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论道李少君
1996年，《天涯》杂志改版，其“编辑设想”中这样说：“改版后的《天涯》力图成为一份具有道义感，人民性与创造力的文学文化刊物，致力于历史转型期的精神解放和精神建设……”今天这份杂志已成为思想文学界的标志性刊物，回顾这十年历程，主编李少君谈到了三点最为重要的成功因素。
今年是《天涯》杂志改版十年。十年前，《天涯》杂志在国内文学刊物中率先走“大文学”、“泛文化”的办刊路线，引领一时潮流，许多刊物竞相效仿，如今十年过去了，《天涯》仍然独树一帜，成为思想文学界的标志性刊物，而且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回顾《天涯》十年，我觉得有这么几点是做得比较突出的：
一、独特的思想立场
从1996年到2006年，《天涯》所走过的十年，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转折最大的一个时期，也是在一些人看来恰好是发展最快、市场经济终于取代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最值得欢欣鼓舞的乐观的时期，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则是危机四伏、困难重重、举步维艰、最让人忧心忡忡的复杂的时期，当然这可以说是一个最多元化的时期，但也可以说是社会分化日趋严重、社会共识日趋破裂的时期。
《天涯》杂志恰逢其时，正好碰到了一个需要思想创新的时候。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启蒙、个性解放的年代。上上下下一心一意发展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直接体现就是全国各地完全以GDP增长为最高目标。但到了1994、1995年前后，无论是经济发展，比如当时沿海地区的房地产泡沫，还是社会发展，比如贫富两极分化加重等，都开始成为一些问题。新的问题、原来没有预计到的问题出现了，这些问题就需要警惕、反思。而向来敏感的知识界对此先行了一步。首先是文学、文化界敏感到一些新问题了。于是，1995年前后，有一个所谓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它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市场化、商业化大潮的冲击下，知识分子怎么办？当时的情况是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社会矛盾之外，还有一个触目惊心的现象就是原有的传统道德伦理价值全面崩溃，新的道德伦理原则还未建立，出现了普遍的精神危机与信仰危机，形成了一个所谓“信仰真空”与“价值真空”。而知识分子原本就是负责提供伦理信仰价值的。如今知识分子都手足无措，惶惶不可终日了，如何可能来提供这些价值观念？所以，面对这一情况，一种看法就是要拥抱这种潮流，投身进去；还有一种看法则是要退回到书斋，做所谓专业化的知识分子，坚持一种专业精神，回避那些公共问题；还有一种则是坚持批判性的知识分子立场，主张要主动介入社会，要为民众提供辨别理解判断的能力与视角，不能被动地被吞噬，要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要提供一套道德价值体系。
应该说，第三种声音是知识分子中的比较新的一种声音。这种声音由于相对新异，开始引人注目起来，这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就是后来也相继介入“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争论”的一些作家、学者，其中包括张承志、韩少功、王晓明、陈思和、朱学勤、张炜、史铁生、李锐、黄平、何清涟、秦晖、朱苏力、韩德强、卢周来、汪晖、李陀、徐友渔、王小东、萧功秦、南帆、韩毓海等。而在这个时候，韩少功、蒋子丹正好接手《天涯》，应该说，历史给《天涯》提供了一个契机。1996年，《天涯》改版，将这些知识分子全部聚集了起来。一下子吸引了众多目光。因为在此前，批判性知识分子的力量还是比较分散的，也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稳定的阵地，只是在《上海文学》、《读书》等刊物上开辟了一些讨论，而《天涯》适时出现，为这些批判性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尽情施展的舞台。
但是，如果《天涯》仅仅在“人文精神大讨论”这个层面上展开，就会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人文刊物，还没有自己更明确的定位与立场。现在来看《天涯》后来的一系列变化与发展，可以用得上一个流行的词：“与时俱进”。《天涯》很敏感地捕捉到了后来愈演愈烈的社会和思想剧变。
1997年前后，出现了所谓亚洲金融危机。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所谓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因为亚洲的四小龙和日本是完全以城市化、现代化，也就是西方化、全球化为目标的，而且整个是在美国主导的所谓全球经济体系的扶助下发展起来的。当时，其繁荣一夜之间就如泡沫般爆裂了，这是什么原因？而且由于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离中国非常近，一直是中国学习的榜样，很多经验和模式都曾被搬到中国来，就引起了格外的警醒。同时中国也从中得到一个教训，那就是大家意识到：实际上有很多东西，并不是你想追求，你就能够追求得到的。比如经济发展、繁荣富裕。它受很多因素制约，比如说国情。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在美国、西方，它们现代化的前提就和我们不一样，它们先行一步，首先是能源，它们就有优势，它们已经把全世界的资源基地瓜分了，像石油、天然气什么，它抢先占了；还有人口的压力，它们通过开发所谓新大陆，殖民主义，已经成功转嫁危机了，过剩的人口也向外转移了。但后发国家没有办法转移这些问题。那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学习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历史背景都完全不一样了。应该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它使很多人意识到，以前的目标是有问题的。于是一切归结到一点：具体到中国的国情，如果中国也想现代化，那么到底中国应该走怎样的一条道路？面对这一问题，知识分子中的争论更加深入。同时导致了批判性知识分子内部也产生了进一步的分化，我称之为“批判知识分子的左右分化”，一部分知识分子坚持还是应该以西方为主导，对内倡导诸如自由、民主、法制、宪政等观念，来取代旧的意识形态与体制，对外则继续开放、彻底走市场经济之路。他们认为中国出现的问题就是因为学西方学得还不够，还不彻底，受到了原有意识形态和体制的阻挠，以致“四不像”。所以要一切以西方为标准，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而不是亚洲四小龙那样的“四不像”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完完全全融入美国主导的所谓世界文明体系。他们还对所谓“亚洲价值观”进行了批判；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指出模拟复制欧美式现代化道路的不可能，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此路不通，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证据。而发达的欧美国家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也不愿看到一个强大富裕的中国崛起，来分它们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赚取的红利。所以，中国应根据自己国情，摸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不管是从左的方面还是从右的方面，知识分子都试图就新的问题和情况，提出自己的一系列解决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方案。
这些争论，后来由于《天涯》1997年第五期发表了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而浮出水面，各种不同的思想主张也纷纷提出，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等，并都——在《天涯》上亮了相。《天涯》一时成为焦点。
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争论”逐渐深化之后，《天涯》又介入了日渐严重、敏感的生态问题。2000年第一期，《天涯》发表了一篇叫作《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要谈生态－环境？》的文章，是《天涯》发起的一个讨论生态－环境问题会议的记录整理。参加者有李陀、黄平、陈思和、韩少功、王晓明、南帆、耿占春、方方、苏童、格非等，其中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生态－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生态－环境问题，其实质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一个公平公正问题，一小部分人为个人利益破坏生态环境，大多数人却要承担代价。这个讨论纪要发表后反响特别大，迄今为止已经被翻译成七八种文字。直到前年，像《自然之友》这样的杂志还把它拿出来重登。
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天涯》有一个尤其突出的特点，就是主义与问题并重。刚谈主义，没有问题，很可能流于空洞，比如说有一些杂志，几乎变成了西方学术的中转站，内容比较空洞，当然也可能有一些专谈问题，没有主义，比如说有一些琐碎的专业、学术刊物，没有广泛的人文关怀，也不能吸引更多的群众。而《天涯》是既谈主义，也谈问题。比如关于生态－环境问题，《天涯》还参与发动了“保护虎跳峡运动”，与自然之友等环保组织发起“自然生活与思想”写作征文，进入了非常具体的问题与实践。
二、边缘的文学姿态
《天涯》在文学界的影响是很奇怪的，一方面个别作家抱怨它不像一份文学刊物，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由自主地关注《天涯》所刊登的内容。比如《天涯》有一个“民间语文”栏目，刊登的是普通百姓的书信、日记、检讨书、口头禅、公文、检举信，甚至判决书……这些东西，以所谓“纯文学”的视角来看，当然不是文学，但有一些人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这些恰恰就是最本质、最原始的文学，非常朴实地记录、表达着普通人的情感、感受与感觉，所以在很多年度文学选本中，《天涯》的“民间语文”也得以入选，被誉为“反纯文学之道而行之”的“文学”，一种向下的文学，一种与更广阔的社会、世界、生活及民众建构关系的“文学”。
《天涯》的这种“向下”的文学姿态是贯穿始终的。比如《天涯》在文学界率先发起的“底层的表述”问题的讨论，吸引了众多作家、批评家参与，比如王晓明、蔡翔、刘旭、薛毅、陈燕谷、摩罗、刘继明、夏榆等，讨论关于底层的表述，如何表述底层，讨论“穷人恒穷”，为什么穷人永远是穷的。这个讨论后来又延伸到其他文学刊物，还在继续。《天涯》还有意识地引导年青一代关注底层。很多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出生的城市里的年轻人，他们对底层的生活完全不了解。比如说《天涯》发表过一篇《一个上海白领的心里话》，说的是一个上海白领以前一个月的工资是8000块钱，到哪里都坐飞机，而且他一直生活在上海，出入的都是宾馆酒吧。在他的视野里，看不到穷人，所以他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穷人，直到有一天他出差到了陕西，才发现中国不仅仅是上海，中国原来还有陕西，还有黄土高原，他觉得很震惊，在网上发了帖子，引起很大反响。后来引发了一系列讨论，《天涯》还组织了一个“1970年代人的底层经验”的小辑，引导年青的一代关注底层。
另外就是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上，《天涯》也倾向底层和边缘的作者。比如新疆青年作家刘亮程，很多年一直默默地在新疆的一个偏僻乡村写作，写了一系列散文《一个人的村庄》。《天涯》以前所未有的版面推出，并配以著名作家史铁生、李陀、李锐等的评论文字。刘亮程的散文迅速被广泛转载，并进入大、中学教材。还有安徽马鞍山的青年诗人杨键，本身是一个下岗工人，《天涯》从1996年起持续地发表他的诗作，如今已具有广泛影响，被誉为“草根诗人”。
三、新颖的编排方式
在众多文学刊物中，《天涯》的编排形式也是独具一格的。
《天涯》率先打破了传统文学刊物依照小说、散文、诗歌分类的编排体例。划分了五大栏目“作家立场”、“民间语文”、“文学”、“艺术”、“研究与批评”，这既体现了《天涯》的包容性，在后来我任《天涯》主编后，更感到这种栏目安排非常便于具体操作。比如编辑部对每期有个不成文的要求，一定要有一到两个亮点。若只有“文学”栏目，要求文学每期有亮点是很难的，但《天涯》的这种栏目划分，就使这一要求相对容易满足。“文学”栏目没有亮点，“作家立场”里可能有，“民间语文”、“艺术”栏目里也可能有。就是“民间语文”栏目，其包容面也很广，既可以是历史资料，比如明清契约、“文革”日记等；也可以是现实内容，比如乡村中学志愿者书信、芙蓉姐姐网络自白等。此外，《天涯》在文体上提倡自由、活泼的文风，注重培育和保护各种边缘的、杂交的、新异的文体，支持作家们对传统的文学样式予以革新和探索，提倡“跨文体写作”。这后来也一度成为文学界潮流。
《天涯》的新颖的编排体例，也使得信息量很大，比如《天涯》经常在一些文章后面附上参考资料、参证文本，使其内容扩大延伸。《天涯》还有一个“环球笔记”的小专栏，实际上是思想文学界信息动态摘要，其涉猎面很广，文学艺术思想文化无所不包。很多读者甚至对这个栏目产生了依赖心理，评价“一册《天涯》在手，基本上对当下的思想、文化、文学界的动态、研究、创作有了一个大致的基本的了解，掌握”。
1996年《天涯》改版前，曾有过一份“《天涯》杂志编辑设想”，在设想中这样说：“改版后的《天涯》力图成为一份具有道义感、人民性与创造力的文学文化刊物，致力于历史转型期的精神解放和精神建设……与此同时，文学家的非文学关注，非文学家的文学参与，作为文学的外延和纵深，亦将在这里获得充分的版面。本刊视文化多元互补和艺术与学术的个性自由发展为精神成长的必备条件，愿意成为不同观点与流派的好作品同展风采的舞台。”如今回过头来温故知新，我们不敢说自己已经完全达到了目标，我们只能说我们还会继续努力。
◎李少君，《天涯》杂志主编，现居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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