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新见
许知远(专栏作家)
“我们都为日常的杂事而分心过多，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对全面的形势进行调查，并制定出相应的政策，但是我们又不得不经受着一个又一个焦虑的折磨。”这是英国首相
麦克唐纳对他的幕僚鲍尔温的感慨，时间大约是1931年末。此刻，中国与日本在满州的冲突、英镑危机、第二届工党政府的倒台，正奇妙地纠缠在一起。
当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这个命题感兴趣时，他的原意是写一本薄薄的“文章式”的小册子，只希望就过去五个世纪里有关大国不断变化的实力作出自己的阐述。当《大国的兴衰》最终在1988年出版时，它立刻引起了轰动。除去没人如此全面地展现大国的历史外，也因为它正遭遇到美国总统的竞选。像所有历史学家一样，肯尼迪克制不了预测未来的冲动，他相信，今天的美国正在重复所有大国曾经的错误——军事安全的需要攫取了过多的国家财富，“过度扩张”将不可避免地使它衰落，这速度可能比苏联还要快。
历史最终证明肯尼迪是个多么糟糕的预言家。因为仅仅一年后柏林墙就倒塌了，两年后苏联解体了。但这些都没妨碍他扑面而来的声名，他甚至创造了一个小小的产业——专门研究、出版、评论各种类型的兴衰的作家、出版家、记者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本书的弱点日益明显，按照年青一代的历史学家尼尔·福格森的说法——它是经济决定论的产物。保罗·肯尼迪分析的基础是，如果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范围内，优势总是属于那些有更强的物质创造能力的国家，而技术上的突破与组织形式上的变革是物质创造的基础。这是一种典型的用单一因素来理解历史的方式，它容易被人记忆、理解和谈论，却像马克斯·韦伯所说，根本无助于理解真实的历史。过分清晰化只是学者头脑想像的产物。
我得承认，这本书的名字给我带来的思考比它的内容更多。如果你成长在今日中国，很容易被“大国的兴衰”这样的题目所吸引，因为我们正处于深刻的身份焦虑之中，原因复杂而富有智力刺激。一直到20世纪初，中国仍缺乏民族国家的概念，所谓的中国是一种文化概念、心理意识，而非具体的边疆、领域面积、国民生产总值、人口统计……从19世纪中叶开始，因为西方世界的出现，我们才逐渐产生了中国可能只是世界地图中的一部分的意识。一直到今天，中国仍处于向现代国家演进的最后阶段，仍未完全通过唐德刚所说的“历史的三峡”。转变过程充满了屈辱，一代代中国精英始终充满了强烈的身份焦虑。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得越紧密，这种焦虑感越强烈:我们迫切地要获得与别人平等的地位，却总是发现仍有漫长的道路要走，要克服中国已在世界上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形象仍需要更多的努力。经济增长与十三亿人的市场是新一代中国人主要的信心来源，这种信心既容易使人膨胀，也经常脆弱不堪，因为它与个人尊严并非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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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兴衰》，(美)保罗·肯尼迪著，陈景彪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1月版，5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