国”。

  胡伯威,祖籍上海,生于南京。抗战时随父母颠沛于昆明与重庆。1957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在武汉从事气象工作。一个学理的人,而今也年届古稀,怎么就忽然从文了呢?他在鸣谢中说,“是别人的鼓励,使我这个搞自然科学的,到老来也有勇气在文史舞台的边缘,跑一趟‘龙套’,露露脸。”但这一“脸”,却露得不俗:独特的人——一个典型的“民国”中流社会、占有相当文化的大家庭之后;独特的时代——作者出生于1935年。而1930年代初,当是“民国”经济及社会文化发展的“鼎盛”之时。作者甫一出世,享受的就是“民国”的经济好处,浸润的就是“民国”文化的熏陶。但当能睁开眼睛看世界时,面前的,却是一个外侮当前、战火不休、走向衰败的中国;独特的经历——作者幼年至少年,“颠沛”的线路是南京——昆明——重庆——上海。这四个地名意味着什么呢?从抗战军兴至“民国”休止前夜,从首都,大后方,到陪都再到十里洋场,战乱潦倒的民生与作者家族优渥生活的反差,小小少年,该有多少独特的所见所闻呀!

  人们读忆旧文字,看的是别人,根本是要在其中读出自己来。仿佛要在文明的废墟上找出自己曾经的足迹或者将要踩出的脚印。把别个的人生悲欢作一个参照,唏嘘一番,得到看悲剧般的美感满足。这里,且理出一二供读者感喟。

  作者出世于一个殷实的文化之家,家族的一群,仅就命运而言,起起落落往往多舛,惟“个子比妈妈高,皮肤也白些,大眼睛,双眼皮,很漂亮”(有照片为证)的大叔婶,“从小没有了亲生父母,由亲戚抚养”,按说是个苦命孩子,不想却成了“胡家硕果仅存的‘老祖宗’”,“今年已经96岁了,还能够健步上楼,逛街,由儿女陪着去上海以外的地方旅游。她性格直爽,健谈,说的话里面常常有一些我没听见过的词句,都是上海、江浙地方俚语,生动而‘发噱’。”

  一个身世不济的人何以能如此长寿?大叔婶幼年丧失父母,生死离别的悲情姑且不论,那大叔婶的父母彼时无奈托孤,心中必如五内俱焚。不想女儿如此长寿,若地下有知,心里又该是何等欣慰?

  母亲的几个异母妹妹,作者称为“”。“二老实,嫁了个本分人……三不幸嫁了个不走正路的人,贩卖鸦片。最后三自杀了。四……。”看至此,都要想,唉,还是那句老话:“男怕干错行,女怕嫁错郎啊!”

  说到自杀,“班舅舅”(作者母亲的异母弟弟)的自杀更能让读者心中“咯噔”一下。

  比作者大不了几岁的“班舅舅”,在“文革”中因家庭出身问题受冲击,自杀了。可正是这位“班舅舅”,小时却以脸皮厚著称。大人骂他脸皮“像城墙拐弯还要加三层钢板”。小时候那么顽皮,长大似不该那般脆弱。这不也正是人生难以琢磨的地方吗?

  令人难以琢磨的地方还有。作者幼年听大人讲童话电影《绿野仙踪》里有一个“老处女”,因昆明话“处”与“鼠”的发音相同,便问“什么是‘老鼠女’?”们笑答后,作者童言无忌,脱口而出:“那我就做个老鼠(处)男!”不料,竟一语成谶, 1976年作者成家时,已经41岁了。

  有哲人说,人生即选择。而选择,很难。难在人非圣人,世事叵测。大叔叔业从航运,过从中,有个航业界少壮派胡汉武。解放初期,胡曾被派香港,以说服出逃的轮船公司老板驾船回内地发展。其中的一个老朋友,即后来的香港特首董建华之父董浩云,却反过来动员胡留在香港。最后“人各有志”。结果两人遭际迥异。董浩云没有听胡汉武的,后来事业发达,成了世界船王之一;胡汉武没听董浩云的,历次运动步步沦落。“文革”以后直到去年去世,依然蜗居8平方米的陋室。沧海沉浮,让人徒生感慨。

  蓝苹(江青)因曾是舅舅一个朋友的情人而去作者母亲的娘家做客,“即便蓝苹只是个二三流的演员,也算小有名气,妈妈她们都躲在厢房里透过门缝偷看她。”翻开此书,扑面而来的“民国”世相情态,还会让人顿觉世道轮回,恍惚时代并无进展一般。

  不仅如此,平实的文字与天成的时代氛围也堪称此书的优柔之处。一个不靠写字吃饭的人,文章能达此境界,绝非一时之功。作家林达在书的序中说:“读伯威的文字,能读出他的得天独厚,他的文字平和得体,正是越过了革命年代之后,父母的家庭教养,又从很深的地方,自然而然在走出来。”想林达此言应该不是酬酢之语。家庭修养是个很无奈的东西,它左右一个人的面貌行止于无形,不是装得出来的。

  读怀旧文字,人似在现实与虚无间缥渺,根本是寻求心灵审美体验,把玩一种感同身受。真正超脱的忆旧是没有的。合上书本,还得像梁实秋说的那样,“便立刻要面对挤死人的公共汽车”。一位寺庙里的方丈长吟:“无便是有,有便是无。”钱穆有文说:“问我何所有,山中唯白云。”高且高了,毕竟,这样的境界,是吃五谷的人不容易达到的。

  怀旧得当,犹如花看半开酒饮微醺,能让现实生活过得更有滋味,又如清明祭奠逝者,寻的是生者的慰籍。读《儿时“民国”》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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