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粗鄙？中国人不是生来就这么粗鄙的，我们是礼仪之邦，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可为什么进入现代社会，我们就这么浮躁，这么没有耐性？
■沈东子
我们都知道，如今说话带上脏字，那是一种豪迈，如果再能讲几个黄段，那就更显
得游刃有余，好像只有这样与人交往，才能占上风。这种粗鄙之风不仅在市民阶层流行，做文化的雅人也纷纷跟进。男作家的写作，没有学会惠特曼、海明威、金斯伯格的粗犷与豪放，却变异出一种文风的粗鄙，似乎粗鄙的叙述才有力量；女作家呢，没学会伍尔芙的从容，张爱玲的华美，杜拉斯的细腻，也敢以女权自居，说得坦率些，无非是与男作家一样粗鄙而已，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区别，那就是还多了几分市井女人的俗。
我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粗鄙？中国人不是生来就这么粗鄙的，我们是礼仪之邦，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可为什么进入现代社会，我们就这么浮躁，这么没有耐性？那是因为我们安详的内心，先是被鸦片戕害，而后又遭文革摧残。
做生意跟谈恋爱一样，本来是两厢情愿的事，可是19世纪的欧洲人发财心切，没有耐心等候中华帝国开门，他们像强奸犯一样，带着枪炮强行闯入了中国。中国人读了两千多年书，才忽然明白四书五经敌不过八国联军。尽管如今有一种说法，说要是清廷研究国际法，遵守国际法，圆明园的火是可以避免的，但笔者不这样看，这种观点是站在后人的立场，对国际准则的肤浅理解。法是为利益服务的，弱肉强食虽然不道德，但始终是通行的准则，东印度公司运载鸦片的货轮，不会因为谈判桌上的意见而改变航向。
鸦片总是要抵达的，只是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抵达而已。西人眼睛瞄着的，是大清帝国的白银。只要不把白银交出来，这把火不烧圆明园，也会烧别的园林。两千多年文明熏陶出来的礼仪，在西人看来是繁文缛节，是迂腐，是推行现代贸易的障碍。
那个年代中国士大夫蒙受的屈辱，远非我们可以想象，因此才有变法不成六君子引颈就戮，才有北京沦陷前后众多文官自杀，也才有后来的中国人，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由沉湎于春江花月夜，满足于喝茶，赏花，听琵琶，到笃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到声言没有裤子穿，也要造原子弹。这种巨大的历史跨越，发生在我们民族身上，当中遭遇的心灵惨痛，至今未见有如掾巨笔描写。
不幸的是，历经种种外侮而不死的中国人，在20世纪下半叶，又对斯文展开了更为惊心动魄的摧残，用最粗暴的凌辱，对付最斯文的人。那些逃脱了日寇魔爪的文化人，未能逃脱同胞的铁拳，于是历史再次重演，老舍投河，傅雷悬梁，储安平留下遗书，至今不知所终。
见识过这等惨相的现代中国人，无论是受害者、加害者还是旁观者，内心都会受到震撼。时间再次证明，斯文的生命，是吃亏的生命，尽管读书依然为许多中国家庭首选，但向粗鄙靠拢，又成了自我保护的本能，这就是当今社会粗鄙之风盛行的深层原因。中国人不是生来就粗鄙的，我们曾经斯文如同瓷瓶上的花纹，看看古人长衫大褂，步态安然的样子，就知道我们先人的心，是多么宁静。为什么俞伯牙弹奏高山流水的乐器，到了阿炳手里，弹出的曲子是那么喑哑，那么凄凉？为什么端坐红楼的学子，在一个世纪里，要数次集结于天安门前，向世人解说民族的梦想？那是因为精美的瓷瓶碎了，碎裂声至今在笔者耳畔回响。
（Robby／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