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荣光

　　华语文学传媒经典

　　4月8日下午三点，由南方都市报发起，南方都市报与南都周刊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在中山大学小礼堂隆重举行。著名作家贾平凹捧走了“华语文学传媒盛典·2005年度杰出作家”的奖杯。东西、李亚伟、徐晓、张新颖和李师江则分别获得2005年度小说家、诗人、散文家、批评家和最具潜力新人的荣誉。

　　最受瞩目的“年度杰出作家”贾平凹拿过奖杯后表示，当前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授予了史铁生、莫言、格非三位作家时，他曾在遥远的西北热烈地为他们鼓过掌，“我没有料到第四届的年度杰出作家会授给我……意外的喜悦使我惊恐紧张又内心充满了感激，感激评委对我的理解和肯定，你们的理解和肯定将使我从此有更多的写作信心”。

　　“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的宗旨和它的口碑使我感到，我的诗歌得到了非常专业人士的非常高的评价”。“年度诗人”获得者李亚伟说。“年度散文家”徐晓是特意从美国赶回来参与这一盛典的。她表示自己很荣幸在广州这个陌生的城市，获得这个虽然年轻却被写作者们向往的文学荣誉。因为与另一些看起来权威的文学活动相比，“华语文学传媒盛典”更加强调文学的本质属性。

　　在颁奖过程中，主持人、暨南大学副教授童月即兴朗诵了贾平凹小说《秦腔》的后记，以表达对贾平凹的敬意。另一位广州诗人马莉则朗诵了李亚伟的著名诗歌《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

　　“我们之所以办这个文学盛典，仅仅是出于一个单纯的信念:我们热爱中国文学，并且愿意承担传播优秀文化、留存民族记忆的基本责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兼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王春芙说。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田志凌

　　二○○五年度杰出作家·贾平凹

　　授奖辞

　　贾平凹是当代中国持续写作的重要象征。他三十多年的写作历史，连同他不同凡响的创造力，自成一家的语言风范，富有争议的探索精神，成了当代文学稳步前行的缩影。他的作品既传统又现代，既写实又高远，憨厚朴拙的表情下藏着的往往是波澜万丈的心。他在灵魂的伤怀中寻求安妥，在生命的喟叹里审视记忆，他的写作，深刻地注解了生活世界和人心世界之间隐秘而复杂的关系。他在二○○五年度出版的《秦腔》，怀着对故土、对亲人的赤子之心，以谦卑、仁慈的写作伦理，细致、密实的叙事艺术，记述下了乡村社会动人心魄的变化，以及在这种变化中难以挽回的衰败、无地彷徨的哀伤。从“废都”到“废乡”的生命流转，贾平凹以一个作家的宽广和坚韧，出色地完成了对自我和世界的双重塑造。

　　获奖演说

　　在热爱的写作中不顾一切

　　尊敬的评委，各位来宾:

　　按照惯例，获奖的人都要在这里说一段话的，我该说些什么呢？我只能如实地说，当前三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授予了史铁生、莫言、格非三位杰出的作家，我在遥远的西北曾热烈地为他们鼓过掌，在祝贺着他们的同时又不止一次地羞愧于我的年长和平庸。是的，前边走过了伟岸的身影，后边的大脚又跨踏而至，我想，我这个被争议的，在奔跑队列中又腿脚愈来愈沉重的作家，将与这项文学界重要的奖项无法靠近。我没有料到第四届的大奖会授给我，真的没有料到！所以，意外的喜悦使我惊恐紧张又内心充满了感激，感激评委对我的理解和肯定。你们的理解和肯定将使我从此有更多的写作信心，如果我的野心还在，我会在我热爱的写作中不顾一切，继续那马拉松的长跑。

　　今天是四月八日，天空清明，清明的天空肯定游荡着诸多的神灵。可以说，四年来的每一个四月八日，这些诸神里肯定有文学之神光临。沈从文称他的写作是要建一座希腊的小庙，就是为着文学之神的居住。沈从文在中国文坛上建造了一座神庙，这倒让我想到了秦岭和秦岭上成百上千个现在还存在的庙。秦岭并不是国山如泰山，但它界分了国之南北，而它的南麓和北麓是我生活和写作的地方，我太熟悉和热爱那里，就让我说说其中三个庙的事。

　　我要说的第一个庙是建在很陡峭的一个崖头上，庙里供养的是叫娲的女神。女娲和伏羲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但长久以来庙里的香火并不旺盛，去朝拜的只是些老太太们，跪在那里为求得孙儿而口中念念有词。我向往过女祸补天的神话，十数年前去过这个庙，正是冬天，雪下得撕棉扯絮，又狂风大作，冷得使我觉得天空有无数的刀子在翻搅。庙前庙后有许多石头，可没一块有斑澜色彩，也不是玉质。我想捡一块回去，觉得收藏女娲庙前的石头一定很有象征意义，但所有的石头都冻在地上搬动不开，好不容易捡了一块，从此也知道了太热的东西烫手，太冷的东西也烫手。就是这个庙，在前两年，突然传出曾多次夜里庙内有红光放射，每次红光放射，林中雉飞兔奔。流言一时广布，于是被视为民族要复兴的瑞兆，当地就大兴土木翻修，筹备大型祭典，女娲不再仅管生育，正名为民族之神。

　　还有一个庙在另一个山头。去这个庙不容易，羊肠小道要走几十里，乱石和杂草又把路覆盖得时断时续，而且得提竹棍打蛇，野蜂蜇了立即要在伤痛处涂上鼻涕。庙里的住持叫澄昭，弟子无数，每日山道上一簇一簇人，相互呼唤，回音轰鸣。去庙里的人绝大多数是草根蚁命的百姓，他们不会给庙里布施多少钱，能带的也只是一篮土豆，几块豆腐，或一瓶菜油和醋，在庙里祈求日子平安，身体健康和解除苦难，然后吃一顿斋饭。澄昭是佛学界的高僧，但他从来说家常话，甚至唠唠叨叨啰嗦不清，像个普通的家庭老太太。在他病得厉害的时候，去看他的人很多，哭声一片，他说了一句话:我会把心留给你们的。第二天就圆寂了，火化后灰烬里果然滚出一颗人心的舍利。这颗心现在仍保留着。

　　我还要再说秦岭上的一座山，山上的又一座庙。这座山的下边是因保存最完整的泥塑而著名的水陆庵，游人如织，庵外各类吃喝小贩云集，热闹得像个集市。但是，水陆庵只是山上那个庙的一个道场，而庙叫悟真寺，却极少人去登临，甚至还不知道。小庙在朝起和暮时，常被云遮雾罩，空山只闻鸟叫，有太阳了，能看到对面诸峰如揖如拜，遍坡有零乱的黑色树木，树木之间裸露白色的巨石，像千万信徒在坐禅听经。庙周围没有松柏，却全然青枫，不弯不枝，极尽高长，树下花草萋萋，风怀其中，日照又灿灿多变。这么好的地方就因为水陆庵太繁华而人们忘了根本，它冷落和破败，只住有一个和尚。这和尚每日除了习经诵课外，就几乎是一个农夫或樵夫，默默地在山林旁掘地种粮弄菜，提了镢头在岩巅涧底采灵芝挖药材。我喜欢这个庙，常常去那里，这个和尚就成了朋友。是他让我领略了什么叫坚持，什么叫守候，需要如何的隐忍和静虑才能使生命处于大自在状态。这个和尚和我同岁，法名叫性云。

　　沈从文建造的是文学上的小庙，我说的尽是些秦岭上那些我曾经探访的破旧小庙，这就在大师面前暴露了我蠢昧的村相。我是从新时期文学开始时就进入文坛，从事写作和编辑成了我几十年的一种生命方式。但我时常冒出一个念头:如果我当年不以偶然的机会进大学读书，如果不是在大学里当时去向不明的状况下而开始了写作，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肯定是一位农民，一个矮小的老农。或许日子还过得去，儿孙一群，我倚老卖老，吃水烟，蹴阳坡，看着鸡飞狗咬。或许在耕地日益减少，生产资料价格越来越涨，生活陷入了困顿，我还得揉着膝盖，咳嗽着，进城去打工。但我想，无论我会是哪一类生存状态的农民，我可能也要去山上的庙里烧香磕头吧。

　　也因此，我庆幸我从事了写作的工作，也更珍惜了手中的这支笔。

　　这就是我要说的话。谢谢大家。

　　嘉宾评说

　　格非(上届“年度杰出作家”获得者)

　　我从贾平凹的作品中看出了他那种令人感动的骄傲和谦卑，这种骄傲和谦卑非常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能看出他的独立性、我行我素，他的智慧和洞察力。他非常难得地一直将自己放在一个谦卑者的地位，这个地位能使他看到更多的真实。所以我觉得他能获得这个荣誉，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伍方斐(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系教授)

　　贾平凹获这个荣誉是当之无愧的。相对来说，我觉得主流文坛对于贾平凹的认同是没有那么高的，他的作品也存在争议。但能在这个奖中获得肯定，充分说明了这个奖项的民间性和多元性。

　　贾平凹一直以来被定义为是一个乡土作家，今天他在获奖辞中多次提到沈从文，我觉得他和沈从文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是有意地在继承沈从文的传统。那就是，在精神上是一个自由的、独立的知识分子，而且对底层保持长久的关注。这是他们的相通之处。至于《秦腔》，它把具有秦地文化的，带有众声喧哗色彩的某种东西传达出来了，也是一部有分量的作品。

　　李凤亮(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我觉得贾平凹获得这个荣誉是实至名归。正如授奖辞里所说，他的成就，或者他的写作状态，表征着中国当代写作的一个持续的状态。实际上我觉得“杰出作家”这个荣誉，不仅是表彰他的《秦腔》这部小说，而是对他九十年代以来持续写作的一个整体评价。

　　本报记者田志凌

　　二○○五年度小说家·东西

　　授奖辞

　　东西是一个尖锐的人，一个饱含同情的作家。他的小说，总是从世道人心中那些微妙的疑难出发，以富有现代意味和精神警觉的叙事，生动地讲述一个时代的欢笑和泪水。他所塑造的那些躁动的灵魂，在守护自身残存尊严的同时，不约而同地都走向了孤独和荒谬。他关怀这种荒谬所导致的生命疼痛，又不断赋予这种荒谬感以轻松、幽默的品质。他出版于二○○五年度的《后悔录》，书写了一个小人物如何在禁欲和纵欲的年代里用一生来犯错、又用一生来后悔的荒诞经历，并在新的叙事难度下为个人的不幸作了巧妙的辩护和注释。他写了悲伤，但不绝望；写了善恶，但没有是非之心；写了欢乐，但欢乐中常常有辛酸和叹息。他的小说超越了现世、人伦的俗见，有着当代文学中并不多见的灵魂刻度。

　　获奖演说

　　获奖是一次心理治疗

　　“这个奖相当于一次心理治疗，抚慰了纯文学的写作，对一个在文学道路上奔跑二十年的人进行了维修，使我能够与韩少功、韩东和林白站在同一级别的领奖台而倍感自豪。”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老师、各位文友:

　　一位作家曾经说过，凡是写作的人心理都有疾病，他们需要用文字来进行治疗。

　　二十年前，我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可怜、最痛苦、最需要同情的人……于是，开始了写作之路。从那时起，我的最大快乐就是一天能写出一行好句子，一年能写出一个好短篇。这个看似简单的要求，却像美女那样遥不可及，使我在一次次激动之后，又迅速地变成了冰块。写作为了什么？我为什么要写作？答案比墙头草还要摇摆，有时是为了挣稿费，有时是为了让朋友更喜欢我，有时是为了唤醒什么，有时甚至是为了能获奖……这么多答案，看上去很投机，却是心里最真实的。也许，写作根本就不需要答案，只需要我们身体的感受。比如，寂寞的时候谁来排遣？伤心时刻用什么安慰？路见不平时对谁诉说？感冒了如何鼻息畅通？对于我来说，只有写作，惟有写作，才能摆平以上问题，甚至胸口堵的时候，我也能用写作把它打通。

　　因此，写作成了我的营养师，它校正我，健康我，强壮我，使我从渴望被人理解变成理解别人，从渴望被人同情到同情他者。写作保留了我丰富的情感，使我的触角不至于麻痹，想像力不至于枯竭……但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尽管作家们还在自我表扬，大量的读者却流失了，他们要么为变成富人而奔忙，要么泡吧或者卡拉OK，要么看影视作品或上网……消遣和排解的方式越来越多，文学垄断全民精神生活的局面土崩瓦解。作为自我表扬的成员之一，我开始为读者的锐减而心慌，甚至有生不逢时之感，挽留读者成了我写作的第一要务。然而，争取读者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它比买彩票中奖的概率还低。一些连文学基本标准都达不到的作品，反而能位居各地书城的排行榜榜首，迫使我反省通行的文学标准，再三求证文学的真谛。经过反复对比和阅读体验，我坚信文学是有基本标杆的，如果在这个标杆之下，再畅销、再流行的作品也打动不了我，更别期望震撼。为了文学的基本标杆，好多作家都选择了寂寞，他们把真正的知音当做发行量，把创造力当成版税，把想像力当做网络点击次数，乐此不疲，推动文学进步。

　　我以这些作家为榜样，以跟他们站在一起为荣。

　　2005年我创作完成了长篇小说《后悔录》，小说的主人公曾广贤为自己所有的行为后悔，从“禁忌”时期一直后悔到“放荡”年代。他“后悔”得越执著，我就越心痛，因为“后悔”是我内心的秘密，是我一刹那心理活动的放大。曾广贤仿佛是从我心理割出去的一小块，最后有了生命和呼吸，变成一个人物。相信凡是有后悔的人，一定能在他的身上找到同感。从来，我都没有从东海写到戈壁，从南沙写到北疆的才能，倒更愿意慢慢地挖掘内心，一层层地往下挖，直到挖出自己的“绝密”。我喜欢这种写作，喜欢殿览心理，所幸不是展览肉体。

　　多年来，我为自己没能写出更好的作品而遗憾，经常为好小说害相思痛。非常感谢“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及时给了我“2005年度小说家”奖，否则我也许还会犯神经病。这个奖相当于一次心理治疗，抚慰了我的写作，对一个在文学道路上奔跑二十年的人进行了维修，使我能够与韩少功、韩东和林白站在同一级别的领奖台而倍感自豪。当然，能有这个结果，必须感谢各文学杂志社的推荐评委以及五位终审评委，如果没有你们的支持和厚爱，也许此刻我正在跟朋友们发牢骚。

　　谢谢主办方南方都市报和南都周刊，谢谢颁奖嘉宾，谢谢所有听我发言的人！

　　嘉宾评说

　　申霞艳(《花城》编辑)

　　在2005年的小说里，东西的《后悔录》很有特色。我认为东西是很有潜力的，得这个奖项完全没有问题。

　　《后悔录》的题材非常好，想到以“后悔”为主题就非常不容易了，就题材而言他已技高一筹。东西用一种很精巧的方式，把主人公曾广贤的个人命运和时代结合在一起。而且《后悔录》的语言非常精粹，很耐读，没有拉拉杂杂。很多作家会迷恋宏大叙事，但东西没有。东西以前的作品我也看过，题材都非常精巧，很引人瞩目。他的写作是有延续性的，也很有发展前景，在这一拨年纪的作家里面，东西的实力非常突出。

　　黄咏梅(作家)

　　小说提名中，东西得奖是实至名归。我跟东西都是广西出来的，我对他的作品很熟悉，觉得文如其人，读东西的小说就像是听东西在讲述故事，亲切生动，《后悔录》读起来也痛快淋漓。我还很喜欢他以前写的《没有语言的生活》。

　　胡传吉(文学博士生)

　　在东西以前的作品里，另一个遗憾就是他的语言太受时代的束缚了，使用了不少当下的时髦话语。对于文学来说，这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作品应该放在五十年之后去看，文学不应和时代贴得太近，这样的语言有可能会被淘汰的。像王朔的小说今天看的人就不多了。不过，《后悔录》里克服了这个问题，里面的语言非常精炼，细节很到位。虽然有些细节出人意料，却会引人共鸣，在这点上，也是东西的一个突破。

　　本报记者侯虹斌

　　二○○五年度诗人·李亚伟

　　授奖辞

　　李亚伟的诗歌有一种粗野而狂放的气质。他的写作，既是语言和想像力的传奇，也是个人身体对一个时代的隐忍抗议。他对生活的异想天开和执迷不悟，成就了他诗歌中勇敢而不屈不挠的品质。他在历史和现实、远方和当下、人与世界的缝隙里，努力谛听一个奔走、辗转的心灵所发出的细微声音，并以旁观者的身份，将这个声音放大。他出版于二○○五年度的《豪猪的诗篇》，作为第一部个人诗集，就汇聚了他这二十几年来最为重要的诗歌声音。他的诗作曾影响一代人的写作，也曾启发后来者该如何正视自己的渺小和脆弱。他身上浑然天成的诗人性情和生命气息，只能在精神漫游中被语言所捕获，正如他多年来和当代诗坛格格不入一样，这些都共同证明了一个真正的诗人在这个时代必然承受的孤独命运。

　　获奖演说

　　没有生命元素就没有诗

　　“我要强调的是，只有生命才是诗歌永恒的主题，缺少了生命元素，什么诗都不值得写。”

　　二十多年前，当我大量写作充满捣蛋意味的爱情诗和讽刺诗的时候，我曾经以为，反叛从生活里跳起来，扑进了我的诗歌里，并且在我那些乱七八糟的语法里匍匐着，摇着尾巴，随时准备进攻。以至于我曾经在我最早的一首献给女朋友的情诗里写过，如果有一天我得了什么大奖，亲爱的，你别去那里找我，我肯定是去那里放火。

　　我的创作始于80年代，因为语言和内容的过分粗暴，我的诗歌从一开始就被我周围的朋友们归入“地下诗歌”一流，登不了大雅之堂。也因此，我老早就心甘情愿地呆在所谓的边沿，孤芳自赏。但是，我今天到这里来，不是来放火的。“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的宗旨和它的口碑使我感到我的诗歌得到了非常专业的人士的非常高的评价。谢谢评委。

　　既然我因为我的诗集《豪猪的诗篇》才来到了这里，我想就这本诗集说几句，我注意到了，很多人都认为这是我的第一本个人诗集，但我不这样认为，在此之前，我已经有过很多诗集了，在我大量写作被我和我的朋友们称为莽汉诗的诗歌的时候，我有过手写的诗集、有过先刻蜡纸再用老式油印机油印的诗集、有过老式打印机打出来的以及铅印的诗集等等。我现在回顾我那些诗集的时候，才突然发觉，在我写诗的这个时代，光是我李亚伟一个人的诗集就经历了几乎是活字印刷术发明以后印刷术的全部历史变化。现在把诗集挂到网络上去，它同样也是诗集，一本诗集并不一定要是印刷品的样子。我的意思是说，诗人应该更关心诗歌，而不是关心诗集的样式。诗歌是何其的自由。诗歌与读者的交流也应该是极其自由的。

　　我刚刚开始写诗的时候，就有一个信念，我认为诗人没必要写一万首诗，但必须行万里路，要去会见最强硬的男人，也要去会见最软弱的女人，要把他的诗歌献给有头脑的敌人和没头没脑的爱人。也就是诗人应该和生活发生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样才有希望写出更加宽远的生命感觉。我要强调的是，只有生命才是诗歌永恒的主题，缺少了生命元素，什么诗都不值得写。

　　有人认为诗人善于雄辩，喜欢滔滔不绝发表演讲，喜欢大抒其情，这不仅是对诗歌的误解，也是对诗人的误解，其实诗人常常容易陷入宽大的寂寞，容易对爱和永恒痴心妄想，所以在现实中，诗人更多地应该沉默和发呆，因此我在这里说的话也已经够多了，我应该走下讲台，继续痴心妄想，沉默和发呆。谢谢大家。

　　嘉宾评说

　　黄礼孩(诗人)

　　李亚伟作为诗人，声名已经很大，把年度诗人一项颁给他是意料中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本次提名诗人的还有雷平阳、陈先发等人，这二人作为诗歌“中间代”，诗写得都非常棒。谢有顺也谈到东荡子，认为他的才气足够了，但是诗名还不够，还需时间。

　　黄金明(诗人)

　　李亚伟得奖是实至名归的。我认为他拿中国任何一个奖都不过分。这些年来，在主流话语里，对他的诗评价一直不太公正，也许有时候大家谈“莽汉诗歌”免不了谈到他，但并没有对他关注过。这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的口号是“反抗遮蔽”，我认为发掘出李亚伟，就是对主流文学话语起到了一个纠正的作用。

　　我以前在不少重要的诗歌选本和诗刊上读到过李亚伟的诗歌，正如他《豪猪的诗篇》这名字一样，他的风格粗砺而尖锐。有人认为他的诗比较俗，但我感觉他的诗非常有张力，也很鲜明。他还善于把古典嫁接到当下中来，对古典进行重新书写。像昨天马莉朗读的《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就是一个典型。十几年前，我在读李亚伟的诗的时候，就感觉到他的诗对中文系的传统教育是一种颠覆，他的诗有冲击力，体现了一种异端美学，像“文章比表妹漂亮”这样的句子，让人过目难忘，总令人感觉到一种意外的美。我虽然不认识李亚伟，与他的诗风也不同，但我很佩服他。在某种程度上，本届华语传媒盛典把“年度诗人”授予他，是对主流话语的一种反抗，维护了诗歌的尊严。

　　从这个奖可以看出来，“华语传媒文学盛典”注意的作家诗人都很有实力，但又跟主流的评价并不完全一样，能够注意到一些重要、但又被忽略的作家诗人，对他们重新关注。从这个意义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具有独特和独立的品格。

　　世宾(诗人)

　　当下的诗歌有很多不同的发展方向，李亚伟肯定是其中一个极。文学现在日益开放，评价标准已处在一个边缘的状态，虽然我的写作方向可能跟他不一样，但我认为，李亚伟的确呈现了一个丰富、真实的状态，他坚持写作相当久，面目也较清晰。前面几届得奖诗人，如多多、于坚等，同样因为他们长时间的写作，呈现出来的面目已经得到了一种肯定。

　　本报记者侯虹斌

　　二○○五年度散文家·徐晓

　　授奖辞

　　徐晓的文字谦逊、沧桑而沉痛。她的写作，因为来自命运的私语、人心的呢喃、灵魂的召唤，而深具理想主义的光泽。她记忆中那些悲欣交集的断片人生，经她冷静而理性的处理之后，依然洋溢着痛彻心腑的感人力量，而她浩大的悲悯和同情，也不时地挣脱时代的边界扑面而来。她以生命的专注领会疼痛，以往事的灿烂化解苦楚，以自己的静默成功地反抗了遗忘和失忆。她出版于二○○五年度的《半生为人》，作为一种个人史的表达，关乎的却是整整一代人的往事和随想。她的坦然和承担，使她面对命运的各种馈赠时，既不躲闪，也不逞强，既不夸饰，也不渲染。她所描述的那些庄严的人生，不求活得更好，只求活得更多，这样的生命绝响，在今天这个时代，不仅难以重现，甚至它的价值也只能为少数人所分享。

　　获奖演说

　　写作给我生活的力量

　　亲爱的朋友们:

　　我很荣幸，在广州这个陌生的城市，获得这一虽然年轻、却被写作者向往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首先，设立这一奖项的南方都市报的从业者们，以最大的可能遵循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精神，因而得到了同行和公众的尊敬。

　　其次，虽然这一奖项的历史短暂，但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出，与另一些看起来更有权威性的奖项相比，它更加强调文学的文学性。我试图用“文学性”这个词区别于“纯文学”。后者更加强调文学的形式感，而前者更加强调文学本质的属性。有人注意到这个奖所具有的倾向性。但是，仅就我们这一代所经历过的生活来说，我甚至认为仅仅有“倾向”是远远不够的；或者说，仅就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现状来说，有倾向已经是难能可贵。技巧永远不是文学的全部。

　　另外，这个奖的名单中已经有了一些我熟悉的名字。他们是:我的朋友也是我在散文写作上默默追随的史铁生；恰好是我的散文中所记述的那个群体中的诗人多多；曾经与我同事多年的林白，以及在出版业的合作伙伴李亚伟。我的名字排在他们后面，就像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突然遇上了一群老朋友，让我既兴奋又深感安慰。

　　是的，文学始终既是我热爱的也是我特别陌生的。时至今日，站在这个讲台上，我感到意外甚至惭愧。我写得那么少，《半生为人》是我十年来陆陆续续写成的散文合集，也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本书。

　　早在七十年代，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很偶然地闯入了一片令我着迷的天地，后来，这一圈子被说成是对中国文学的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群体。当亲历者沉默的时候，神话便应运而生。而事实上，事件对历史的意义与对个人的意义常常完全不同。真正对我产生影响的并非事件，不管那事件是否被载入史册，或者是否真正成为历史的财富。在事件中活动着的始终是活生生的个人，他们是历史脉管里流动的血液。这些人经历时间的波浪，有的成为历史的符号被反复地提起，有的默默无闻，有的从来不为人知。

　　我记录下这些人，我的亲人，我的难友，我的同道，我爱过的和爱过我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不只是我描述的对象，也许我真正要表达的是我自己，我的生活在与他们的关联中展开，也可以说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自传。

　　我回忆过去，过去的遭遇，过去的理想，过去的人与事。正如人不可能蹚过同一条河一样，人也不可能哪怕一刻占有完全摒弃过去的现在。健忘常常出于自卫的本能。如果说我的回忆是怀理想主义之旧，是对遗忘的拒绝和反抗，那么，不管我的努力是否成功，我仍然要说:越是拒绝，越是反抗，就越是生活在现实之中。

　　论者和读者在谈论我的散文时，常常提到“真实”二字。我并不试图书写历史，虽然有不少读者谈到，这些文字把他们带回了八十年代的精神氛围。准确、条理与全面不是我的写作标准。相反，我的书写是零星的，无序的，极为个人化的。我想，真实在文学中并不等同于真相，在写作之前，你也许并不知道真实的边际在哪里。这是一个寻找的过程，穿过幽暗，抵达灵魂，触摸疼痛——此前，伤也在那里，但你感受不到那疼痛，同时也不能真正懂得幸福、绝望、遗憾这些词汇的含义，反而会抱怨生活的无聊与平庸。而此刻，你拥有了一片精神的天空。通向精神之路需要的不是才华，不是教养，不是学识，而是真诚的态度，然后才是还原与呈现真实的勇气与能力。

　　所以，写作对我来说不只是兴趣，或爱好，而是一种需要，它给我生活的力量！

　　谢谢主办方！谢谢评委！谢谢在座的所有听众！

　　嘉宾评说

　　马原(“华语文学传媒盛典”评委)

　　徐晓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一直默默地做事，所以她并不为很多人知道。但实际上《半生为人》这本书真是凝聚了作者半生的心血，把她20多年的生活里，很多苦痛、幸福的感受，还有不少故人往事，都写了出来。这其中特别有意义的，就是徐晓她这样的一个私人记录，又同时记录了一个时代。其中的许多人，都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以自己的方式共同创造了一段历史，以自己的声音留在这段历史当中。所以徐晓这么一段个人故事、个人时间实际上也正是复制了那段历史。

　　格非(上届“年度杰出作家”得主)

　　对文学史的研究来讲，确实需要学院式的文学研究或者文学批评；与此同时，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文学史的当事者、知情人，对过往发生的事情和自身的经历进行一个回顾，或者作一个回忆式的纪念。徐晓的《半生为人》我认为就是这么一个作品。她不是完全依托于她所记录的这些事、这些对象，实际上她也是把个人的情感，尤其是她的命运也浸透其中。在这个过程她能够焕发出来的文字，我觉得自然而然有一种亲切感，同时也有一种非常深沉的力量。我觉得这部作品能够直接进入我的内心，让我好像感觉到那么一个重要的年代就在眼前。这本书里写出来的，从记忆中散发出来的火光，实际上也照亮了我们内心的黑暗，照亮了我们记忆当中黑暗的深处。这是徐晓这部书最难能可贵、也最令人难忘的地方。

　　本报记者黄长怡

　　二○○五年度文学评论家·张新颖

　　授奖辞

　　张新颖的批评文字既有鲜明的文体意识，又有温润贴切的语言风格。他的写作，常常从自身所面对的问题入手，以精微的理论分析，烂漫通透的想像，细心探求与被阐释者对话的广阔途径。他拒绝文学批评的陈词滥调，向往自由的表达，迷恋带着情感体温的文字，他丰盈的直觉，接续上的往往是焦虑、不安的个人情怀。他在批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精神视力，善于发现时代语境和个人生存之间的秘密联系，并能用自身的觉悟来阐明和分享这一秘密。他出版于二○○五年度的《双重见证》和《沈从文精读》，里面活跃着显而易见的写作才情和谨严的学术品质，尤其是他智慧的话语表情、机警的论辩机锋、绵密的逻辑推演，为复活一种生机勃勃的批评传统、挽回一种批评的尊严，有着示范性的意义。

　　获奖演说

　　批评把个人的生命和文学联系起来

　　尊敬的评委、来宾和朋友们:

　　批评是一项尴尬的事业，在今天，尤其如此。公众要求批评对作品说话，判断作品的好坏优劣，要求批评给出结论和说法，这个结论和说法要简单、明了，如果还能痛快，就更好了。批评家好像是拿着一把尺子去丈量作品的人，有时候他们不仅被要求报出丈量的结果，而且还被要求亮出他们的尺子:他们经常被追问判断的标准是什么。

　　可是，我想说的是，虽然批评有时候是判断，批评却并不就是判断。批评家也不是作品的丈量员。我愿意给大家看:我的手里没有尺子。

　　对于我来说，批评是把我个人的生命和文学联系起来的一种形式。很多年以前，我出第一本评论集的时候，写了这样一段话:“文学就其小而言，是我的家，是我居住的地方和逃避之所；言其大，则是空旷辽阔生机勃勃的原野，我的感受、思想、精神在这原野上自由游牧，以水草为生。……过往的山河岁月，幸运的是我为自己的精神游牧找到了一片无边的草场。”大家一听，就能够听出这段话的幼稚，那时候我还年轻，二十几岁。现在，我已经不年轻了，对文学的感情、对文学的认识也许变得更复杂了一些，和文学的关系却没有根本的改变。而把我这个人和文学联系在一起的具体方式，其中重要的一种，就是批评。

　　正是因为这样的感受和感情，我以为，当批评家以批评的方式面对文学的时候，并不需要有一个或几个标准、一把或几把尺子把自己武装起来，并不需要以掌握了某种真理或某种正确理论的姿态去居高临下地判断。我这样说，并不表明我认为批评是和真理、理论无关的，是完全随意的；比起那种认为已经拥有了真理或理论的批评来，我更愿意认为批评是在寻求真理、形成理论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它和文学作品对话，它可能会从作品中受益，得到帮助，当然也可能得不到帮助。

　　批评从作品中受益，得到帮助，这是无比美妙的事情，拿着尺子的批评家——不论这把尺子是用来测量作品的，还是时刻准备变成戒尺来打作家手心的——是无法享受这样的美妙的；但是，即便如此，我也不认为批评是从它所批评的作品中产生出来的，我不能同意那种认为批评是寄生于作品的想法。批评是从哪里来的？批评家的观念和趣味，他的观察、描述和判断能力，他的发现、阐释和想像能力，他的修养和风格，他的人格和信念，是从他个人的人生经验和所受的教育总量中，从人类悠长丰富的文学传统中，从他所置身的广阔深厚的生活世界中，一点一滴累积形成的。这一点一滴累积形成的，是一个独立、坚实、自主的个体，虽然他不带着尺子，他却不是内心一片空白地面对作品。他带着足够的谦虚和作品对话，同时他也带着足够的自尊和作品对话。他面对作品说话，却不仅仅是对作品说话，他更是面对着批评和作品共同置身的广阔深厚的生活世界说话，面对着批评和作品共同拥有的文学传统说话，同时，他也可以是面对自己的人生经验和教育总量，自己对自己说话。

　　因为批评从个人生命、文学传统和生活世界中产生，所以，个人生命、文学传统、生活世界有多么丰富和复杂，批评就有可能有多么丰富和复杂；批评面对作品说话，作品有多么丰富和复杂，批评就有可能有多么丰富和复杂。比起要求批评判断作品的好坏优劣、给出结论和说法来，相反方向的要求——要求批评充分实践它可能有的丰富和复杂，充分实践它的独立、自主和自由，充分实践它的严肃和亲切、它的一丝不苟和活泼生动、它的直接明朗和曲折隐晦，甚至充分实践和深化它自身的欢乐和痛苦——我以为，是更难的，却是更值得去努力的。朝向这个方向的批评实践，不仅有益于批评自身，而且将有益于与它紧密联系的个人生命、文学传统和生活世界，有益于和它对话的文学作品。

　　基于以上理由，我由衷地感谢主办方和终审评委，不仅感谢他们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二○○五年度文学评论家”这一荣誉授予我个人，还感谢他们对于处在尴尬状态中却努力争取丰富和复杂、实践独立和自主的批评事业的肯定和激励。说到底，批评事业不是个人的。

　　谢谢大家。

　　嘉宾评说

　　黄咏梅(作家)

　　张新颖是一位学院派的批评家。他的批评做得相当扎实，学院派气质比较浓厚。他的批评文章和目前媒体上经常出现的“酷评”不同，不是特别尖锐，比较稳重、沉着、含蓄。他的学理功力深厚，对问题的看法很准确，他对文学的看法有他的一套原则，并且他能一直坚守这些原则，这在当下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他的人也是一个很谦虚的人，写了很多年的评论，但一直很低调平和。

　　陈艳冰(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秘书长)

　　张新颖文学批评思想的两个地方，我很认同。第一点，就是他提到批评总和文学共同成长。现在总有这样的观念，认为批评是依附于作品的，批评的观点是从作品中来的。但实际上，批评家虽然就作品本身做出评价，但他所持的观点并不是来源于作品，他需要在生活中、在别的地方吸取营养。确切来说，作家与批评家，各自有各自生长的土壤，这样的概念要理清，而张新颖很清楚地阐明了这个道理。

　　第二点，关于当代的作品是否有评论的价值，张新颖持肯定的意见，我也很认同。每个时代的作品都有它自身的价值。同时，批评家的批评其实也是对作品理解的一种方式，而大众往往也是通过批评家这座桥梁来认识作品，从而看到作品中未被人发现的地方。所以我认为，当代文学是不可替代的，对当代文学的批评是也是不可替代的，正如张新颖所表达的一样。

　　本报记者黄长怡

　　二○○五年度最具潜力新人·李师江

　　授奖辞

　　李师江的写作是真正的语言狂欢。他善于把压抑的激情转化成叙事动力，把直面卑微经验的勇气解读为自我嘲讽。他的语言锋利毒辣，充满快意，他对生活的看法一针见血，而且能将游戏的风格和诚恳的精神熔于一炉。他恢复了小说写作的原始作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趣味，把小事写得壮观、辉煌。他出版于二○○五年度的《逍遥游》，真实地面对了一个漂泊者丰盛的欲望、叛逆的快乐、寒冷的内心以及不为人知的自得，并为他的自我沉沦提供了时代的证据。他对生活肌理的深刻解剖，为这个高尚和污秽共存的世界留下了一批大胆率真、毫无修饰的灵魂标本。作为一个被遮蔽了多年的隐秘天才，李师江的出现，将有力颠覆中国当代小说僵化而陈旧的秩序。

　　获奖演说

　　诚实的表达必能获得回报

　　“我认为，正如电影展示的是影像魅力一样，文学展示的正是语言的魅力，也就是我们汉语的魅力。这是通往艺术文学的不二之路。”

　　各位朋友、各位嘉宾:

　　很荣幸因小说《逍遥游》获得“华语文学传媒盛典·2005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

　　《逍遥游》写于2002年，2004年在台湾出版，2005年很偶然地得以在内地由远方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以我2000年到北京一段生活经历为摹本，写得琐碎而变态，情绪疯狂结构散漫，内容不值一提，惟一想表达的是我个人的一些气味，当时的生活状态。看过的读者已经闻过我的气味了，没有看过的读者也不必看了，这是一本蔑视小说的小说，也许它根本就不能成为一部小说。我猜测，评委们把这个奖项给我，也许不是因为这个小说有多完美，而是因为它很残缺，它展示一种可能性。

　　在我自己的心目中，确实不能以新人来看待自己，在这个文学小天才到处横行的年代，我这个混了有些年头的老江湖还以新人自居，这是很可耻的。这不是因为我不新，我新得很，日日新，只是因为有比新更新的新，所以让我有一点点得了便宜又卖乖的惭愧。但我很高兴这个奖项中有“潜力”二字，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称号，有期待的称号。挑战与期待，正是我写作的重要动力。

　　中国现代文学，从来都是在“潜力”两个字上败下阵来的。中国的白话文文学仅有不到百年的历史，只有两口气值得一提，一口气是五四时期的文学，这口气早就被历史的烽火烧得灰飞烟灭，后继无人。一口气是上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这口气吹到现在，一方面由于后继潜力不足，一方面被市场的重新组合乱了阵脚，这口气已是强弩之末，新的纯文学作者不知所措。

　　在当下，类型文学的崛起，写作的技术化和市场化的情况下，摆在所有自认为有文学潜力和文学理想的人面前的是，如何写艺术意义上的文学，人生意义上的文学。我认为，正如电影展示的是影像魅力一样，文学展示的正是语言的魅力，也就是我们汉语的魅力。这是通往艺术文学的不二之路。

　　在当下，网络的崛起，语言形态的改变，汉语进入了一个繁杂而又自由的语境。有人对此嗤之以鼻，有人对此趋之若鹜，而我以为，这正是开阔汉语魅力的一个好时机，语言从来没有这么自由和灵活过，也没有这么泛滥过。对汉语文学创作而言，包容、吸纳、提炼，汉语魅力的可能性正在其中。可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汉语发展的契机和潜力也许隐藏其中；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汉语艺术的被消解、被消灭也可能发生在这语言泛滥的时期。对于流行和市场，我认为，不拒绝、不迎合、有包容、有警惕、有自我，心中也有读者，有独乐也有众乐，这是我的写作态度。这个貌似中庸的态度中，核心是对自我艺术判断的坚持。

　　人生有宏大的主题，也有小巧的立意，作家有高深的思想，也有娱乐的精神。纵观文学，向来都是一鸣惊人容易，保持后劲难。文学的后劲并不在于人生的体悟有多么高深，主题多么宏大，它既然是玩语言的艺术，他的后劲在于对汉语的把握和理想，在于对生活有诚实的表达态度。英雄不问出处，写作不论题材，诚实的表达必能获得文学的回报。

　　绕来绕去说了这么多，可以总结一下了，也就是说，文学的“潜力”，就是对汉语的热爱、探索和对生活的诚实态度。这是文学艺术在今天能否发展的动力。我想，也是我对“华语文学传媒盛典·最具潜力新人奖”的一个理解。那么，就让所有像我一样自以为有潜力的写作者，所有得过奖和没得过奖的写作者，在未来几年PK一下，谁才是真正应该获得这个奖的人！

　　最后，感谢《南方都市报》，感谢《南都周刊》，感谢评委，感谢在座的朋友们！

　　嘉宾评说

　　杨克(《中国新诗年鉴》主编)

　　“最具潜力新人”发给李师江，是给作家一种尝试，一种实验。他写得不像小说，或者是另一种新的小说。我觉得一个作家的写作，应该跟他的生活有关，李师江就写了这种生活，写了他“北漂一族”文化人的生活，这种实际上也是一种底层经历。我们老是觉得文化是很上层的东西，但是文化里面要有底层的东西。李师江的经历中有新的社会状态下的生存状态、文化状态。李师江的文本有一种承受光明的力量，同样也有承受肮脏的力量。

　　符马活(诗人、出版人)

　　李师江的小说语言把握得非常好，叙事行云流水，有一种张狂的东西。他的小说可能没有宏大的思想内容，就是生活上一点点细碎的东西。透过这些东西，我感觉他对生活写得挺深刻的。也有些人读了他的作品觉得不喜欢，说他写得太罗里啰嗦了，但我觉得这些恰恰是他写得最精彩的地方。可能大家会对他的小说整体不太认同，他用词有时会过一点，会骂，但是他骂得不俗，我觉得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

　　申霞艳(文学博士)

　　我觉得李师江叙事的节奏，叙事的速度掌握得很好，比较好读，跟这个时代联系得很紧。他的东西可能还要更深入地解读，很多人可能是不喜欢的。因为我编过他的文章，我删节过他小说里的一些描写，很多人会觉得他的趣味比较个人化，但是他对叙事的探索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本报记者李怀宇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兼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王春芙在典礼上的致辞

　　我们向往文学赐予的荣耀

　　“我们从未忘记，媒体也是文明的孩子，而文学，恰恰又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象征，如果一份媒体能够分享到文学世界的优美和力量，它就应该满足，因为这确实是值得记住的荣耀。”

　　主持人好！各位作家，各位学者，还有新闻界的同行们，女士们、先生们:

　　下午好！

　　又是一个难忘的时刻，在清明与谷雨之间，在百花怒放的广州，在我的母校中山大学，有这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学者、媒体同行，齐聚“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的现场，一同见证华语文学的卓越成就，并为华语文学的健康发展呐喊助威，这令我深受感动。在此，请允许我代表“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的主办方南方都市报和南都周刊，向今天的主角——六位优秀的作家表示衷心的祝贺！向35位海内外的评审专家表示诚挚的谢意！向今天出席典礼的各位嘉宾、各位记者、各位朋友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刚才主持人在介绍各位专家、朋友的时候，像往届一样，突破常规，只介绍各位的专业身份，少念了许多头衔，排名也不分先后，既简洁，又纯粹，我觉得这样的气氛很好。在文学面前，我们理应谦卑。这其实也是我们创办“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的初衷:我们想为华语文学的发展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想为华语文学的年度记忆提供一种更为专业而纯粹的观察视角，即使是典礼本身，我们也想办得更有文学气息，更有人情味，所以我们请的主持人都是文学中人，第二届我们请的主持人是马原先生，第三届请的主持人是谢冕教授、尹丽川女士，效果很好。今年我们邀请的是青年小说家、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童月女士，她在这里一站，文学的味道就洋溢出来了。

　　因此，我希望大家把这个典礼看作是一场文学同行的大聚会。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文学温暖人心，岂不快哉！

　　关于“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的举办，我总想起第二届典礼上，从台湾专程赶来的余光中先生，他在演讲中说，文学评选要办得好，有四个问题:1、谁来办，2、谁来评，3、谁来得，4、为什么得？来办的人要热心文化；来评的人要望重士林；来得的人要实至名归；为什么得，要价值分明——这个精辟、准确的概括，其实也正是我们“华语文学传媒盛典”一直在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这个活动到今天已经颁发第四届了，它的风格正在形成，它的影响力正在扩展，它的价值信念也正在变得日渐显著和清晰，但我知道，在很多朋友的心里，依然还有那个疑问:作为媒体，你们为什么要花这些钱来办一个年度文学盛典？今天，我可以很诚实地告诉大家，我们之所以办这个文学盛典，仅仅是出于一个单纯的信念:我们热爱中国文学，并且愿意承担传播优秀文化、留存民族记忆的基本责任。因此，从创办至今，我们未曾在“华语文学传媒盛典”身上寄托任何商业性的诉求，以前没有，我想以后也不会有。我相信社会各界能理解我们举办这一活动的良苦用心。

　　我们从未忘记，媒体也是文明的孩子，而文学，恰恰又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象征，如果一份媒体能够分享到文学世界的优美和力量，它就应该满足，因为这确实是值得记住的荣耀。

　　坦率地说，我们向往这份荣耀。

　　今天，我和我所服务的媒体，之所以能站在这么庄严的场合，正是文学赐予我们的荣耀，所以，我们和你们一样，一直对文学心存感激。正是出于这份感激、热爱和敬畏，我们创设了“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它的历史尽管还很短，但这段历史已经初步描述出了这个活动的精神轮廓；它的过去或许是值得回忆的，但我们更关心的是它的未来。因此，为了使这个活动的内涵更加丰富，品质更加纯粹，目标更加清晰，未来更加灿烂，我恳请大家在以后的岁月中，能给予它更多的关心和支持。

　　“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的宗旨是“独立、创造、公正”，这个简明的表达，包含着一个深远、广大的理想——而凡是能称为“理想”的事物，总是要到明天才能真正实现的。

　　让我们一起为之努力。

　　谢谢大家！

　　嘉宾评说

　　马原(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终审评委)

　　我是这届的终审评委，这个结果肯定跟我的预期一样，因为是我们选出来的嘛。尤其是最重要的奖项由贾平凹夺得，我特别为他高兴，这个奖对他应有重大的意义。去年的小说很强，出了很多很棒的小说，东西的《后悔录》我就非常喜欢。这次是在高校里面颁奖，整个典礼的氛围很好。前两届都在北京现代文学馆里面举办，现代文学馆是中国作协主管的，出席的媒体、中央机构的文学人也很多，但今年在学校里，你看这些孩子多好，多纯朴啊。我希望最好年年都在高校、尤其是那些有人文传统的高校里面颁奖。至少在高校里，还有不少对文学怀有赤子之心的学生，这样的文学活动，也会激起一些学生对文学重新产生关注和兴趣。

　　林岗(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华语文学传媒盛典”是一个由传媒主办的文学评比，我认为这个活动很有意义。现在的社会是科技、工商为主流的社会，文学已经逐渐被边缘化了。这与三十年前在意识形态社会里文学地位举足轻重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但人们还是需要文学，人们内心的体验、呼声需要用文学表达出来，不能因为文学在社会里角色转换了就让它烟消云散，也就更需要其他社会力量的支持。可以说现在的高校在这方面是孤掌难鸣，南方都市报这样有社会影响力、有经济能力的媒体举办这样的活动，无疑是对文学极大的支持。

　　另一方面，民间的声音给文学界提供多元的空间。以前大大小小的文学评比很少由民间来主办，现在南方都市报办这样一个文学评选活动，社会参与度比较高，引起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它为人们对于“什么是好的文学”提供了相对多元的价值空间。就我所知，目前别的媒体在这方面并未有这么勇猛、用力的行动，在这方面，南方都市报确实是起到很好的作用。

　　田瑛(《花城》执行主编)

　　我很敬佩你们报纸对这个文学盛典始终不渝的坚持，而且完全独立纯粹，没有任何商业目的。我听说有不少企业和商家希望给赞助，联合办活动，但都被你们谢绝了，这点非常难得。

　　李凤亮(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现在在国内有比较大的影响。在今天的演讲和采访中我注意到，贾平凹本人对获得这个荣誉非常高兴。作家固然不是为了获奖而写作，但我感觉一个富有影响力的评选，从传播角度来看，会对当代文学的创作产生影响。这个奖所坚持、所弘扬的写作原则，肯定会成为一部分写作者以后努力追求的目标。

　　盛琼(作家)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华语传媒文学盛典”，觉得很神圣、很纯粹。它的评奖是对文学品质的尊重，完全远离市场商业潮流。这让我挺感动的。它所制定的评审标准，有助于让我们重新理解文学的意义，恢复对文学的景仰。我自己的写作也是比较纯粹的，感觉到这个奖对文学是一种回归。我相信，对用心写作的人来说，文学是心灵事业。有一些得奖作品我还没有来得及阅读，相对而言，我对贾平凹的作品较熟一些。它的《秦腔》回归了中国传统的味道，传承了东方的一些精神内核；但是，他又不是单纯地描写传统的、诗意的乡村，而是赋予了它一种处于时代背景下的焦虑。贾平凹仍然不断在艺术中探索。总的说来，感觉提名的水准都不错，最后的得奖也是名副其实。

　　本报记者侯虹斌黄长怡

　　B01版－B09版摄影:本报记者杨长虹

　　图: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王春芙(左)和上届“年度杰出作家”格非(右)为贾平凹颁奖。

　　南方都市报执行总编辑庄慎之(左)和诗人杨克(右)为东西颁奖。

　　东西发表获奖演说。

　　李亚伟发表获奖演说。

　　南方都市报执行总编辑陶第迁(左)和《花城》杂志执行主编田瑛(右)为李亚伟颁奖。

　　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任天阳(右)和“华语文学传媒盛典”评委马原(左)为徐晓颁奖。

　　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南都周刊主编陈

　　李师江在发表获奖演说。

　　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崔向红(左二)和诗人符马活(左三)为李师江颁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