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故事
傅国涌专栏
司徒雷登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他出生在杭州我现在所居住的这条弄堂里，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幼年时代。他成年后住在中国的时间远比住在美国的时间
长，难怪他在回忆录《在华五十年》开篇即说：“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
在当年燕京人看来，他对中国的厚爱并不亚于中国人。1926年3月16日，即“三一八”前两天，因为大沽口日本军舰拒绝中国军队检查，引起交火，包括美国驻华公使麦克默理在内的八国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当天，身为燕大校长的司徒与十八位了解中国国情、同情中国的传教士和教育工作者联名写信给麦克默理，认为中国军队并非故意袭击外国军舰，美国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只会激发中国的排外情绪，损害中美关系。他们把信件以备忘录形式散发给驻京的美国记者。第二天，他和其他九位美国在北京的教会领袖、教育界人士前往美国使馆抗议，指责并告诫麦克默理。
“三一八”惨案的发生证实了司徒他们的预见。他们的意见也得到了许多美国侨民的支持，天津、保定四十多名传教士分别联名致电美国国务卿、参议员和驻华公使，谴责和抗议美国向中方最后通牒的做法。当时，几乎所有北京的英文报纸都站在麦克默理的一边，《华北每日新闻》公开质疑司徒等人的动机，《京津时报》甚至无中生有地污蔑司徒他们才是“三一八”的元凶。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立场。
燕大二年级女生魏士毅惨死在枪弹和刺刀之下，3月19日，司徒派男部主任博晨光教授亲自领回她的尸体，在校园里举行了全校师生参加的追悼会。后来学校迁到海淀新址，他支持学生自治会在化学楼附近为魏士毅烈士立碑，作为永久的纪念。1936年他六十岁生日，冰心曾写下《司徒雷登校务长的爱与同情》，文中说，“每次的谈话里，都使我觉得他是兼有严父的沉静，和慈母的温存。他款款地笑在你的对面或身边，两手叉握着放在膝上，用温和恳挚的目光看着你。”1937年日寇占领北平后，曾强横地要求燕大拆除魏士毅烈士碑，遭到司徒雷登的断然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