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论语
童道明
王晓鹰的《雷雨》找到了一条回归曹禺的现实主义与人道主义的道路，而现在，李六乙又对《北京人》做了崭新的艺术解释。他们用自己新的舞台创造证明:曹禺之所以是最伟
大的中国话剧经典作家，是因为他的剧作能与时代一起前进。
从1949年到1976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支配着对于曹禺剧作的解读，《雷雨》里的周朴园就被戴上了“手上沾有工人鲜血的官僚资本家”的帽子。新时期来临，中国最有革新精神的戏剧导演开启了重新解释曹禺剧作的新阶段。也是从《雷雨》入手。我记得大概是1983或1984年，上海的胡伟民导演(上世纪80年代有“南胡北林”之称，南胡就是胡传民，北林就是林兆华)跟我说起他想排《雷雨》，他设计了这样一个开头，舞台上一片漆黑，然后出现一点火光，然后灯光起，观众看到周朴园在抽烟，在思索。可惜这个戏没有排成。
首先在舞台上重新解读《雷雨》的任务落到了当时还相当年轻的王晓鹰的身上。他在中国青艺的舞台上排了一个努力在周朴园身上寻找人的因素的《雷雨》。演出尾声处有一个让我记忆犹新的舞台调度:周朴园坐在舞台的后区，周冲从舞台前区走过，在走到与周朴园同一垂直线的时候，停下脚步，周朴园与周冲同时朝观众席凝望。导演用这个意味深长的静场的调度告诉我们:想当年周朴园也曾经是像周冲一样的充满青春活力的翩翩一少年呀！悲剧《雷雨》里也包含着周朴园的个人悲剧呀！
王晓鹰的《雷雨》找到了一条回归曹禺的现实主义与人道主义的道路。顺便说一句，王晓鹰的导演构思曾得到曹禺的充分肯定。1993年，曹禺对王晓鹰说:“谢谢你让我一个很旧很旧的剧获得了新的生命。”
现在，李六乙导演的《北京人》正在首都剧场上演。在所有的曹禺的剧作中，《北京人》公认是最难演的，可能也是最难作艺术的重新解释的。林兆华曾经作过一次尝试，但并不太成功，接力棒到了李六乙的手里。李六乙一年前想排契诃夫的戏，现在接手排《北京人》，这也顺理成章，因为《北京人》里有契诃夫戏剧的味道。六乙请我给演员讲课，重点讲契诃夫戏剧与《北京人》的关系。我自不量力，也讲了我对新的《北京人》的展望，我希望看到更多的抒情与美，能把重点放在新北京人的青春觉醒上。
我讲完之后开始互动交流，剧组里的蒋山、仇小光、高倩、王斑等在中央戏剧学院上学时就认得了，这次轮到我来向他们学习，他们发表的让我完全没有想到过的新鲜观点让我惊喜。他们说:曹禺太了不起了，《北京人》里的每一个人都和我们今天的人有关系。他们说:《北京人》里的每一个人都在追寻着什么，幻想着什么，期待着什么。他们认为这就是我们今天应该在《北京人》里挖掘的具有现代精神的内涵。李六乙那天说话反倒不多，但我知道这是他们的共识。我感受到了他们的凝集在一起催生新的《北京人》的青春活力。1957年北京人艺与北京广播剧团打擂台同时演出《北京人》，结果充满青春活力的广播剧团脱颖而出。半个世纪过去了，李六乙又对《北京人》做了崭新艺术解释让它别开生面。从王晓鹰到李六乙，一批有探索精神的中国导演在新的历史时期完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使命，用自己新的舞台创造证明:曹禺之所以是最伟大的中国话剧经典作家，是因为他的剧作能与时代一起前进。
童道明，戏剧评论家，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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