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
“子曰：‘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论语·阳货》）细细玩味，颇有意思。听之于道，说之于途，其间正缺少一番回家考究的功夫，往往不能坐实，以讹传讹。我自己在这方面一向胆小，总觉得世间自有明眼人，看得出一应破绽，所以圣人之教不敢不从。此无他，多听无妨，少说为佳，听了也不尽信，总要设法查证一下。现在常听人说起“必读
书”，还费神给开列了书目，对此我颇不以为然，我想哪有什么书非读不可，除了字典辞典之外。赶上什么东西不能确定，翻翻字典辞典，并不花费许多时间，但总归要保险一点儿罢。举个例子，最近我读到董桥的一篇《意识形态的老香客》，其中述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作“赵四风流朱五狂”一诗之后事云：“朱五小姐的女儿是六十年代香港国语片才女秦羽，常常奉母去台湾。朱五小姐那时快八十了，有一回在宴会上有人告诉她说马君武也来了。她端了酒杯走过去对马先生说：‘你是马博士马君武不是？’对方说：‘是的，我就是马君武。’老太太接着说：‘我就是朱五。’马君武讪讪而去，不等终席先走了。”我不免心生疑惑，找出《辞海》一查，“马君武”条下果然说他死于一九三九年，那么肯定不能活到朱五“快八十了”，———好像就连朱五也未曾活到这岁数，不过一时无从核对，不敢断言。不管怎么说，该文所述不确，轻信不得。如此可见看字典辞典的好处，算得上是经验之谈。我举这个例子，并非为了炫耀自家多有学问，学问实在是压根儿没有；正因为如此，才想到孔子那句话，才有查《辞海》的笨办法也。
道听途说，恐怕还得归咎于知识不足。前不久有杂志叫我写两句话，我写的是：“知识是学问的基础，逻辑是思维的根本。”后一句是另一码事，有暇当专门作文论之；前一句便是这里讲的意思。现在是信息时代，到处都是传闻；然而并非听到传闻就长了知识。知识非得坐实了，才能算是知识。人有知识，首先就在分清知识与传闻的区别。前人有“常识略具”一说，不光是基本知识足够使用，还有一套鉴别虚实的本事，这才当得起这句话。苟能如此，则何者当听，何者当说，一概不成问题。当然这也很不容易，所以勤查《辞海》之类就是难免的了。“道听”也就是得之传闻。《战国策》载“三人成虎”，说来也是这码事儿：竟然谁也不肯到街上亲眼看一下到底有老虎没有，否则那三个人不会乱说一气，国王也不致盲目相信。讲到这儿，想起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后人盯住其中“大胆”二字，说三道四；其实关键在于得到求证之前，一切只是假设，不是定论。这当然比我们说的要复杂得多，可是辨明虚实，总归是最起码的一步罢。
以上所说，还只涉及道听途说的前半截，“道听”而不辨虚实，已经不妥，如果还要“途说”，那真是误人子弟了。孔子责以“德之弃也”，并不在乎所听所说之毫无价值，全替受众着想，圣人慈悲为怀，于此可见一斑。我们写文章的人，也当慎重从事。三人成虎，对于信以为真的国王来说，说话的三个人都有责任。“途说”又分两种，限于“道听”内容，无非误传而已；如果据此立论，难免贻害无穷。前面提到董桥之作，或为一时误记，也还只是当作轶闻说说；然而我们确实看见有的文章，以不切实的传闻作为依据，进而由此评价事件，臧否人物———道听途说尚被孔子看得那么严重，现在则更进一步了，不知他老人家夫复何言。
“道听”的对象不仅仅是别人，可能还包括自己在内。说来得之印象，或得之揣测，与得之传闻并无多大差别。不过后者轻信于人，前者轻信于己就是了。印象不能证实，揣测没有根据，只是印象与揣测而已，据此发言，等于道听途说。明人张岱写过《夜航船序》，其中有云：“昔有一僧人，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畏慑，拳足而寝。僧人听其语有破绽，乃曰：‘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是两个人。’僧曰：‘这等，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自然是一个人。’僧乃笑曰：‘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这是大家熟知的故事，所以不惮花费笔墨抄录，只因其中揭示了道听途说者的思路，值得特别注意：那士子张口就说“自然”，这两个字却是轻易说不得的。“想必如此”，“理所当然”，其实都是害人不浅的念头，着了这个道儿，难免不为夜航船里的僧人所笑了。
［附记］此文写就，适有友人来访，读罢云不妥。因为我提倡查字典辞典，然而现在这也多有胡乱编纂的，倘若以此为凭，岂不上当。此言不差，文章却一时无从改起。转念一想，“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未必不适用于查字典辞典，反正咱们留神一点就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