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年初以来，著名学者余秋雨教授在香港凤凰卫视每天播出《秋雨时分》，向全球华语观众系统分析中华文化的长处和短处、历史和现状。现已播出的八十余期，是《秋雨时分》第一部分，重点解析广大民众对文化的一系列普遍误解。本文是对这部分内容的摘编之一：
知识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再也不应该重复“知识越多越反动”的低智化政治闹
剧。但是，这些年来很多人把文化素养全都误会成了知识积累，那就不得不从另一个方面提醒大家：再多的知识也堆垒不出人文精神，再大的学问也组合不成善和爱的境界。
我曾应麦林华监狱长之邀，到上海提篮桥监狱为数千名服刑人员举办讲座。讲座中有交流对话部分，我在现场一次次产生迷惑，因为对话者的丰富知识和缜密思考，一点儿也不低于我所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他们的人数如此之多，他们的罪行如此之重，使我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丰富的知识如果失去了正常的精神选择，将是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
这些现象使我想起莎士比亚剧本中福斯塔夫的一句话：“学问是一堆被魔鬼看守着的黄金。”我可以补充一句：因为这堆黄金比较珍贵，会让每一个想得到的人都着一点魔，再让其中一部分直接变成恶魔。
这是艺术语言，我们不妨来听一听理性判断。
17世纪的英国学者托马斯·富勒说：“知识使好人更好，使坏人更坏。”塞缪尔·约翰逊则说：“有知识而不正直是可怕的。”大学者罗素说：“科学是一种权力，而任何权力都可善可恶。”爱因斯坦说得更简洁：“刀子有用，但也能用来杀人。”因此，他们都呼吁对一切知识进行人文控制。
这些智者还告诉人们，知识即使不用来作恶，也不是越多越好。他们认为，大量的知识拥塞在一起，很容易造成“精神短路”。法国思想家卢梭则直言：“读书太多的人最有可能成为自以为是的无知者。”他们由此获得共识，认为智者对于知识应抱持以下三种态度：一、需要时懂得到哪里去找；二、对各种知识作出严格的评估、选择；三、明白任何知识都不等同于真理，而我们热爱的，只是真理。
在知识的问题上，中国自明清以后便习惯于把记忆放在首位，这就构成了中国文化“向后看”的保守倾向，在中下层知识界直至普通民众中影响尤其严重。直到今天，一个人如果满脑子都是年号、数字、目录，说得出哪场战争的日期，记得住哪个典故在哪卷书里，就广受尊敬，被誉为“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如果这个人碰巧又多背了几种外文，则更被视为一代大师，至于他的这些记忆性知识是否帮助他创建了学说、启发了民智、推进了文明，哪怕一丝一毫，则完全不问。
我想，形成对知识记忆的崇拜，有三个原因。一是明清时代的文人已经很难进行创造性思维，只能无聊地玩弄记忆游戏；二是古代文人查找图书典籍十分困难；三是科举考试中那些智力较低、只想用作弊方式来帮助记忆的考生们留下的一种心理定势。现在，电脑早已可以几万倍、几十万倍地超过那些记性最好的脑子进行贮存和检索，那种崇拜实在是太老旧了，却还在奇怪地流行。
任何社会转型，都是对原有知识的重新审视，都要以艰难的实验和考察来发现前人的错觉和误判，都要在常识之中找出可疑部分和未知部分。因此，死记硬背，因循守旧，极有可能成为错误的传导体。
这在文艺创作领域更需要注意。中国的评论家和观众已经习惯于用所谓的“历史知识”来审视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结果发现处处都有差错。其实，大量的“历史知识”往往是在“历史”幌子下的伪造和误传，而艺术虚构却因为触及到了人类心灵的共同逻辑，反而比“历史”更真实。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反复强调的诗比历史更真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可惜，即使在最自由的审美领域，那种记忆性知识也剥夺了中国观众的自由，这真是一个文化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