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文谈
林经济专栏
复旦大学打破高考惯例，首开面试招生先河，预录取300人，都是上海人，引起媒体一片欢呼。而就在四年前，青年作家韩寒拒绝复旦的特招，引起媒体的一片惊诧。不得不承
认，复旦的面试招生，是中国高考招生制度的第一次“吃螃蟹”，打破了刻板僵化、整齐划一的分数线型高考，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弹性选拔模式。从经济上考量，这一模式显然不具备推而广之的可行性——如果各大名校都采取这一模式，名校加考生所投入的面试成本，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在螃蟹当中，上海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为有名。第一个吃螃蟹的是勇士，接下来吃螃蟹的是食客，能够吃到阳澄湖大闸蟹的则非福即贵，最起码中产。复旦面试招生的300名幸运儿，便是吃到大闸蟹的三百名上海人。能够被复旦录取，他们当然有着资本，比如才华比如智商比如口头表达能力，而在这之上，最主要的在于，他们都是上海人，这足以使他们傲视高考的千军万马。
实际上，能够吃到大闸蟹的人，并不在乎大闸蟹，只有平头百姓，听到大闸蟹三个字才会咋咋呼呼。被复旦预录取的300名上海人，实际上不需要这场面试和这张录取通知书，他们参加高考，也一定可以考上复旦北大清华等等名校。有一个名词叫“马太效应”:“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
如果全国上下一盘棋地看，尽管高考制度面临着民众的责难，上大学依旧是诸多青年人的唯一选择。对于城市青年来说，上大学并不保证找到好工作，不上大学却可保证找不到好工作。对于农村青年来说，上大学并不保证命运能够改变，不上大学却可保证命运永不改变。高等教育在中国，并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承与创造，也不仅仅是高中教育的延续和就业之前的培训，而是承担着更加伟大的使命:为社会不同阶层之间——尤其是城乡之间的流动提供可能性。
然而，不同阶层间的流动是艰难的。较高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必然会先以各种名目满足本阶层的需求，然后才会考虑到其他阶层。复旦大学打破常规的面试招生，放在上海的层面考量，是一种高考改革的进步；走出上海考量，则是地方保护主义——如果再深究，城乡一条分数线的高考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制度不公”，对于国民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农村来说，城乡青年并不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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