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兄弟》销售凶猛，批评更凶猛，余华感到很“吃惊”Swerve摄
余华说：“我只相信时间，50年以后是否还有人在阅读《兄弟》，现在谁也不知道。”(本报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张英实习生宋涵
《兄弟》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产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我们的刘镇”。
余华一直在小说里写故乡小镇海盐，他说“只要写作就是回家”。然而今天的海盐已经面目全非。
“那个现实中的小镇在我的写作里越来越遥远，最终完全消失了。消失以后回来的，是一个想象中的小镇，一个具有南方小镇普遍特点的小镇，所以我现在叙述中的南方小镇已经没有明确的地理位置，是一个抽象的南方小镇，是一个心理的暗示，也是一个想象的归属。”
“《兄弟》的争议因为网络和媒体的介入，其声势让我自己都吃惊。”余华说。
《兄弟》下部为期一个月的接受采访期结束后，余华最后接受了本报的书面采访。
《兄弟》分成上下部出版，两部的出版时间相差8个月。“上部出版时我没有经验，接受了差不多三个月的采访，重复话题让我疲惫和厌倦。”到了下部，他本打算只接受一个月采访，但“不到一个月话题就已经开始重复了”。在上部的宣传期，余华就发现“很多媒体根本没有采访我，也发表了对我的采访”。下部出版后，更“出现了一些伪造的采访，让我滔滔不绝地说蠢话”。
2005年8月，《兄弟》上半部出版，批评还相对委婉。
8月19日，李敬泽发表文章《警惕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他认为“《兄弟》上半部的方程式就是1＋1＝0，就是世界在善与恶的冲突中的命运———这的确是狄更斯式的宏伟模式，但问题是狄更斯是背靠着上帝进行叙述，而余华把自己就当成了上帝……”
9月12日，评论家郜元宝发表文章《我欢迎余华的“重复”》，“‘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来说，包括《兄弟》(上)在内的余华的全部创作，其价值也是在重复一个主题：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和面对中国的苦难？———作家的优秀并不在于不断创新，恰恰在于不断重复，在重复中深化他一开始冲动地执笔时对这个世界原本不错的领受。”
2006年3月，《兄弟》下部出版，批评就相当直白了。
20日，评论家谢有顺接受采访时认为：《兄弟》这部作品，“小说粗糙、情节失实”；在余华的写作中根本“不值一提”；并说：“一边是《兄弟》(上)的热销，另一边是专业读者的集体沉默，这构成了2005年度最为怪诞的文学景观——让文学的还给文学，让市场的还给市场吧。”
同一天，余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兄弟》既不是荒诞主义也不是现实主义，有时候荒诞比真实更有力度地贴近现实，《兄弟》上部的一些荒诞情节是在以超现实的手法展现现实，而不是远离现实。”
11天后的3月31日，余华表示部分接受谢有顺关于《兄弟》上部语言“与社会语境不符”的批评，并表态将进行修改。但是，他无法接受李敬泽“把‘文革’的经历写成了善恶冲突”的批评，因为“批评看似符合逻辑，但在文学的领域不成立，莎士比亚一生就写了善与恶，但他还是很伟大。写善与恶有伟大的作品。写人类复杂经验的作品有的很伟大，但这不能否定其他作品就不好”。
4月6日，李敬泽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强调，当作家面对历史，特别是具体的历史、具体的经验时，选择以善恶的方式叙述是一个最简单、最保险的方法，但如果一个人在艺术上没有更高要求的话，完全可以选择这种方法。
4月7日，表示完整读过《兄弟》上下部的评论家张颐武说：“余华的《兄弟》是一个有趣的作品，但对于专业读者意味着一种‘无意义的重复’……余华在《兄弟》里迟迟找不到对语言的感觉……但《兄弟》也是不幸的，余华积累了太多熟悉他的专业读者，之前的一致良好口碑以及一段时间的停笔后，使得大家对他下的赌注太大，一旦没有展示出开阔的新境界，就使得很多专业读者感觉失望。”
余华对批评的声势感到吃惊，但自信依旧。
10年前他曾对记者说过：“我认为我始终是走在中国文学的最前列的。”现在他认为：“回顾自己20多年的写作，如果我对自己还感到满意的话，就是我一直努力走在自己的前面。”
“专业读者”是个奇怪的词组
记者：由一个被少数人知道的纯文学作家，到变成一个大众所熟悉的畅销书作家，怎么看发生在你身上的这些变化？
余华：这是20多年漫长的经历，不是那种一夜成名的经历。我确实意识到了《兄弟》一书所受到的关注程度，我想原因十分复杂，在《兄弟》之前，我的其他作品已经受到关注了，毕竟我已经写了20年的小说了，20年的逐步积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兄弟》的出版，给我的感觉是这种关注突然爆炸了。
事实上很多作家都有过类似我的经历，从被少数人关注，到被大众所熟悉。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出版之前，已经出版了4部小说，在拉美的文学界已经被注意到了，可是《百年孤独》的出版，马尔克斯立刻爆炸成一个大众熟悉的作家，在1000万人口的哥伦比亚就卖出去了100万册。还有法国的杜拉斯，她在晚年写下了《情人》，此前她已经是一位法国文坛瞩目的作家了，可是《情人》在法国卖出去了500万册，杜拉斯立刻成为了一个大众熟悉的作家了。
在13亿人口的中国，《兄弟》的上部和下部仅仅只是分别接近了50万册，就已经如此议论纷纷了，我想这是我们共同的悲哀。不要说美国和欧洲的那些大作家了，就是韩国和日本的那些严肃作家，一部新书销售超过100万册根本不是新闻。
台湾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按照人口比例的话，《兄弟》的销售也就是达到了台湾作家张大春、朱天文“还好”的时候，不是他们“最好”的时候。
记者：在南海版《活着》之前，你的作品卖得并不好，怎么会突然就开始畅销了，你分析过其中原因吗？是不是和电影有关？
余华：《活着》不是突然畅销的，是慢慢畅销起来的。我想这和电影肯定是有关系的，不过最重要的是当时的出版环境实在糟糕，我记得当时一位著名作家的新长篇小说出版前向书店征订时，仅仅只收到30多册的订单。
长江文艺出版社最早出版《活着》时，就是这样的现实，当时《活着》给任何出版社都会这样。1998年的时候出版环境好了，所以南海版的《活着》也好起来了。
记者：《兄弟》出版以后，已经卖了40万本，在出版前，你有这样的心理预期吗？
余华：《活着》各种版本的销售加起来也快有100万册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才两年时间，就印刷到了27多万册。《许三观卖血记》的几个版本加起来也肯定超过50万册了，就是《在细雨中呼喊》也差不多接近30万册。应该说《兄弟》卖到40多万册，我不会吃惊，我吃惊的是这么短的时间卖到40万册。
记者：市场和读者对你重要吗？会对你写作有作用、影响吗？
余华：我想为市场和读者写作是做不到的，因为市场瞬息万变，读者众口难调。我以前就说过这样的话，对于一个作家，认真写好自己的每一本书是他的势力范围，当一本书出版以后的命运如何，已经超出了作家的势力范围。就像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每一本书也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父母无法控制孩子的人生道路，作者也无法控制作品的人生道路。
记者：怎么看《兄弟》一方面让“专业读者”失望，一方面却在普通读者中走红的这种现象？
余华：我是在《兄弟》出版之后才知道还有“专业读者”这个词组，这是一个奇怪的词组，要知道文学是属于大众读物，不是专业读物，为什么现在出版社分为大众读物出版社和专业读物出版社？前者是非实用的，后者是实用的。
我想你所指的“专业读者”是文学圈内的人士，我确实听到了他们中间批评的声音，可是我也听到了他们中间赞扬的声音；在你所指的“普通读者”里，这两种声音也同样存在，所以才会有争议。
对我来说，只有读者，没有“专业”和“普通”之分，我昨天在博客的互动里说了这样的话：用先入为主的方式去阅读一部文学作品是错误的，伟大的阅读应该是后发制人，也就是怀着一颗空白之心去阅读，让内心在阅读的过程里迅速丰富饱满起来。
记者：你说“我深感幸运，总是有一些人在理解我”，但现在更多的是大量的人不理解你。谁对你影响更大？
余华：有多少人在理解我，又有多少人不能理解我，这是无法计算的。《兄弟》下部出版才只有一个月的时间，虽然有着很好的销售业绩，但是这还不能说明一本书的真正价值，在那些刚出版就畅销的文学作品里，有些与世长存了，比如《百年孤独》；另一些销声匿迹了，也就没有比如了。
同样的道理，一部文学作品刚出版时得到的评价也不能证明其真正价值，有些作品开始时好评如潮，可是最终被人遗忘，另一些充满了争议，可是最后成为了经典，比如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对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判断，我只相信时间，50年以后是否还有人在阅读《兄弟》，现在谁也不知道。
用纳米还是公里来测量海岸线？
记者：你说过“从不在意评论家的意见”？
余华：我说过从不在意评论家的意见，不是我对这个群体的不尊重，是很多年前我就发现了事实真相，作家的写作思维和评论家的写作思维有天壤之别，好比《兄弟》上部和下部所表达的两个时代一样天壤之别，天空会去倾听大地的意见吗？事实上不是我一个作家这样，很多外国的作家或者中国的作家也一样，反过来说有多少批评家会在意作家对他们的意见？
记者：既然不在意他们的意见，为什么会考虑重新出版《兄弟》的修订本？
余华：我不会因为评论家的意见去修订一部小说，这是因为我无法用他们的思维方式来修改自己的小说。在我的博客上，有几位读者给我留言，指出了《兄弟》的几处疏忽之处，我相信还有其他仍然没有发现的疏忽之处，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修订，到目前为止这只是一个愿望。
我在接受采访谈到修订时反复说过，我前面的三部长篇小说完成后，我都有过以后修订的想法，可是后来都没有修订。一方面是时过境迁，已经没有当时写作那部小说时的确切感受了，如果无法还原当初写作时的确切感受，就很难做出正确的修改，让一个作家去修改10年前完成的小说，好比是让这个作家去修改另一个作家的小说；另一方面是我深知任何一部小说都无法做到完美，花多少时间去修改都无法改正隐藏在里面的全部缺陷，甚至修改的同时还会制造出新的缺陷。
记者：你说，《兄弟》遭受的批评是前所未有的，是“最猛烈的嘲讽”。你说写《兄弟》的时候，自己“完全进入疯狂的状态了，完全控制不住”。你觉得这样的“失控”对你是好事还是坏事？
余华：你只要到网上去搜索一下，就可以读到那些“最猛烈的嘲讽”。这里指的是不带恶意的批评，还有很多谩骂，很多造谣，让我有时候觉得自己仿佛是“文革”时期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至于写作时的失控，是我求之不得的，只有当笔下的人物走出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以后，作家才会有失控的感受。我写作时对虚构人物的尊重，不亚于在生活中对朋友的尊重。
记者：怎么看待这些批评？它是否会对你产生影响？
余华：当我开始写作，批评就伴随我了，面对批评是这份工作的一部分内容，我已经习惯了。事实上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会面对批评，不管这个人从事什么工作。如果我因为批评而紧张而怀疑自己的话，我就不会走到今天。
记者：你说，“在写作《兄弟》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是过分的精雕细刻影响了创作———大部头的作品应该是粗糙的，只有中短篇可以精细。造小花园是应该精细的，而大城市则难免粗糙”。这能不能算你的辩护词？
余华：我不需要为自己辩护，我只是把自己写作中的教训和经验告诉别人，其实这也是人生的教训和经验，生活中这样的道理随处可见，比如测量我们国家的海岸线有多长，应该是用纳米计算，还是用公里计算？
记者：批评过你的谢有顺、李敬泽都一致表示，没有看过下部，也不会看。你怎么看他们的姿态？
余华：他们是否读《兄弟》的下部，是他们的自由和兴趣，我不会在意，因为我不是为两个人写作的。我要说明的是，不要以为几个批评家出来发言，写几篇千字文，说几句笼统的采访话，就是整个中国文学批评群体在说话了。
我相信中国的文学批评会正式发言的，而且这样的发言可能会持续，至于是批评还是赞扬这不重要。我以前说过的，伟大的阅读应该是后发制人，中国有不少严肃的批评家，他们在仔细和反复阅读了一部作品以后，在深思熟虑以后才会开始发言。
失控是最好的写作状态
记者：你现在还认为《兄弟》是你迄今为止最好的小说吗？
余华：15年前我刚写完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的时候，别人问我这样的问题，我的回答毫不犹豫，就是《在细雨中呼喊》，可是一年以后我就不这样说了。《活着》出版时，别人问我自己最好的小说是哪部，我就说《活着》，也说了差不多一年。《许三观卖血记》出版后，我又说《许三观卖血记》是自己最好的小说，一年以后我就改口说三部长篇小说我都是最喜欢的。
现在我肯定说是《兄弟》，以后就不知道了。作家对自己作品的喜爱都是“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读者不要当真，况且在那些成为经典的作家作品中，作者自己最喜爱的作品往往不是读者最喜爱的。我今天之所以如此喜爱《兄弟》，是因为我发现了自己新的写作能力，叙述需要强度的时候，我可以给它们强度，叙述需要放开的时候，我可以肆无忌惮。作家的写作经历就是这样，从小心翼翼开始，然后有恃无恐地达到写作的高峰。
记者：你在博客中也说：“描述一个还在进行中的未完成的时代充满了风险。”但是你还是写了，为什么？
余华：我的意思不是指我叙述中的风险，是指读者对《兄弟》这部作品认同上的风险。《兄弟》上部所处的时代，“文革”的时代已经结束和完成。对已经完成的时代，大家的认识容易趋向一致；而《兄弟》下部的时代，从1980年代一直到今天，是一个未完成的还在继续的时代，身处这样一个每天都在更新的时代里，地理位置和经济位置的不同，人生道路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以及诸如此类的更多的不同，都会导致极端不同的观点和感受。
比如我曾经在网上读到有人对带吸管的小包子的怀疑，对1980年代中期是否有易拉罐的怀疑等等，让我意识到了中国地理的广阔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存在已久的事物，在某些经济落后地区可能尚未出现。举一个例子，1990年代中期，湖南一些外出打工的人过年回家时，给乡亲带的礼物是可口可乐，显然生活在穷乡僻壤的一些人还没有见过可口可乐，可是生活在沿海经济起飞地区的人，1980年代中期已经在喝这种进口饮料了。
记者：你说“《兄弟》之前的所有写作都是收回来叙述的，只有《兄弟》是放出去的，尤其是下部”。为什么《兄弟》是“放出去”的？
余华：我想这是我叙述的方式决定的，以前的作品都是寻找到一个角度去叙述的，这类叙述基本上是“回收”式的，《兄弟》是我第一次正面去写作两个极端的时代，正面叙述就会不由自主地变成了“开放”式。
这是我经历的两个时代让我这样写作，我第一次知道正面去写作会带来什么。当时代的某些特征不再是背景，而是现场的时候，叙述就会不由自主地开放了。写作上部的时候，我就努力让自己的叙述放肆，可是被叙述的时代过于压抑，让我的叙述总是喘不过气来。到了下部，进入了今天这个时代，我的叙述终于可以真正放肆。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放肆的时代里。
记者：因为出版原因，《兄弟》上下部出版的时间跨度是半年多，一些读者反映，读的时候有些不习惯、不舒服。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余华：我已经在自己的博客里回答了这样的问题，一位名叫安子的网友提出上部和下部之间的落差，我这样说：《兄弟》上部和下部的叙述差距，我想是来自于两个时代的差距。去年8月上部出版时，应责任编辑请求，我为封底写了一个后记，我说上部是“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下部是“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我用了“天壤之别”这个成语来区分这两个时代，是希望上部和下部的叙述所表达出来的也能天壤之别，我不敢说自己已经做到了，不过上下两部确实不一样。我要说的是，天壤之别的两个时代在叙述中表现出来时，如果没有差距的话，应该是作者的失败。
记者：作家陈村说你作为作者离作品和作品中人物太近了，所以失控，缺乏节制。你怎么看他的意见？
余华：我不认为自己在《兄弟》的写作里缺乏节制，我的几个朋友告诉我，他们20年前就读我的小说了，他们说《兄弟》里的语言和句式仍然是我一直以来的简洁。离作品中人物太近了会出现写作的“失控”，离作品中人物太远的，也同样会出现写作的“失控”。失控是一个作家最好的写作状态，《许三观卖血记》我就失控了，开始是写一个短篇小说，写着写着发现是一部长篇小说。
我的博客差点变成荒诞博物馆
记者：你说现在是你写“时代记忆”的最好时机，具体来说，你的“时代记忆”是什么？
余华：作家为什么都愿意去写过去时代的作品？一方面没有读者认同上的风险，另一方面作家可以在过去时代的题材里轻而易举地发现叙述的传奇性。当我写到《兄弟》下部时，我突然发现今天这个时代的传奇性比任何过去的时代都要丰富。当然这种传奇性充满了荒诞的色彩，这也是我对这个时代最强烈的感受，而且是总体的感受，不是那种点滴的感受。
《兄弟》出版以后，有位名叫沐风的网友在我的博客上贴上了这样一段话：余华老师在解释《兄弟》下半部“写得放肆”时说过：“比起我们现实的荒诞，《兄弟》里的荒诞实在算不了什么，我只是集中起来描写而已。”前几天看了中央电视台一则新闻，深有体会：重庆某镇因为农转非分房，为了多得些利益，几乎95％的家庭故意假离婚，并且再找其他人假结婚，弄得盖章的部门应接不暇，其中还发生这样几件事：1.一位老奶奶几个月内被晚辈背着领过3次结婚证；2.有男人假离婚后找理由搪塞，不愿再和前妻复婚；3.一位老爷爷假结婚后，号称对年轻的对方一见钟情，不肯离婚。
后来其他网友也纷纷将荒诞的现实贴到我的博客上，我请求他们不要再贴了，否则我的博客就会变成一个荒诞博物馆。我们在荒诞的现实里生活得太久了，我们开始麻木了。
记者：你很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代作家的“强度叙事”，在《兄弟》里也进行了尝试，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故事的重要性的？
余华：其实当我开始写第一篇小说的时候已经有故事了，后来从短篇小说写到中篇小说，都有故事，我写作之初就知道故事的重要，没有故事我根本无法写完一部小说。只是那时候没有多少人注意到我的故事讲叙能力，他们都去关注我当时的叙述表现形式了，也就是所谓的先锋派。
1990年代我开始写作长篇小说，要知道，一部长篇小说对故事的要求远远超过一部短篇小说，我想自己讲述故事的能力是在长篇小说里真正得到了发挥。然后很多人开始说，余华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作家，其实我以前就会讲故事，只是没人注意而已。
记者：据说在阅读上，你从20世纪现代派文学往前读，一直读到19世纪的古典传统文学。
余华：不是你说的那样，我最初阅读的就是19世纪的西方文学，《罪与罚》是我最早认真阅读的文学作品，那是1979年，我还在宁波进修牙医的时候，一位名叫张建南的眼科医生借给我。她下午的时候借给我，要求我第二天上午就要还给她，我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读得心惊肉跳，极为震撼，以后有两三年时间不敢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的作品太强烈了，当时19岁的我还有些难以承受。
接下去读了《高老头》、《红与黑》、《大卫·科波菲尔》，和大仲马、小仲马的作品，还有很多19世纪作家，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等，差不多著名的我都读到了。当然那时候也接触20世纪的文学作品了，由于翻译介绍的不是太多，我读到了川端康成等不多的作品。我开始大规模阅读20世纪小说时，已经在文化馆工作了，已经发表小说了，此后有10年左右的时间我都在读20世纪的文学作品，这和后来写下的那些所谓先锋小说有着紧密的关系。
1995年《许三观卖血记》出版以后，我写了几年的随笔，这几年我安静地重读了过去阅读过的文学作品，19世纪的和20世纪的，这对我是弥足珍贵的几年时间，因为我对这两个时代的文学有了和以往不同的感受。
记者：因为你对19世纪的古典文学的赞赏和肯定，甚至有人认为你在文学观念和创作上开始“退步”和走向“保守”，你怎么看这样的观察？
余华：总是有人热衷于猜测，当我赞扬某一位20世纪的作家时，就有人站出来说我在受到这个作家的影响。同样当我赞扬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有人就说《兄弟》是向他们学习的。事实上《兄弟》这部小说和狄更斯的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完全不一样，可是因为出版《兄弟》的时候，我说了一些赞扬他们的话，然后《兄弟》就被他们扯进了19世纪文学的继承者行列了。
在文学里观念上的“退步”和“保守”，这是一些年轻人的想法，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经这样认为，现在我不会这样去想了。喜欢20世纪的小说就是新观念？喜欢19世纪的小说就是旧观念？如果喜欢莎士比亚和蒙田，是不是应该进入考古学家的行列了？以此类推，现在20世纪也结束了，那么喜欢20世纪的小说也应该是“保守”了？事实上在文学里，根本不存在什么“保守”和“退步”，只要是伟大的文学作品，不管是什么时代的，什么叙述形式的，都会被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怀着赤诚之心去阅读。
记者：你的先锋派作家身份在《在细雨中呼喊》以后就结束了，开始走向历史和现实、社会，比如《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甚至包括你那个写江南小镇一家四代人生活命运的长篇小说，再到《兄弟》，你好像越来越喜欢宏大叙述了，你描写一个“世纪”的野心、“史诗”情结是从哪里来的？
余华：在我过去的作品中也有历史、现实和社会，比如《现实一种》等；从《活着》到《兄弟》的叙述里，也充满了内心的感受，只是明显的程度不一样而已。
一个作家的小说越写越大，我想是一种必然，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和生命的成熟，还有时代的变迁等等原因，作家把握叙述的能力也会不断加强，小说的结构也会随之扩大。
虽然19世纪的作家写下了很多巨无霸式的小说，20世纪的作家也有这样的巨著，其实这是很多作家内心深处涌动的愿望，就是一生的写作里，一定要有一部大的作品。
20年前我刚刚写下《十八岁出门远行》时，以为找到了自己一生的叙述方式。可是到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我的叙述方式完全变了，当时我以为自己还会用这样的方式写下几部小说。没有想到写出来的是《兄弟》，尤其是下部，熟悉我以前作品的读者一下子找不到我从前的叙述气息。
说实话，《兄弟》之后，我不知道下一部长篇小说是什么模样。我现在的写作原则是：当某一个题材让我充分激动起来，并且让我具有了持久写下去的欲望时，我首先要做的是尽快找到最适合这个题材的叙述方式，同时要努力忘掉自己过去写作中已经娴熟的叙述方式，因为它们会干扰我寻找最适合的叙述方式。我坚信不同的题材应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所以我的叙述风格总会出现变化。
(P11595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