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罗斯·特里尔
（本书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
第十七章
乌托邦之怒（1965-1969）（一）
安德烈·马尔罗见到了毛泽东。这位法国文化部长是来访问刘少奇的，他要把戴高乐的一封信交给这位中国政府首脑，但那天下午会见时的情形却大出他意料。
马尔罗被领进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大厅，墙上装饰的并不是绘有高炉和拖拉机的宣传画，而是传统的中国书画。马尔罗一眼就认出了刘少奇的“长脸”，并走上去握手致意。刘少奇的身边簇拥着一群部长。
毛泽东独自站在近处，就像一位杂技教练领着他的队员们。
马尔罗向刘少奇致意后把戴高乐的信递了过去，刘少奇没有作答。毛泽东则开始同马尔罗及他的陪同者———法国驻华大使交谈起来。“听说你们去了延安，有什么印象？”整个下午，刘少奇都没有机会插一句话。
毛泽东低语道：“我要独自和群众站在一起———我在等着。”好像刘少奇和其他与会的人都不是毛泽东的同事，只是一群缄默的证人。
在1965年夏日的这个下午，毛泽东在谈话中时断时续，转弯抹角，态度悲观。同时，他又给人一种莫测的神秘感。
在马尔罗眼中，毛泽东如一位青铜般的皇帝，坚毅，盛气凌人，就像传说中的巨神。
当话题转到法国脱离美国控制及中国离开苏联阵营时，马尔罗无意中用了“联盟”这个词。此前毛泽东一直没有说话，仅是那夹着香烟的右手在嘴边和烟灰缸之间来回。此时，他突然将双手举向空中又猛然放下，用略带讥讽的语调说：“我———们的同盟！”他面带讥讽地说着这组中国字：“你———们的，我———们的。”
直到这位来自巴黎的自由主义者离开，毛泽东都没有说一句任何称赞中国形势的话。“我们的工农业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他的评价是，“作家总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马尔罗会谈的中文记录和法文记录稿表明，毛泽东对马尔罗看法的矫正比马尔罗记录的有关部分甚至更尖锐。
法国大使试图给毛泽东的诊断注入一些希望，他接过话头说，中国的青年对您制定的路线是坚信不疑的。
“您来中国多长时间啦？”毛泽东反问。
这位自恃有据的使者用他最近的中国南方之行证实他对中国形势的乐观看法。
毛泽东又说：“你看到的只是一面，你没有注意到另一面。”
这位高卢绅士此时本想扮演伏尔泰的角色，而毛泽东对当时形势的不满，远远超过他在20年代对中国传统观念所表现出的恼怒。
毛泽东回想起柯西金在苏共二十三大上所讲的话：“共产主义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毛泽东毫不掩饰他对这句话的憎恶：“游泳是为了穿上条游泳裤！”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看到权力终究会被剥夺吗？
毛泽东最后对法国客人补充了一句：“我们的革命不能只是简单地巩固已有的胜利。”
有些奇怪的是，那天下午，刘少奇始终一言未发。
这就是1965年冬天到来之际毛泽东的思想主调。这个失意人身上的那种趾高气扬精神又在复归。
在离别38年后，他又偷闲重访井冈山。毛泽东填了一首词以抒情。
毛泽东仍感受到凡事都取决于英雄的意志。“现在几盒香烟就能收买一个党支部书记，”毛泽东在一次党内会议上说，“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尽管毛泽东抱着很大的希望，但他并没有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
“我们党内至少有两派，”毛泽东挑明了这一点，“社会主义派和资本主义派。”
（紫／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