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婴：一个人的翻译，一个人的遭遇
●他为翻译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的作品倾注了数十年的心血。
●他曾两次处于生死边缘，一次胃出血，一次脊梁骨被压断。
●他曾获“高尔基文学奖”。
大家访谈【文化老人系列】
上海初春的清晨有点冷，穿过岳阳路那座洋房的宽阔院子，可以看见草地上的薄冰。登上洋房的二楼，木地板上清脆的脚步声通知了主人，书房门开，迎面一股暖气。房里四周都是书架，草婴先生递来热茶，暖和身子后，宾主坐在沙发上自在地谈话，更确切一点说，是听草婴先生讲故事。我猜想，其中一些故事曾经过朗读的练习，才讲得如此流畅。当年草婴翻译《一个人的遭遇》，曾请一位电影艺术家朗读译稿，听到与口语节奏不顺之处便作修改。中学草婴是班长，他的同学任溶溶说他开会发言总是条理清晰，有当领导的天赋。任溶溶也为翻译家，翻译了安徒生童话全集。
现在，草婴每天在家看书看报，偶尔写点短文章。谈起翻译习惯，他笑道：“我用手翻译的，到现在还不会用电脑。”我提到杨宪益翻译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他说：“杨宪益风格很高。”谈到翻译界欣赏的同行，草婴饱含深情。在草婴给翻译家高莽的一封信中，他谈到知识分子的良知，那并非他一时的随想，而是长期思考的结果：良知是心，是脑，是眼，是脊梁骨，是胆。“心”是良心，做人做事都要凭良心，要是没有良心，什么卑鄙无耻的事都可以做。“脑”是头脑，不论什么事，什么问题，都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分析、判断，也就是遇事都要独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眼”是经常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社会，观察人民的生活，不能只听媒体的介绍，也就是要随时分清是非，尤其是大是大非。“脊梁骨”是人活在世上总要挺直脊梁，不能见到权贵，受到压迫，就弯腰曲背，遇到大风就随风摇摆。“胆”是勇气，人如果没有胆量，往往什么话也不敢说，什么事也不敢做。
在翻译工作中，草婴钟情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的作品，因为两人都富有人道主义精神。而在生活里，草婴坦言，自己受父亲和姜椿芳的影响很大。“我父亲是医生，从小给我们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对病人家庭都很关心，很爱护。我从小就感觉到中国大多数老百姓都生活在贫穷困苦之中，那时有一个想法：想改变贫穷农民的生活，立志想到大学学农科。后来真的学了农科，在上海南通农学院学习，没学多久因为生病休学在家。从此就没再念下去，后来就做翻译了。”当问到他父亲当年有没有想让他子承父业当医生时，他笑道：“父亲很希望我或者学医科，或者学工科，用工业或农业来救国。但是我后来没有照他的话走下去。”
草婴告诉我们，他的儿子盛元良现在美国当工程师，女儿盛姗姗则在美国画画，如今已是知名的画家。边说边取出一本盛姗姗的画册，扉页“生命的色彩”由张五常题字。
“姜椿芳是我一生的楷模”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华，同年12月，14岁的草婴随家避难上海。在上海，草婴大量阅读进步书刊，阅读刚出版的《鲁迅全集》，开始对俄罗斯文学发生浓厚兴趣。在随一位俄侨教师学俄语后，草婴认识了姜椿芳，得到极大帮助，自称“姜椿芳是我一生的楷模。”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草婴开始为《时代》、《苏联文艺》等刊物译稿。
南方都市报：你在中学时代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兴趣去学俄文？
草婴：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以后，我看到中国处在很危急的关头，另外看到国民党非常腐败，整个中国好像看不到希望。当年苏联在中国已经有一定的影响，鲁迅先生都写过文章介绍苏联的。因此我很关心苏联究竟怎么产生的，这个社会究竟怎么样，要了解这个社会，就要直接看俄文的书报。
南方都市报：当时你们学校的同学对苏联是怎么看的？
草婴：苏联当时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不一定是我们要走苏联的那种道路，但是进步的一面对我们影响很大。我在学校里6年都是班长，我一方面自己大量阅读进步的书刊，同时带了好多书刊到学校借给同学阅读。他们看了之后都觉得影响很大，任溶溶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说是受我的影响走上爱国进步的道路。另外我们同班一个同学金培林参加了新四军，后来日本鬼子扫荡的时候，他牺牲了，牺牲时才20岁。
南方都市报：当时你学俄文的困难大不大？
草婴：当时的中学还不像现在功课这么紧，我们还是有时间一方面念中学，一方面课余自己学俄文。我们中学是英国人办的，英文基本上是英国老师教的。俄文我是在课外学的，1938年3月1日开始，当时基本上没有正规的学校来学俄文，我只好请俄国人教，他们也没有固定的收入，因此靠学费，外国人当时在上海总要比中国人开支大一点，一个钟头一个银元。我父亲每个月给我五块钱，我就拿出四块钱来付学费。后来就认识了姜椿芳，他是地下党的领导人。
南方都市报：姜椿芳对你的影响很大？
草婴：他对我的影响、帮助都很大。1939年我认识他的时候，我16岁，他27岁，他已经在东北地下工作了几年。东北的抗日联军司令杨靖宇将军当年在东北开展地下工作，一度就住在他的家里，后来在日本统治底下，他家里呆不下去了，杨靖宇就离开他家。姜椿芳1938年从哈尔滨调到上海工作，领导地下党的活动。当时他通过地下党的关系，知道我这个中学生学俄文很用功，他就约了一个时间，请我到地下党的一个同志家里见面了。他问我俄文学得怎么样？我说很困难，因为当年没有一本俄汉字典，没有一本俄文文法书，这个俄国老师是个家庭妇女，也不会教书。他考虑了一下，说，我们过两三个礼拜见面一次，你有什么问题，我能帮的就帮你解决。我一面继续跟俄国人学俄文，一面得到姜椿芳的细心帮助，得益不少。
南方都市报：他自己俄文好不好？
草婴：很好。他原来在哈尔滨的时候已经学过俄文，从事俄文的翻译工作。这样一直到1941年苏德战争发生，当年的上海地下党跟苏联塔斯社领导秘密商量，在上海办一份中文杂志，报道苏德战争真实的情况，1941年8月20日，创办了中文的《时代》周刊。姜椿芳就要我为《时代》周刊翻译一部分稿件，那年我18岁。第二年又办了一本《苏联文艺》月刊。姜椿芳也要我为《苏联文艺》翻译稿件，记得我第一篇翻译的小说是普拉多诺夫的短篇小说《老人》，内容写苏德战争中普通的百姓如何抗击德国鬼子，那年我19岁。
南方都市报：你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塔斯社搞翻译，在那里俄文进步很快？
草婴：我1941年开始课余翻译，从1941年到1945年苏德战争中，我是课余翻译。到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身亡，5月9日，德国正式投降。这以后我就到上海塔斯社成为专业的翻译工作者，一直到解放。在塔斯社这几年，我一方面搞翻译工作，另一方面对提高自己的俄文水平有很大的帮助。解放后，有很多苏联的朋友到中国来，就问我：“你是莫斯科学的俄文还是列宁格勒学的？”俄罗斯最大的大学不是列宁格勒就是莫斯科，我说：“我没有去过俄罗斯，我是在上海的俄罗斯大学学的。”跟他们开玩笑。(大笑)他们不相信，在上海怎么能学到这么好的俄文？
“肖洛霍夫在中国的代理人和吹鼓手”
1950年代，草婴作为专业会员参加上海作家协会，从事文学翻译，主要是肖洛霍夫的小说《新垦地》第一部和第二部、《顿河故事》、《一个人的遭遇》，还译过尼古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文革”开始，肖洛霍夫被污蔑为苏修文艺鼻祖，草婴因翻译其作品，被斥为肖洛霍夫在中国的代理人和吹鼓手。
南方都市报：在50年代初，你的翻译工作是怎么样的？
草婴：解放后，姜椿芳到北京负责中央编译局的工作，本来要我也到北京去参加他的工作，翻译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我也愿意去，因为是他领导的，1952年去了，去了之后身体不争气，又吐血了。姜椿芳劝我把身体养好，否则没有办法工作，我就很狼狈地回到上海来，一方面养病，一方面翻译。1954年，上海作家协会成立，我参加筹备工作，以巴金为首，有100多个会员。其中专业会员总共不到十个人，专职搞翻译的傅雷、满涛和我。我们几个人不用上班，也没有工资，就靠翻译稿费生活。我们学习、运动都在作家协会。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你翻译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草婴：1955年，我翻译了《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这部小说跟斯大林的去世有关。斯大林是1953年3月5日去世，他在的时候是很严格控制文艺界各方面的活动，有些作家写了之后没有办法出版。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作家爱伦堡写了小说《解冻》，把当时苏联比较宽松的环境说是“解冻”，从这篇小说开始，苏联文学就叫“解冻文学”。其他苏联作家也写了类似的作品，其中就有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这部小说主要内容是关心群众疾苦，反对官僚主义。这篇小说发表后我很快就翻译出来，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刊登了。当年胡耀邦同志当团中央总书记，他看到这部作品，很重视，号召全国青年学习书中主人公娜斯嘉的精神。《中国青年》杂志转载了两期，当时的《中国青年》杂志每期印数300万册，还出了单行本。
南方都市报：在翻译工作中，你同在上海的傅雷、满涛两位先生交往多吗？
草婴：我因为和姜椿芳经常联系，姜椿芳当时跟傅雷也有交往。傅雷法文很好，解放前也是进步的，当时姜椿芳要我到傅雷家里取稿件，傅雷听法国通讯社的短波广播，很快地记录下来，然后翻译成中文，通过我再通过姜椿芳交给地下党。1957年“反右”的时候，要给傅雷戴帽子，要我写文章批判他，我一个字也不写，我认为傅雷不是一个对国家没有好处的人，绝不是我们的敌人。我做人有一个原则：人活着，不能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
1955年反胡风集团，《人民日报》发表了几篇胡风的材料，其中有一封满涛写给胡风的信，大意是说：现在我们一切事情都应该按组织原则办事。《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说：请同志们看，胡风反革命集团也有他们的组织原则。这样满涛成了批斗的对象。我当时也比较了解满涛从事的翻译工作，知道满涛是个老实人，爱好做学问，人不坏的，书生气比较厉害，不可能是反革命分子。上海有关的报刊要我写文章揭发批判满涛，我一个字也没写。
南方都市报：在那个年代，你翻译了很多肖洛霍夫的作品，为什么那么看重他的作品？
草婴：50年代苏联作家作品很多，我最重视的作家就是肖洛霍夫。肖洛霍夫的作品思想性比较强，他主要是信奉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写作上是现实主义的，而且非常成功。他也是当年苏联影响最大的作家，作品在苏联和中国都有争议。肖洛霍夫是继承托尔斯泰最成功的作家，很多写作技巧都是向托尔斯泰学习。这可以联想到我后来为什么一定要翻译托尔斯泰。
一个人的遭遇
1966年，草婴受到冲击，主要是因为草婴翻译肖洛霍夫，江青点了名，说肖洛霍夫是苏修文艺鼻祖，草婴就成了“肖洛霍夫在中国的代理人”，进一步就成为苏修特务。草婴是“文革”最早批斗的对象，后来就隔离、劳动、受伤，此后十年来草婴曾两次处于生死边缘。
南方都市报：你有两次处于生死边缘，第一次是1969年胃出血。
草婴：我本来就有胃病、十二指肠溃疡，在农场割稻子，身体实在很虚弱，结果大出血。所谓大出血，是上面吐血，下面便血，五天五夜滴水不进。在医院里抢救，如果抢救不及时，我这条命1969年就没了。
南方都市报：第二次是1975年扛水泥包，脊梁骨压断了。
草婴：这一次最惨了。当时我们属于半靠边状态，劳动还是要劳动，“知识分子臭老九”这顶帽子在头上压着的，当时要你劳动就劳动，要批斗你就批斗你。1975年1月28日，我们在上海出版系统的建筑工地上，水泥包运到工地，要我们这些臭老九去背水泥，其他一些同志身体都比我好，我重的劳动没干过。那天，天已经昏暗了，卡车到了叫我们去扛，我站在卡车边等车上的人把水泥包放到我背上。我背了几包后，上面两个人也是没有经验，我还没有站稳，他们一包水泥就下来，正好打在我的背上，我当时听到“咯嗒”一声，脊梁骨断了，人就昏过去了。对面就是瑞金医院，X光一检查，说我第十二节胸椎骨折。这地方骨折挺麻烦，不能上绑架，不能上石膏，唯一的办法就是躺在木板上一动不能动，自然愈合。我家里人要求住院，医院不收牛鬼蛇神，就到家里临时搁了一块木板，我就仰天躺着，保持一个姿势，不能动一动。躺了近半年，本来医生说，可以动一动，但稍为动一动，就感到天翻地覆。后来慢慢练习，大概过了一年，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从家里大门走出去，是1976年1月8日。
南方都市报：你把时间都记得这么清楚。
草婴：我时间观念比较强，为什么记得特别清楚，因为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去世的那一天。第一次上街，听到这个消息，打击很大。我自己慢慢锻炼身体，过了几个月，有了姜椿芳的消息。“文革”时他被关到北京秦城监狱里，关了6年零8个月，到1975年下半年才放出来。说他是苏修特务，我们这些人，原来搞俄文的，“文革”中都打成苏修特务。出来以后，他身体非常虚弱，后来到了青岛，他儿子在青岛工作。他写信给我，问上海有没有地方让他休养。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怎么有条件呢？也不可以租房子。我写信告诉他，你来好了，就到我们家里挤一挤吧。他就从青岛写了一封信给我，说他在1976年9月9日下午五点钟，坐船从青岛到上海，要我到码头去接他。那天早晨，工宣队宣布：今天有重大消息发布，任何人不得请假，不得离开单位。我紧张了，下午姜椿芳要到了，工宣队又禁止任何人离开，我不去他肯定找不到我的住处。后来我灵机一动，悄悄地溜，没有跟任何人说一句，也不让任何人注意。坐公共汽车去虹口轮船码头，在半路上，四点钟全国广播：伟大领袖去世！喔，原来这么回事。到了虹口码头，我站在那边等，轮船准时到达，我看见姜椿芳在他夫人和两个女儿的陪同下，从船上走下来，看到他十分虚弱，人也苍老了很多。我心里很难受。我们见面，姜椿芳一声不响，由我陪他去坐公共汽车，他性格的特点是，说话很少，说话很慢，走了几步，他只悄悄说了一句：“看样子要天下大乱了。”
我陪他到我家里，他好不容易到上海来，我们稍微准备了一些酒菜欢迎他。后来一想，这不得了，如果被邻居、居委会看见了：“你们怎么在大吃大喝庆祝啊？伟大领袖去世你们高兴吗？”那还得了！那不成了现行反革命吗？连忙把窗帘一拉，悄悄地吃了一顿饭。长期做地下工作，姜椿芳有一个特点，说话非常谨慎小心，他到我家后，首先不谈大的事情。我尽量想了解他在监狱里的生活情况，他就告诉我，他很担心在监狱里会丧失说话的能力，他就用各种办法来锻炼自己：数数目字，从一二三四一直数到一万，数英文字母数俄文字母等等，让嘴巴做运动，不会丧失说话的能力。他在我家住着，也不出去，也不通知其他的朋友。“四人帮”是10月6日被抓起来，外面公布是10月11日，我10月9日就知道消息了，北京来的朋友告诉我了，我告诉了姜椿芳，大家很兴奋。
从那以后，姜椿芳就跟我说了一些其它内容的话了。他说他在监狱里就考虑一个问题：中国怎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全民文化水平太低，容易被人愚弄。因此他就考虑怎么提高中国的全民文化水平，他认为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搞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他立志在出监狱之后做这事。第二件事情，为什么中国长时期以来受到愚民思想的影响，主要是闭关锁国，老百姓不了解世界，因此要大力培养翻译人才，使中国人更多地了解国外的情况。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老朋友，得到他们的支持。他前后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回到北京，他又和有关方面积极商量，开展工作，到1980年出版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第一卷“天文卷”，接着出“外国文学卷”。后来中央正式发聘书，聘请他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总编辑。这个工作，他从1978年开始，到1987年去世。在他去世前的时候，他已经看了四十几卷大百科全书的校样，当时他青光眼已经很严重了，又是高度近视，只能用放大镜在灯光底下看校样。
“全世界只有草婴把托尔斯泰的小说翻译完”
“文革”结束后，草婴集中精力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花了二十年时间把四百万字的托尔斯泰全部小说翻译成中文。他自述：“在阅读和翻译文艺作品中，我认识到托尔斯泰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的一生就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他的作品用感人至深的艺术手法培养人的博爱精神，反对形形色色的邪恶势力和思想。”由于草婴翻译俄罗斯文学的成就，1987年在莫斯科国际翻译会议上获“高尔基文学奖”。
南方都市报：你翻译托尔斯泰小说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
草婴：“文革”结束以后，我的身体好一点，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领导来找我谈话，要办上海译文出版社，组织上考虑让我去当总编辑。我当时觉得很突然，说我考虑考虑，过几天就回复他们说，我一辈子就做翻译工作，其它的行政领导工作基本上没有经验，是不是还是能够让我继续做翻译工作，而不去参加行政领导工作。其实我内心是想把托尔斯泰全部小说翻译出来，市里面也就不勉强我了。“文革”前我翻译过托尔斯泰的中短篇小说，从1978年开始，我就下决心要把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翻译出来，总共400百多万字，这个工作中国以前没有人这么做。当时苏联也很重视我做的这件事情，他们研究中国的专家说了一句话：“全世界只有草婴一个人把托尔斯泰的小说翻译完。”
南方都市报：何以如此着迷地要把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翻译出来？
草婴：19世纪的俄罗斯作家善于描写人的心理活动。有人分析，一些作家的心理描写像照片一样，而托尔斯泰描写人的心理就像电影一样，连续不断的。举一个例子来说，安娜和丈夫分开之后，想念儿子，带了玩具去看望儿子，正当儿子醒来跟妈妈亲热的时候，突然听到老头子卡列宁回来了，她很紧张，匆忙从儿子的房间出来，出来时却把玩具带走了。这一段时间的内心活动都写出来了。另外一个例子，安娜坐马车去自杀前，看到两边的景象，一路上都在不断地回忆，这种内心活动也只有托尔斯泰能够写得这么细，这么活，让我们像在看电影一样，非常生动，非常真实，非常感人。这是托尔斯泰艺术的高峰。这也是我翻译托尔斯泰的原因。
南方都市报：高莽写到你们在黄山夜谈时，你说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要看上十遍二十遍。
草婴：我翻译托尔斯泰前后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要看好多遍，因为文学翻译不同于其它的翻译。文学翻译是艺术再创造的过程，其它的外交翻译、时事翻译、科技翻译是技术性的翻译，将来都可以计算机来做，但是文学翻译一万年后，还要用人来做。一万年后还不能请机器人来写小说。艺术与技术主要区别在这里，技术是没有感情、没有思想灵魂的，艺术有思想、有灵魂、有感情。这就是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之间的区别。因此从事文学翻译也要创造形象思维，就是头脑里有一个个人物的形象，好的文学作品都能使读者产生很鲜明的形象。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人物有550多个，这部作品看一遍两遍三遍，一个一个的人物就在你头脑里出现了，这就是形象思维。文学翻译家要把原作者所创造的形象，通过翻译介绍给读者，他介绍得好，就是成功了，他介绍得不好，就是失败了。
南方都市报：托尔斯泰的作品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部？
草婴：他的三部长篇都是杰作，我个人最喜欢《安娜·卡列尼娜》，把一个处于历史转变阶段的妇女痛苦的矛盾的内心非常生动地表现出来，同时对主人公倾注了大量的爱心。所谓人道主义，就是要培养人对人的感情，人对其他人有爱心，在中国，特别需要培养这方面的感情。中国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阴影到现在都摆脱不了？人道主义是很重要的。托尔斯泰的一生都在探索一条道路，思考如何解救大量苦难的人。
南方都市报：你在1985年、1987年两度应邀去过苏联，1985年那次去过托尔斯泰的故居，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的？
草婴：1985年去是中苏友好代表团，去了两个星期。这次我去过托尔斯泰的故居，他的庄园非常大，380公顷，合5700亩土地，有住宅，有小河，有草地，环境非常优美。这是他的外祖父传给他的遗产。他的外祖父对文学艺术也有很高的鉴赏能力，每天早晨在庄园里散步，他爱好音乐，就在庄园里搞了一块地方，都是一个个矮树桩，这就是农奴演出的地方。每天早晨农奴在演出音乐，他的外祖父就在旁边一边散步一边听音乐。我在他的客厅看到两架大的三角钢琴。文学家对音乐艺术都要有很好的修养。
南方都市报：1987年，你获得“高尔基文学奖”，那次所见所闻又有什么变化呢？
草婴：1987年去了莫斯科。苏联在变化中，我跟其他的翻译用俄语交谈，一个日本的女翻译家去过好多次苏联，我问她：“你这次来，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她说：“很大的不同，以前来，苏联满街都是斯大林的像、标语口号，现在没有了。”我个人的感觉是，我们在莫斯科苏联作家协会开会，协会前面有一块大的草地，草地上有一棵很大的古树。我们看见几个老太太整天坐在树底下，什么道理呢？后来一了解，原来当时的莫斯科市政府要把这块地盖新房子，要把这棵树砍掉，当地居民不答应，就请老太太们轮流去看守。(大笑)这说明什么呢？以前苏联老百姓根本没有权力的，到1987年，老百姓有自己的发言权了。(大笑)另外一事给我印象比较深的，莫斯科有一个很大的美术馆叫特烈基雅美术馆，那是世界上闻名的美术馆，我提出想去参观一下，他们说，现在不能去，这个美术馆老的房子不够大，建了一个新馆，老馆已经关闭了。新馆盖好了，请一些专家到里面去验收，验收的结果是温度、湿度、光线的设备不合格，要大大地返工加工。这里面反映什么问题呢？说明那时候苏联已经开始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尊重专家的意见了。
草婴小传
草婴，1923年生，浙江镇海人，原名盛峻峰。翻译家，1950年代主要翻译肖洛霍夫作品，包括《顿河故事》、《新垦地》、《一个人的遭遇》，尼古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从1960年起，用数十年的心血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1987年，在莫斯科国际翻译会议上获得“高尔基文学奖”。
B12－B13版采写：本报记者李怀宇
B12－B13版摄影：彭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