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论道李公明
作为一名当年“七七级”的大学生，我能理解什么是“这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我认为它不是一种从现实中逃避的可以自我陶醉的光环或阿Q式的自我安慰，而是一种执着与批判的精神与气质。当后来的人们回顾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仍然会为这一代人的精神追求而感到骄傲。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提出对历史的发展与意义的研究要有长、中、短三种不同的时段来作为研究框架，与此相应的历史研究关注点则是“结构”、“态势”和“事件”。以此来看，研究20世纪80年代历史所应关注的就是“态势”。应该指出的是，目前对于回顾80年代问题的热切讨论主要还是局限在思想文化界，真正的历史学研究(尤其是经济－社会史研究)还相对沉寂。显然，思想文化层面上的回顾讨论更多是与人们对于当下思想文化与社会现实态势的认知和评价紧密相连，对于中国80年代历史的客观认知与准确评价还不是目前的讨论所能解决的任务。
要警惕的不是美化问题
有人批评在80年代回顾中存在着“美化”的倾向，我认为严格来说，在历史学研究以外的所谓“美化”恐怕更多的只是一种与当下密切相关的价值理想与思想立场的表述，较难从历史学的角度予以批评。比如，关于上世纪80年代知识界、文化界以及大学校园的普遍精神状态，我们现在的确明显感觉到时代的断裂，有人发出“今不如昔”的批评实际上并无涉于历史研究的“美化”，而只是一种现实批评。再比如，关于如何评价80年代在学术建设方面的实绩，我想需要警惕的恰好不是“美化”的问题，而是以当时思想界空前活跃、学术研究与社会关怀结合较为密切以及在某些学术热门领域(如美学、文学批评)等的确存在比较空疏、粗浅的缺憾为视点，遮蔽了当时学术界在许多领域中的笃实学风和取得的扎实成果。那种认为80年代思想浪漫、学术空疏的说法必须接受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全面审视才能证明，否则本身正是一种学术上的空疏、游谈。
应该承认，在目前对80年代的反思和讨论中可能会掺杂有某种怀旧的情结，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根本上来说这些讨论乃至从学术层面上的研究是一项对于当下现实的批判性与建设性的严肃工作。作为一名当年“七七级”的大学生，我能理解什么是“这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我认为它不是一种从现实中逃避的可以自我陶醉的光环或阿Q式的自我安慰，而是一种执着与批判的精神与气质。当后来的人们回顾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仍然会为这一代人的精神追求而感到骄傲。
80年代诗歌的精神气质
1976年的“四五”运动实质上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奏，80年代的思想帷幕就是在那个雨雪霏霏的清明节被拉开了。在强烈的政治关怀氛围中，语言(诗歌)的感召力掀起了思想文化上的微澜，整个80年代的姿态和口吻已悄然形成。其后的“朦胧诗”完成了从口号政治文学向政治抒情文学的转变，并且已经把80年代的精神印记深刻地烙印在一代人的面容上。
最早公开发表的“朦胧诗”是北岛的短诗《回答》(1979年3月号《诗刊》，写于“文革”后期)，其传颂至今的诗句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过去人们认为这是对“文革”年代的批判，今天我却痛感在时代的变迁中它的批判意义仍存。诗人对此的“回答”是：“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然后，“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毫无疑问，这里面具有一种承担一切苦难的英雄主义气概。时至今日，我仍无法掩饰我对这首诗歌的强烈的偏爱之情，我认为它就是这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的经典诗歌。还有食指(郭路生)的《鱼群三部曲》、黄翔的《野兽》、芒克(姜世伟)的《天空》、多多(栗世征)的《祝福》、《致太阳》等等。其中最为悲怆和极具思想性的是食指的《鱼群三部曲》，它描写了冰层下“为了不失去自由的呼吸”的鱼儿勇敢地撞破“冷漠的冰层”，冲破了渔夫的罗网。虽然鱼儿最后死在冰上，但它的呼喊在今天读来仍然令人动容：“‘太阳，我是你的儿子，／快快抽出你的利剑啊，／我愿和冰块一同消亡！’”
令人痛苦的是，诗歌的剑锋所指的冰层依旧；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当年的有些诗人在今天会以自嘲和否定口吻谈论它们？在今天，仍有诗人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上揭示苦难，有一首题为《拒绝给沙兰的孩子们写诗》的诗歌，使我感到诗歌的痛苦与光荣在中国一息尚存：“是的，我拒绝，拒绝，拒绝！／拒绝这正在发生还将重演的一切／拒绝那些真实的谎言／拒绝那些媚俗的标题／在沙兰镇，我拒绝做一个写作者／拒绝诗人这个可怜而又虚荣的名字／拒绝表达毫无意义的同情和愤怒／拒绝掩饰我灵魂深处的无聊与羞耻”。在这里，“拒绝”具有双重含义：对苦难的拒绝和对苦难写作的无能为力乃至虚假的苦难写作的拒绝。在这里，难道我们还看不出80年代诗歌中最可宝贵的立场与精神气质的传承么？
《读书》开拓思想言说空间
在思想与情感的决堤之后更重要的进程是读书的热潮席卷中国大地。在这一代人的记忆中最富有象征意义的一次事件是发生在1978年春天的购书活动，当时重新发行几种外国文学名著，如雨果、狄更斯、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人们连夜在书店外面排队。在极度的精神饥渴中，甚至连漫漫长夜的等待也成为了一种幸福，在排队中的谈话、不安和期待都成为了刻骨铭心的精神经历——那种情景至今我仍历历在目。从排队购书作为一代人的精神历程上的重要事件，可以看到80年代的出场带有明显的知识启蒙的特征。自70年代末起，从文化劫难的恶梦中苏醒过来的中国知识界的确是四顾苍茫，传承之声很自然地以读书为由头而生发出来。80年代初，钱穆先生这样评说大陆的学术文化状况∶只要有书在，只要读书人也还没有死绝，文化传承的根就不会断。这句话切中了要点。70年代末的中国出版界和传媒界开始重新出版和发表一批老一代学人的学术著述与思想随笔，顾颉刚、钱钟书、陈寅恪、陈登原、张荫麟、陈岱孙、吴文藻等这些学者的知识性著述唤起了年青一代对于知识传承的向往与责任之情。用《读书》前主编沈昌文先生的话来说，人与知识的“话头”在这里接上了。研究80年代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首先要研究知识者的传统是如何复兴的，80年代学人是如何借助于关于知识传承的集体记忆而被唤起了自己的学术志向。
更为重要的是，在知识学术传统的复苏之外，《读书》所自觉肩负的思想言说空间的开拓之责使它成为一面思想界的旗帜。《读书》在资源准备与精神上和文化上的传承上所具有的丰厚底蕴使她一下子就成为思想解放与学术争鸣的旗帜。另外，更广泛而且更为重要的资源保证来自当时知识体制的巨大变化——《读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变化的意义。1977年恢复高校的正常招生、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均使在社会上离散多年的知识人才一下子纳入了现代学术体制的轨道。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公费留学的机会更使一批青年学者得以直接在当代西方学术环境中进行脱胎换骨的学习。在80年代现代知识体制的重建肯定是形成知识人核心群体的首要基础。与今天大学的全面体制化和生产化极为不同的是，在当年校园满目青黄不接的情景中，新一代的大学生却非常有幸地追随着一批在三、四十年代才华横溢、经受了劫难考验之后硕果尚存的老牌子教授，学术的薪火得以相传。正是在这种情境中，《读书》最大限度地在社会知识体制重建、知识资源重组的转型过程中极其敏锐而又自然地构建起自己的作者资源。
学术性的言说本来就是《读书》多年来一直致力的维度，从80年代到90年代，《读书》多次以专题系列的方式重点推介西学新知和本土学术的建设。这些学术性的言说大体上正与思想层面上的文化热、中外比较热、经济体制改革、人文精神失落等历程相关，表明了知识言说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内在思想联系。
人道主义思潮的涌起
重新检视8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和学术建设的发展，人道主义思潮的涌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始点，这一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的核心思想极大地推动着思想、学术与社会互动的前行。最早是在70年代后期的“朦胧诗”中，人性、人的情感、人的权利与自由、人的价值等等问题以炽热的诗歌语言被宣泄出来，这是80年代的反思历程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始点。随后在1978年开始的人道主义的大讨论中，讨论的核心是关于人性与阶级性、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等论题，人道主义成为波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美学和文艺创作等人文社会科学几乎所有领域的思潮。虽然在1984年这场讨论就被迫停止，但它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却是极其重要而深远的。
在以人道主义为思想资源和价值尺度的这一思潮推动下，“重写”、“重读”在文学领域成为耀眼的热点。“重写”、“重读”的结果是文学史上人物、流派和作品的重新发现、重新阅读、重新评价，其核心无非就是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的“拨乱返正”，重新凸显以人性为核心的文学标准。
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价值观念的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思想学术界，同时为80年代的中国社会变革提供了重塑符合人性的社会机制的意识形态。
五四运动精神相承不弃
毋庸置疑，80年代的思想文化思潮与五四传统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文革”结束之后，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发端，思想解放的潮流开始奔涌。当时整个社会响彻了“拨乱返正”的呼声，然而由于“伤痕”痛楚仍在，人们所要“返”的只是“文革”前的十七年。“十七年”的各种文艺观念和文艺政策和文艺作品像“重放的鲜花”一样重新出版、讨论，并很快取代了“文革”的观念与表现形态而成为主流。
但是，1979年的五四运动60周年纪念活动改变了这种很明显是非常肤浅的“返正”。当时思想界、知识界发表了大量关于五四运动的介绍、回忆和重新评价的文章，迅速形成了一个全面地对五四传统进行重新评价和积极继承的思想热潮。由于明确地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封建、人性的觉醒、人道主义、民主与自由、科学与理性等话语进行大张旗鼓的讨论、宣传，对于新时期的发展这是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思想启蒙。李泽厚等学者的研究侧重于对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取向进行重新审视，从而使对以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念为核心的“新启蒙”的认识与历史反思紧密结合起来，这种价值理性与历史反思相结合的思想基础对一代人的学术与思想成长具有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在整个80年代的思想潮流中一直涌动着“五四”精神。可以《读书》杂志为例。创刊后第二期的《读书》适在五月份出版，谈谈“五四”便是题中应有之议。该期刊登的《科学与民主并重》一文认为，“五四运动”前夕《新青年》提出的“科学与人权并重”的口号至今仍有重要意义，是必须继承和发扬的“革命传统”；人民的民主权力非来自“天赋”或恩赐，而要靠人民的觉悟和斗争去争取，云云。今天重读20多年前这篇很浅要的文章，令我感慨的是，竟然仍有切中时弊之感。以后，《读书》谈“五四”的力作有甘阳、刘小枫、赵一凡、郑也夫等人的一组文章(89，5)。过了十年，又是五月，继有挖掘《历史记忆中忘却的五四新文化传统》(依封面标题)。以上恰见《读书》三代人的心路历程中，伟大的五四精神相承不弃。今天回顾80年代，五四运动精神的传承与推演自是一个最重要的维度。
无法磨灭的精神印记
最近读到的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5年12月)即使在其概念推衍、历史个案陈述的冷峻外表之下，亦有一种不乏激越之情的缅怀：“对一些人来说，20世纪60年代不仅仅是他们生命的形成期，还给他们留下了积极的回忆，并使他们产生了永久的激进主义倾向。”(第223页)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期，我和朋友们都热切地阅读和讨论的那本《伊甸园之门》(莫里斯·迪克斯坦著，上海外语教育，1985)是这样写道：“六十年代在我们身上，在那些对其有过最强烈体验的人身上幸存下来……六十年代的流亡者们(他们也背离了自己丰富多彩的青年时代)应当在各自的工作中继续实现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乌托邦的思想可能落空，却是忘不掉的。”(第274～275页)可以说，对于校园学生激进思想与运动的缅怀之情同样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磨灭的精神印记。
回顾80年代，我无法掩饰的是情感上的萦怀，因为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心路历程；我也无需掩饰思想上的某些认同，因为80年代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甚至在某些方面今天的问题更为复杂和严峻。因此可以说，回顾80年代是一项极有批判性和建设性意义的工作。这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应该可以提醒今天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重返学术与思想、与社会相结合的战场。
◎李公明，广州美术学院教授，现居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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