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吧主说
□徐来
“孔子不如章子怡”，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此论一出即遭到来自各方的批评。网络评论者、孔子后人、孔子研究者与文化专家纷纷操起道德的大棒，追着张教授一顿好打。
甚至有评论者以“关公战秦琼”讥诮张颐武。不过他们似乎并不很关心张颐武何以抛出这一论断，而是将焦点对准章子怡。在他们看来，孔子本来就是不可逾越的，何况现在的逾越者竟是章子怡这样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
孔子真的是不可逾越的吗？中国1919年前的历史，是一个逐渐将孔子扶上马的历史。从“褒成宣尼公”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被不断神化，而此前诸如师苌弘、师襄、老聃甚至项橐的故事，被逐渐淡忘。以最后一位为例，按照传世的诸本《孔子项橐相问书》，孔子与这位“天才儿童”的“智斗”，事实上不过是些“脑筋急转弯”或者相声《蛤蟆鼓》式的抬杠。一个六七岁的娃娃尚且有“孔子不如”之处，何况章子怡。
在这场群殴中，语境被忽略了。某周刊做了一个《如何“贩卖”中国文化》的专题，在一篇辞不达意的访谈中，张颐武关注的并不是孔子所代表的文化与章子怡所代表的文化孰高孰下，而是在谈论文化产业，特别是文化输出的问题。
的确，章子怡和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化”几乎没有关联。有时她甚至被当成“最没有文化”的典范而受到鞭挞。但这并不妨碍她成为一个易于接受的文化载体。从《卧虎藏龙》获得巨大成功以来，章子怡就成为了沟通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桥梁。通过她的言行，西方人认识到一个与马褂、马步完全无关的现代中国。在这个现代中国的图景中，对孔子的臆想被降到最低，中国文化成为一种现实，而不是猎奇的对象。
这个桥梁的角色，显然是孔子无法扮演的。尽管他始终被当作是中国文化的旗帜，占据着中国文化实质的主体地位，但却因为文化的隔阂，始终无法成为被直接输出的产品。他是一个优秀的内容制造者，但却无法也不应该跨越部门的分割，充当销售员的角色。这也就是为什么，如今每年投资六七千万元人民币建设“孔子学院”，大力推广海外汉语教育，却无法摆脱“商务中文培训班”的命运。
“要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章子怡，中国文化才会有未来。”这显然是个正确的论断。在我们的传统文化输出活动中，一直只关注内容，但在开拓文化输出渠道方面却几乎没有任何进展。而这正是当前传统文化输出活动的症结所在。从这个角度看，“孔子不如章子怡”也就可以理解了。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张颐武在接受采访时，将章子怡与姚明共同列出，作为当代中国文化载体的标志，但他的言论最终被归结为“孔子不如章子怡”，受到批评与辱骂。章子怡也又一次被拉出来“陪斗“，却很少有批评者将矛头指向姚明。性，在这里成为提供辱骂范本的重要依据。
很显然，对相当部分中国人来说，章子怡与姚明构成了一对相反的文化范本。姚明高大强壮，足以与国外职业运动员进行身体抗衡。中国男性由于生理差距产生的压抑，在他那里得到了补偿。
奇怪的是，同样令外国人对中国刮目相看的章子怡，却始终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她柔软妩媚，并不断受到来自“异种”的赞誉。因为在出席社交活动时的性感装束，她被描绘成“骚货”，而与成龙父子相继传出的绯闻，则又赋予她“祸水”的头衔。充当成人杂志的封面女郎更有探及中国传统性道德底线的含义。最令某些人无法忍受的是，由于在《艺伎回忆录》中的表演，她被描绘成一个向“民族敌人”出售肉体的人物。
如果这些对中国传统性文化底线的试探活动，仅是针对国人的，显然不会使中国内地的适龄青年中普遍蔓延对她的厌恶情绪。问题的核心在于，“非我族类”的赞赏，使人觉得章子怡是在向洋人卖弄风情。一种由“吉卜赛女郎”、“花花联合公司”、“慰安妇”构成的屈辱记忆因此被唤醒。由于电影明星卖弄风情引发的争论，因此也就有了某种洗家国耻，雪民族恨的意义。
性的压力在披上了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光彩外衣以后，显得如此大义凛然，并通过媒介与言论的推动，向中国社会各阶层渗透。“逢章必反”也就成了必然的结果。
一场义正词严的“孔子保卫战”，终于露出了那条荷尔蒙过剩的尾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