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泉
我拿着书回到单位，上楼，遇到同事大姐。她一看我手里的书，说：咦，《藏獒》，我儿子前些天也买了一本。这位同事大姐人很厚道，绝无占我便宜的意思。我相信她儿子确实买了本《藏獒》，但此“《藏獒》”非彼“《藏獒》”也。因为我手里拿的不是《藏獒》，而是《藏獒：在都市中嚎叫》。(为了与《藏獒》区别，我暂且把这本书简称为《嚎叫》
。)
《嚎叫》为BBS文本，有着网络“聊文化”的基本特征，比如非组织性、非计划性、极强的随意性和个人化，用正统的说法可以称为角度多变，内容丰富。用我的话说总在“跑题儿”。答非所问，信马游缰，节外生枝。《嚎叫》应该起源于对“一个作家及其作品“的思考和讨论，但是”所说的早已经脱离了最初的话题”。《嚎叫》本身就是一次“跑题儿”。但在“跑题儿”中，所有的关键词：杨志军、藏獒、知识分子、人文、诗歌、诗人、作家状态、荒原系列、《环湖崩溃》、流浪……又都无一例外的指向了一个更为宏大的主旨。这个主旨难以准确概括，只能分解为许多具体的内容：作家的状态，作家与城市的关系，城市的悲情人文，思想、文学和知识分子的使命，古典精神与现代精神的消失与重生，灵魂的拯救，还有文学理论与技巧等等。由这些抽象的内容，又构筑起了具象的姿态：执着与坚守。话题的游离、思想的坚守与精神的昂扬成为《嚎叫》的基本品质。《嚎叫》是一曲“无主题变奏”。在“无主题”的“主题”中，人们可以从中自由捕捉属于自己的主题。
要对《嚎叫》的这些品质做出清晰地阐释，不是这篇小文章所能完成的。而且我认为也没有这个必要。体味品质的最好办法不是听我说“评书”，而是去亲密接触。有人认为，“超级女声”现象的文化意味之一是反映了普通民众对民主操作的热情和向往。我以为，《嚎叫》的文化意味之一则是众多文学爱好者对文化特别是精英文化自由呐喊的实践和执着。这种实践和呐喊的文本来自于最能体现时代文化特征的网络，成为对其最生动贴切的诠释。从这个意义上说，《嚎叫》不仅是对《藏獒》及杨志军的感性回应，也是对《藏獒》及杨志军的文化意义在文化内部的继承和垦掘。杨志军的《藏獒》更多是作为精神层面的象征出现，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包括杨志军本人)，其文学层面与文化层面的意义又在哪里？《嚎叫》正是对此在文化领域的拓展、思考和回答。
《嚎叫》诞生于网络，是好事，也不尽是好事。《嚎叫》“网络文学”和纯文学的“混血”很容易使它陷入尴尬的境地。对网络一族来说，《嚎叫》过于沉重和理性，全然不像这个窝里生出来的。我相信就我前面说的那些“人文”“精神”“使命”之类的话，就足以吓跑一大批网络族，何况是原书。对纯文学一族来说，又多会受“网络文学”先入为主的影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如我。在我心目中，思想、严肃、深刻、忧虑、沉重等等，这些品质都与“网络文化”或“网络文学”无关。如果不是仔细翻过这本书，我仍会把它当成“痞子文学”。其实呢，说句不怕让人笑话坐井观天、浅薄无知的话，“网络文化”里如果有称得上“文学”或“文化”的东西，就是书里的这些。我有担心，还不会担心到认为《嚎叫》无生存能力，也不会为纯文学的前途忧天，毕竟，大漠、撒哈拉之心、上海寂寞哲人、三色云、萧树们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嚎叫》从网络走进书店是需要勇气的。
(《藏獒：在都市中嚎叫》臧杰、薛原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