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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摇滚乐队从去年起突然增加了许多。如今在上海的地下，有这样一群低吟或嚎叫着的人们，他们以反上海的姿态，唱着最上海的歌，并孕育着海派文化未来的可能
★ 本刊记者/曹红蓓
4月8日晚9时许，上海复兴中心钱柜KTV门外，出租车一辆辆缓慢有序地停下又鱼贯离开。门厅里塞满了等着K歌的型男靓女，虽然人群喧哗而混乱，但等待的脸上却一律是一副优雅和享受的表情。在上海的春天里，不K歌的人是可耻的。
与此同时，上海万体馆，滚石世界巡演现场外，蚁聚了六七百等票的老外和星星点点的中国人，预告开场时间过了已有1小时，票贩手里1000至3000元的票依然坚挺。在人群中，一个矮个子上海人手里拎个塑料袋来回穿梭，重复地往人们手中塞一张纸片。此人名叫张海生，是上海著名的摇滚演出场所育音堂的堂主，纸片上印的是育音堂近期的演出公告，每场的票价在10至30元。
这是上海真实的音乐场景。在这个中国最商业化和享乐主义的城市中，KTV永远喧闹，天价巨星不愁没人接单，李泉和胡彦斌的小资情歌在排行榜上出手不俗然而这毕竟不是上海音乐的全部。在上海的地下，还有一群低吟或嚎叫着的人们。他们以反上海的姿态，唱着最上海的歌，并孕育着海派文化未来的可能。
“顶马”：上海的“内裤”
“顶楼的马戏团”是上海人气最高且最有争议的地下乐队之一。专辑《最低级的小市民趣味》是他们目前为止的代表作品。应该说，专辑中的歌曲内容，绝对配得起这个标题。其中某些歌词与目前网上流行的“龌龊山歌三人组”颇有一拼，甚至更加下流、可笑、恶心。然而就在那些下流、可笑和恶心的身后，却埋伏着茫茫无尽的哀伤，随时准备跳出来袭你个措手不及。
“顶马”的现场是以宣泄火爆著称的。有一次主唱陆晨在台上扮阿童木，全身只穿了一条四角泳裤，一双红色足球袜，台上搏命表演，台下尖叫一片。有一次他们头戴黄色安全帽化装成民工唱《流浪歌》，自报家门“我们是来自上海的顶楼的马戏歌舞团”。他们曾在台上挖鼻孔、吐痰、放屁，无所不用其极。
如果说，上海所谓的文化外衣是“华丽的小资”，顶马的小丑们则乐于向世人展示它破洞的裤衩“最低级的小市民趣味”。乐评人张晓舟说，“顶马”就是上海的“内裤”。
陆晨的家在闹市区一处安静的弄堂深处，拥挤错落的房顶上覆着青苔，从楼房的窗格子向外参差地伸出晾衣的竹竿。陆晨的电脑桌上堆满了CD，有后朋大师Joy Division，也有李斯特和莫扎特，还有杨民坚编的上下两册的《世界名曲欣赏》。座位对面的墙上贴着陆晨弟弟写的铅笔字和给哥哥画的贺卡，弟弟比他小20岁，是爸爸再婚后所生。
生活中的陆晨是一个极正常的28岁上海男性，白白净净戴一白眼镜，言谈举止文明礼貌。9年前开始做乐队时，他还在上海大学广告系读大二，现在是一名海关的公务员。单位里的人只晓得他是文艺爱好者，问起他在台上的样子，他形容“和老狼差不多……”陆晨从没想过放下别的去专门做音乐，“我的饭碗比音乐重要得多。”问到这么多年坚持下来的原因，他说：“花费也不大。我们和那些业余撮麻的人差不多，都是爱好，输一点就输一点，没什么。”
卡夫卡有一本小说叫《马戏场的顶层楼座》，陆晨他们把它颠倒过来就成了乐队的名字。或许很多文艺青年会怀念2002年在MIDI音乐节上大出风头的那支“顶马”，抚今追昔，觉得他们堕落得莫名其妙。那时候，他们在那首著名的《向橘红色的天空呐喊》里，曾向世界庄严宣告，“我们永远年轻，我们永远倔强，我们永远纯洁，没有人能消灭我们。”难道这么快，他们就被自己消灭了？
“我们所有的热情和纯洁已经在那个原子弹里爆炸掉了，现在可以在废墟上晃荡了。”陆晨说，“没必要坚持那个诗意的形象，那太累。”他们在接下来的《小市民》里干脆抛开了一切粉饰，把歌词写到最直接。
“在这个超级城市里，没有一个人不是小市民，这和你家里穷富没有关系。大街上无论多时尚光鲜的女孩，她也是个小市民，想的就是怎么嫁个有钱人，然后再怎么好吃懒做地过一辈子。还有那些貌似高雅的人士，他打量你穿衣打扮的那种眼神儿，绝对的小市民。”顶马演出的时候，场内的观众总是沸腾的，陆晨说，“那个时候最高兴了，因为都不要脸了嘛。每个人的小市民情结是隐藏着的，我们点燃了这种情结，所以来的人都很开心。”
生在浓厚的小市民文化中，陆晨有时候讨厌，有时候又觉得可爱，“它里面有很多营养。”“顶马”有一首歌叫《你上海了我，还一笑而过》，对陆晨来说，他不可能不“上海”，也不可能不和“上海”搏斗。“上海在中国很特殊，在某些方面非常国际化，其实内心很自卑，但在别的地方面前又很自傲，这挺可笑的。”喜剧感的上海孕育了“顶马”的“嘲弄”，把“嘲弄”做得乖张和粗暴并不难，难的是同时还有力量，而“顶马”做到了。
2003年，乐队回陆晨与吉他手梅二的母校上海大学本部演出时，台下的女大学生羞愤地往他们身上投掷餐巾纸、矿泉水瓶。他们被砸得落花流水，心里却更高兴了，心想“有种就上来打我们啊。”
在《小市民》里有这样的歌词：“上海市的戆卵是杀不完的啦；上海市的戆卵是死不光的”，显然，这只不过是那句“没有人能消灭我们”的变相重复。
“冷酷仙境”：上海摇滚的国际化可能
还有一支风格非常突出又极具人气的乐队是“冷酷仙境”，当前的地下上海，正是“冷酷”与“顶马”双星辉映的时代，但比之“顶马”，“冷酷”的音乐显然要“有身份”得多。
当你看到这是一支由女性主导的乐队，看到女主唱柔顺的长发，看到台上的琵琶和大提琴，你先是嗅到了一丝上海的香气，然而一旦音乐声响起，女主唱林笛开口，这种感觉马上消失了。好像打开一个香水瓶，里面散放出来的，却是团团的黑雾。“冷酷”的音乐使你仿佛置身在欧洲中古的潮湿荒原上，忍不住要念天地之悠悠。
林笛也许压根就不会唱歌，你没有听过那样的女声，她的咬字方式更让人没法把她和上海联系起来，不细腻不精明，有时甚至有点白痴。她时而把旋律写得极度优美，时而故意把它们搞难听，宛如巫师作法；而当她使起琵琶的时候，俨然一关西大汉。
从上台到下台，林笛几乎始终垂着眼，除了偶尔眉头紧锁，基本是面无表情。
《等待告别》是“冷酷”的“镇酷之宝”，每每作为乐队的最后一曲演出。这是一只关于死亡的歌，不知道这么好听而绝望的丧钟是为谁而鸣，尤其是一晚上在中音区潜伏的林笛突然用高亢的声音撕裂夜空的时候，仿佛一亿只黑衣天使扑天而降，气势非凡。
在乐队贝司手苏勇的眼里，林笛的性格一点不像人们想象中的上海女孩。林笛不会停在一个地方，每当有了一点钱就会四处游走，然后带回来音乐和诗。苏勇承认“冷酷”在有意识地避开地域化，他们在台上从来不说上海话，甚至在排练的时候都不说。
乐队的名字来自于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世界尽头和冷酷仙境》，乐队曾受邀到荷兰演出，曾为法国和加拿大电视台拍摄过MV，在台湾出版了2张CD，因为台湾公司放弃了大陆市场，所以在内地买到的“冷酷仙境”的这两张CD还是进口货。从这些国际化的正规渠道中获得的版税，已经成为乐队收入中最主要的部分。
从另一角度说，这种国际化的路线，恰恰是非常“上海”的做法。乐队在荷兰Paradiso摇滚教堂演出的时候，林笛左手涂着蓝黑色的指甲，右手上缠着弹琵琶用的义甲，这个形象对他们的音乐形成一个注解：New Age加哥特，准确说是粗砺的New Age加温柔的哥特。这两种目前国人都还相当陌生的音乐形式，林笛他们似乎已深谙其味。大部分时候，“冷酷”的音乐其实是富于装饰性的，民乐的使用也很取巧。这样的音乐和国际接轨有它的必然性。
“冷酷”的成员和上海的主流艺术圈有着紧密的联系。例如，林笛和安妮宝贝是闺中密友，两人也曾经合作过歌词。2001年“冷酷”首张唱片的录制人，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馒头教主”胡戈。此后“冷酷”一年一张唱片，最密切的合作者也换成了港台顶尖的New Age音乐制作人刘星。
林笛的声线在现场和CD录音中绝对判若两人。CD里的那个林笛幽暗光滑，慵懒机敏，仍然是个本色的上海女孩。
上海，早已不纯粹
很多人想象不出上海人玩摇滚是什么样子，事实上眼下这些上海最有人气的乐队中，主唱都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有时候演出串词都用上海话讲。台下的观众也与北京的摇滚现场没什么两样，一样有汗水有POGO，一样的年轻和悸动，只不过那些江南面孔更加清秀。
从去年开始，上海的摇滚演出场所突然多了起来，《上海一周》等主流报刊也开始不时地刊登一些地下乐队的专访。上海的乐评人孙孟晋在东方人民广播电台做过8年摇滚乐节目，本身亦是上海老牌乐队“戈多”的首任主唱。1997年的时候，他曾经在上海青年文化活动中心组织过一场本地摇滚演出，吸引了1000多观众。2000年，孙孟晋策划了上海本土的原创乐队合辑《地下上海》，10支本地乐队在合辑里集体亮相。到了2005年，上海的本地乐队已有四五十支；10年前在上海，U-LIKE酒吧是惟一的摇滚演出现场，两星期演一场，还得北京和上海的乐队搭着演。现在在上海的四五处专门摇滚演出的场地中，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一场。育音堂就是这四五个现场中的一个。
育音堂堂主张海生认为上海的摇滚乐队有两个特点，一是生灭的周期短暂，一个乐队的平均寿命只有两年左右。但是乐队的灵魂人物多会以变换身份的方式生存下来，如“顶楼的马戏团”的主唱陆晨曾经先后组建过三支乐队。二是乐队成员很少有专职的。他们大都有一份固定的职业，然后用业余时间来做乐队的事情。他们的职业包括国家公务员、大学老师、媒体工作者、动画设计师、摄影师、饭店老板等。张海生本身是上海ARK酒吧的音响师。“上海这个环境给人的印象是不能做专业的。”张说，他们这些人的白天和夜晚基本判若两人。
上海的乐队不像北京的乐队那样急于签约。人气乐队“冷酷仙境”的主创之一苏勇表示，“冷酷”“不想卖身，只要能存在就好”。无论是张海生对育音堂，还是地下乐队对自身发展的态度，似乎都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有野心。育音堂也只是一间小型仓库，每月房租4000元，几个合伙人凑一凑就可以运转。今年他们会组织乐队去做校园巡演，培养观众。至于发展成独立厂牌，还远未被张海生列入时间表。
“上海的音乐厂牌少，愿意出版本地作品的就更少。那些比较有面子，能够代表上海身份的艺术可能会受到商业和政府的扶助，但是摇滚作品恐怕就要靠民间的力量了。”张海生说。
孙孟晋目前正在策划一个“能够代表上海身份的艺术”项目上海国际爵士音乐周。但他并不认为这类型的音乐就适合上海。“上海其实是被误解的。20世纪30年代，上海租界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恰好碰到了舞厅爵士流行。虽然今天在上海，专业的懂爵士音乐的人还是最集中的，但观众潜力并不大。去年的爵士周，80%的观众仍是外国人。”在他看来，反而是那些平民的、年轻的音乐类型更容易为人接受。他计划在今年9月，在上海策划一个摇滚音乐节。
“大概十年前，上海还是尽量追求优雅的传统，但现在生活压力太大，大部分人没有办法再撑了”。“上海更是成了全世界的上海，现在小学、幼儿园里孩子说的都是普通话，来自国内的新移民文化、日本的文化、二十几万常住外国人的文化对上海的影响正在从各个方面显现出来。”张海生说，“上海早已经不纯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