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嘉
士兵、诗人、哲学家，三重角色的情结奴役着流离尘世间的古斯塔夫·马勒，将这位“不明身份者”终生禁锢于荒诞的精神阁楼中。你在茨威格或卡夫卡的小说里也无法找到这样的人物：一个耳畔时刻欣喜萦绕着童年记忆中战争号角的现实逃兵、一个热衷于粗陋节奏的永恒女性虔诚追随者、一个对周遭事物持怀疑讥讽态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分子。
许多人已经（声称）看穿了如此这样一位人物所呈现给音乐听众的全部把戏———歇斯底里、摇摇欲坠的“泰坦主义”（Titanism）以及缺乏连贯性和美学统一平衡的勉强拼凑音响。然而也许正因如此，这位孤独挣扎于后浪漫主义音乐破产惨境的优秀舞台监督的鬼魅身影才格外令人印象深刻，他在《第九交响曲》中的最后告别演出也才格外令人感到压抑。
当然，对我来说压抑感并非来自这部作品的长度（我并不惧怕冗长，我习惯的做法是将这类规模音乐作品的每个乐章再细分成十几个零碎的小段落来欣赏），而是充斥全曲始终的黑暗气息。
作品的开场，严峻、甚至残忍的鼓角和呓语般断断续续的弦乐交织纠缠，然后愁云惨淡的主题动机像蹩脚小调一样毫无生气地流动着，给高潮处爆发的辉煌段落也撒下苦涩的盐粒———但令人神往的瞬间往往出现在不经意间，那是在乐章开始部分一段甜美温和的双簧管旋律之后，若隐若现的军号声从乐队最深的低处出人意料地飘然飞出，直达天界，如同一个令人热血沸腾的无上命令，划破整部交响曲的寂静黑暗，照亮并震撼人的心灵，盘旋已久的畏惧和犹疑顿时荡然无存。
动荡不安的二十世纪初，追随瓦格纳的作曲家们已经将创作中的调性扩张到了极限，而世界也正面临着令人恐惧亦激动的前夜。马勒无从知晓自己身后的世界将有多少残暴和厮杀即将降临，多少崩溃的终点和重生的起点即将交替轮回，或许他也已不再关心，因为对于作曲家本人来说，天国已近，永恒之手已开启神秘之门，振衣濯足的亡灵们在低音的伴奏下缓缓前行，在哀乐中发现自己已抵达曲终诀别的时刻———一切都是如此地烟消云散，前所未有，所有指示人生意义的航标也都被席卷而去并化为齑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