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月前，我写过一篇短文，对余华《兄弟》（上）有所肯定，遂遭若干朋友的误解和讥诮。他们认为我无视了显然的事实，听起来好像公众对《兄弟》早有定论，大法官的锤子也敲过了，我还煞有介事地从口袋里摸出皱巴巴的辩护状。
是否有此定论我不知道，果真有，我也可以保留逆定论而行的权利。何况定论往往并不一定代表真理。
但《兄弟》（下）出来后，这些朋友已经失掉当初那份捍卫真理的热情了。据说（下）比（上）更差，“简直在胡闹！”他们看我的神情若非幸灾乐祸，也是充满同情：看你还有什么说的。
我读完《兄弟》（下），想了想，决定还是要辩护到底，因我确信无论（上）（下），《兄弟》都有值得为之辩护的东西，尽管可能只有一点点，如荒野磷火，然而总不忍听其熄灭。
“歪七歪八”又如何
许多人说《兄弟》（上）写歪了“文革”，（下）再把“改革开放”写歪，加起来就是歪七歪八。这是目前针对《兄弟》的主要批评意见。但写歪“文革”又写歪“改革开放”的作品多了去了，何以《兄弟》就成了众矢之的？
这才是关键。也许，大家觉得别人是努力写“正”，只因力有未逮，结果写歪了，故情有可原。余华则处心积虑要写歪，压根儿就不想写“正”，只一味避难趋易，避重就轻，硬将两个复杂沉重的时代简化，抽象，蒸馏，提炼出“爱”、“恨”、“痛苦”、“残酷”、“荒谬”（“搞笑”）五种元素，紧抓不放，用墨如泼，肆意夸张，反复渲染，重复唠叨，一根筋写下去，从头到尾没一点变化。如此蠢事只有三岁小孩干得出来，却竟然出自著有《现实一种》、《十八岁出门远行》、《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特别是《呼喊与细雨》的“先锋作家”余华之手，岂非“倒退”或“武功全废”。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正”写这两个时代，至今也没有谁发明或规定某个“正”写的方法。实际情况是，我们许多人都有关于“文革”和“改革开放”的想象，余华所提供的想象与之不符，于是失望愤怒。但我们要求别人尊重自己的想象，为何就不能花两秒钟考虑一下别人的想象或许也颇值得一顾呢？文学记录我们各人关于“文革”和“改革开放”的想象，只有绝对正确的一条路吗？果如此，除了绝对正确的某一个作家之外，所有其他中国作家不都可以休息了吗？
深刻地看“简单”
《兄弟》不费吹灰之力“发现”的历史和人性内容确实简单。写“爱”，就是李兰和宋凡平、宋钢和林红之间毫不展开的原始单纯的夫妇之爱，或者李光头和宋钢之间同样缺乏展开的原始单纯的兄弟之爱。写恨，就是“文革”中无缘无故的相互仇视，写“残酷”和“痛苦”，就是将人打得一塌糊涂，不成人样。写“荒谬”，就是捏造一场目前肯定不必担心真有谁敢悍然举行的全国处美人大赛。场面描写，总是粗线条地将某个戏剧化事件夸张、放大，“偷窥事件”和“蹭电线杆子”不用说了，写到用拳头多次打人，也非要数出一二三四五六七不可。至于人物形象，几乎个个都概念化，扁平化，脸谱化，小丑化（包括善良无辜的宋凡平、李兰和宋钢、林红夫妇）。作者对事对人的描写皆直奔主题，紧扣上述五大元素，单调，重复，唠叨。故事进展除了不断地强化相同内容之外，就只剩下单纯地增加篇幅。
不仅如此，叙述和语言也简单到极点。自始至终都是全知视角主观讲述，而且一律快速推进，节奏急促，从来不肯留连于细节描写和细致琢磨，全部采取吵吵嚷嚷的高调叙述。充分暴露人与事的简单，或许正是《兄弟》的写作意图，而取消叙述和语言的复杂与深刻，追求简单与浅俗，自然成了《兄弟》的最高写作原则。
因此，说《兄弟》简单我完全同意，但我反对简单地对待《兄弟》的简单，因为无论作者所要发掘的历史和人性的简单，还是他有意制造、本身就具有一定模仿效果和奇观性的叙述和语言之简单，恰恰是我们需要正视、包含着某种启示的现象。
我所谓“简单”，翻译出来就是“真实”，“残酷”，“贫乏”，“暴力”，“蛮横”，“悲哀”，“罪恶”，“死亡”，但也可以是公开的虚假、不知好歹的以苦为乐、不可解释的巨大丰富性、太上无情以及按捺不住但注定要归于无有的生命力。这是依然鲜活的有生命的简单，是无处不在的真实的简单，是靠我们目前的智慧无法消灭更无法改变的太伟大的挡不住的简单。从“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一直就想抵达这种简单，现在简单来了，大家却假装深沉和复杂，一致加以抵制和贬损，一致认为这不是我们的历史生活应该有的更不是我们的渐趋成熟的文学应该有的。上文所谓“定论”，大概就是这个罢。
走文学的偏锋
如果我们把《兄弟》和铁凝的《笨花》放在一起，对比就非常鲜明：铁凝凝神屏气、穷搜幽讨、深谋远虑、力举千钧地汇聚民族元气，展示民族曾经有过可能还会再有的深闳博大，余华则兴高采烈、满嘴油滑地取消一切厚重深致，将所有货色都摊开在一个平面。铁凝写出了历史和人性的立体，余华则告诉我们这个立体后来如何成了被压扁的可笑的怪物。铁凝做加法，余华做减法；铁凝走正路，余华走偏锋。你可以喜欢铁凝而讨厌余华，但你不能以铁凝取消余华，你也不能以余华取消铁凝。
突然做起这种不伦不类的比较，是因为读《兄弟》（下）时，刚好也拿到铁凝的《笨花》，后者使我相信在不太遥远的将来，针对刚刚过去的一百年或五十年的现当代历史，中国文学将会出现足以与之相符的复杂而沉重的巨著，犹如托尔斯泰之于俄国，帕斯捷尔纳克之于苏联，福克纳之于美国，福楼拜之于法国。对此我没有任何怀疑。但即使那时，余华所发现的这些简单元素，他以模仿（戏仿）心态描写这些元素的同样简单的叙述和语言，还是难以回避。其实也只有把时钟倒拨至五十、一百年前，铁凝才可以施展她所积累的有关民族生活史的丰富知识，倘若让她以长篇小说形式描写近五十年历史，《苯花》笔法恐怕就不合适，起码也得搀杂乃至包容一点《兄弟》的模式。
中国当代文学痴迷不二的读者们总希望有朝一日，中国作家也能贡献在它们本国属于凤毛麟角的外国文学名著那样浑浑厚厚、莽莽苍苍的鸿篇巨制，然而我觉得，中国当代文学不接触近五十年历史则罢，一接触这五十年历史，《兄弟》所提供的简单模式还是绕不过去。说真的，有关过去的五十年，我们难道有过不“简单”的文学书写吗？在这意义上，《兄弟》以其奇观性和闹剧化写作，毋宁给试图把握近五十年历史的中国文学再次设立了一个必须征服的噩梦一样的难关。这个难关被征服之前，任何假装的深刻、硬添上去的复杂，都会一捅就破，一触即溃。这就如说服不了小孩子的智者终归是笨伯，吃不消或善或恶的玩笑的信仰终归是假道学，害怕简单粗直的文学终归是假装出来的所谓复杂厚重。真善美的任何一个范畴都必须克服并且包容了对立面才能建立起来。
“兄弟”是一次裸奔
熟悉余华写作经历的读者不难发现，从《在细雨中呼喊》到《兄弟》，余华差不多是一路狂奔地企图做回他自己。他一边奔跑，一边将“先锋时代”随手捞到的不适合自己的奇装异服统统脱掉，只剩一套紧身小褂，脱无可脱，于是《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之后又有了《兄弟》。他大概也就只这么一点点东西。所不同者，从前加了许多包装，现在裸呈了。我们该叫他将已经脱去的奇装异服找回来重新穿上以便继续装神弄鬼呢，还是就让他素面朝天地站在那里，诚实地告诉我们，他所看到和所能看到的，其实就这么简单呢？
头脑里留着“先锋作家余华”身影的读者指责《兄弟》粗糙庸俗是可以理解的。这倒使我想起当年张爱玲刚写出婉转玲珑的《金锁记》，突然弄起张恨水式的《连环套》，讲究格调的傅雷先生不得不出面“腰斩”。其实何必，该怎样就怎样。没有半截子的《连环套》，哪会有后来的《小艾》、《十八春》、《秧歌》和《赤地之恋》？兴许简单的生活仍须貌似简单的语言来表现，才能够更加丝丝入扣呢。简单也是一门学问。
□郜元宝（文学评论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