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经济专栏
门外文谈
日前，《南都周刊·生活》刊发了《思想界炮轰文学界》的报道，指称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脱离现实、缺乏思想与良知。在文学的层面，这一报道应该具有一定的轰动效应，可
以引发一系列的争论和思考。然而，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层面，这一报道注定如入空山，不闻鸟语。“三脚踢不出一个屁”，原因何在？
中国的当代文学，表面上繁荣昌盛，这可以从文学从业人员的队伍之茁壮和文学作品生产数量之庞大获得证明。然而，在繁荣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根本的问题：中国的当代文学，缺少与中国当代社会相衬托的作品。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是无效的，没有意义的。
文学从来不仅仅是文学，而是社会的文学。文学性仅仅是文学的一个底线，是文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的特点。文学根植于社会的变迁与丰富之中，吸取养分与原材料，通过文学手法的加工，而展现社会的变迁与丰富。社会是母，文学是子。然而，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却是一部弑母的过程。文学不断高扬自己的文学性，而不屑、抛弃自身从属于社会的一面。中国近百年社会的变迁，波澜壮阔，苦难深沉，由于文学从业人员的逃避，没有诞生可以与之匹配的文学，其最终结果，便是中国的当代文学，只是“文字学”，只具备文字学分析的价值，不具备文学价值。
造成这一局面，文学从业人员难辞其咎——这里之所以使用“文学从业人员”，在于一个谨慎的疑问：这群文学从业人员，严格地说，是否可以称之为作家？
毫无疑问，相较于文学从业人员的中性，作家是一个意义丰富的词汇。在20世纪，它属于“知识分子群体”的一部分，既指称一种职业，也指称一种道义，一种责任感。20世纪的作家定义的形成，既来源于诸多伟大作家在这个苦难世纪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也来源于他们的社会角色。20世纪的作家，自托尔斯泰起，便承担着社会问题的发言人角色。他们的文学生涯，一方面，通过创作作品展现社会；另一方面，通过投入运动介入社会。这并没有把作家简单化为社会宣传员，而是对作家的更严格要求——除了要求他们具备对文学性的掌控能力，还要求他们对社会的敏感，更重要的是，要求他们承担社会责任。而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敏锐的判断、细密的思辨、坚定的意志、淳厚而且宽广的道义感。
从目前来说，中国近五十年的文学发展，没有诞生出与之匹配的作家。目前的中国当代文学，是责任和道义缺席的文学。对单个文学从业人员来说，中国的读者没有权利要求他们如何如何，因为他们有着选择的自由；但对文学这个行业来说，对整体的中国当代文学来说，读者必须有这个要求，而且有权利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