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华
(本报书评人)
自从读了《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之后，笔者就开始留心搜罗汪荣祖先生的著作，新近读到的是他的《史学九章》，略有所得，特为录之。
《史学九章》之作，亦可谓有感于时也。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后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大行其道，颠覆“诸神”的滔天巨浪也在猛烈冲击着奠基于19世纪的近现代史学传统，竟尔至于有“亡史”之虞。如后现代主义宣称，史书与小说没有什么分别，历史真相不可能还原，历史知识不可能客观，历史只能反映当代的观点和利益；后殖民主义则认为，史家写史不在记录往事，而在制造往事，“过去乃是今日的小说”。当此之际，始终抱持“求真乃为史学根本”信念的汪荣祖旧作新写，表彰史学的精神传统、辩驳“后学”的是非得失，以资坚守史学的本质与内涵——“历史乃相干的人事在时间与空间之中的变迁，而此变迁之人事，古往今来，务得其真”，或谓“史家手艺须重视过去的时间、空间、变化以及叙事的技巧，并以求真为职志”(本书“余论:重申历史学本质”)。
题为“九章”，似并无深意，只因本书的主体部分由九篇文章构成而已。而“九章”之设，则“意在从九个不同的角度来观测史学的内涵与本质”。首篇介绍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乃“因其宏观叙事的精彩，足见叙事乃史学的根本，必不可废”；次篇回顾近代史学之父兰克的史学，志在表彰其首开档案研究之风，他所定下的基本原则(诸如掌握档案资料，严格文献考订，精确叙事)激发了史学客观求真的热情；此外不能不提20世纪最负盛名的史家汤因比及其名著《历史研究》，也不能忽略法国的安娜学派及其中坚人物布罗代尔。讲完西方史学“四大家”，作者转而阐发中国史学传统的传承和丕变，并重点介绍了章太炎、钱穆、钱钟书的史学思想，而旨趣乃在发掘中国史学传统的现代因子，以为辨清中国史学现代化的精神轨迹。
阅读此书，印象较深的计有三处。这三处或不尽关全书主旨，此固为笔者孤陋寡闻因而未免大惊小怪，但似也可借用结构主义的观点自我解嘲:文本脱离了作者之后就有了独立的生命，读者自可以自己的“潜理解”解而读之。
本书第六章名为“论中央史与地方史的重新整合”，这个标题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所谓中央史观，乃指中央通筹史学，且以特定的中央史观(比如唯物史观、自由史观)来涵盖历史。意即无论史书的编写或史事的解释，均主要出自中央，并为中央政权服务。就中国而言，这种史观不惟贯穿传统史撰，也支配着民国史撰，不同之处只是民族主义取代了春秋大义，党权取代了君权，而官修意识、正统论以及强干弱枝观念未有变化。其实，中国的多样性从地理到人文不胜枚举，而在大一统的中央史观之下却隐约不彰，丰富的历史内容就被忽略了，这实在是国史的重大损失。正因为此，地方史的撰述就显得很有必要。不过，地方史的价值并不限于对中央史的拾遗补阕。事实上，“地方资料、色彩、观点很可能对国史里的重要事件提出不同的看法与解释，并挑战或修正以党见或任何意识形态为主的中央史观”。
对于章太炎，一般都认为他是中国传统学问的殿军，其实章氏更是现代学问的先锋。仅就章氏与中国现代史学的关系来说，其虽未用“新史学”之词，而其思想内涵却有“新史学”之实。章氏曾有志于写一部中国通史。在他看来，旧时代的断代史为“难发新理”，惟有通史才能运用现代的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等新学问，完成一部上下千古的史书。一部好的通史尤须注意两个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这后一点很容易让人想到他的“革命排满”。不过，汪荣祖认为，章氏的民族主义乃扎根于反对外国侵略势力，而其排满则是因为八国联军的入侵证明满清政府不足以抵挡帝国主义。其实章氏已经接受了现代民族观念，自非传统的华夷之辨所能比拟。饶有趣味的是，章氏以一部两万字的《清国开国记》揭了开国前的清室老底，而本书是一本最原始的档案资料，著者的实证风范当不逊于后来的清史大家孟森与郑天挺。
钱钟书先生被目为学贯中西的巨擘，但多被归入文学家行列。在汪氏的笔下，钱氏的史学思想却与现代史学观念颇多契合之处。而最值一提的是，钱氏指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开篇即标举的“六经皆史也”并非新说，远在章氏之前的王阳明已有“五经皆史”的议论。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亦不像余英时等人所说大有非圣祛魅之意，并且整部《文史通义》或系袭导前人旧说或系雷同时人意见，地位并未有近人标榜的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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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九章》，汪荣祖著，三联书店2006年3月版，23.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