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札记
严歌苓
上世纪六十年代，马丁·路德·金以一腔悲情的诗意，对我们述说着：“我有一个梦想。”到了遥远的黑非洲，我才明白，那是个多么幽远的梦想，因为它在沉积岩般的现实
面前，太依稀飘渺。
网上找来的女管家
她有英文名字，叫“Hope”。后来我和来瑞就用中文叫她“希望小姐”。驻外人员交换信息、互通有无都靠网络，彼此不谋面，网络上把希望小姐的根底都打听清楚了。所以准确地说，希望小姐是从网上来的。头次见面，她说她的前雇主不需要她礼拜六上班，来瑞立刻用中文对我说：“谎言，她的德国雇主说她一星期工作六天。”希望小姐还有个英国雇主，叫凯西，火热的文字一篇又一篇地举荐希望小姐。从这两位网上熟人那里得知，希望小姐是酋长的女儿，高中文化水平，有初级计算机技能，就是不提她的岁数。隔着种族，年龄和脾性以及教养都是谜，但我猜希望小姐比她显示的成熟程度要年轻得多，应该在二十岁左右。她很职业化地坐在我们对面，一身红色套装，职业女性的形象已树立得颇好。这是她的自我定位，绝然不同于我们中国传统的女佣形象。她不慌不忙，有问必答，笑也不卑不亢，不像其他尼日利亚人那样绝望地拼抢一次谋生机会。尼日利亚的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六十，所以握有雇佣权力的各国驻外人员对于他们不是判官就是天使。
面谈顺利，我们送希望小姐出门时，顺路领她去她的宿舍。各国大使馆官员都在宅院外面另建管家和司机们的宿舍，他们合用浴室、厨房、冰箱。希望小姐巡视了一番环境，宿舍中欠缺的马上一目了然。她说应该有一个电扇、一个新床、一个电炉、一套厨具。她直言不讳，告诉我们这是雇主理应配置的。到底高中文化，人权意识比较好，这时她似乎不是在为自己说话，而是一个极有原则的年轻工会代表在替她的会员做主。
希望小姐上任第一天，我便让司机驱车到市场去买她需要的家具和用具。我们去了第一个市场，晒得人都融化了，她却说：不行，这里的人和外国人做买卖做惯了，价钱杀不下来。我们又跑了一个市场，她还是不满意那里的价格。直到开出城二十多公里，一个家具城出现了：沿着高速公路的野地里，摆满各种新旧家具。这是本地人购置家具的地方。我对希望小姐说：价格差不多就买吧。她却非常严肃负责地杀价，一趟趟在家具商和我之间周旋。不断报给我她杀出的最新价位，最后以半价成交。似乎多花我一分钱，她也当成自己的失职。我们买了所有东西，却只花费了头一个市场要价的四分之一的钱。
在非洲的驻外使馆人员都从殖民地传统中继承了一些习惯，比如森严的等级观念、主仆位置等等。司机和女管家以及厨师都得称他们“主人”，称女人们“夫人”。希望小姐和司机伊布拉罕姆上任后，听他们一口一个“主人、夫人”地叫，觉得实在难以进入这种十八世纪的剧情，与这古老台词进行对白。我请求他们直呼其名，告诉他们我的父辈和我都高唱过“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希望小姐马上领悟，从此和我以名字相称，伊布拉罕姆毕竟年长她十七八岁，进入角色时间太长，假作真来真亦假了。他坚持称我“夫人”，对来瑞则含糊其辞，不知咕噜一句什么就混过去。
后来我发现希望小姐很爱护自己的尊严，这体现在她对自己权益的保护上。她十分勤奋好学，按照一本中国菜谱把十来个中国菜做得乱真，但我要她去上厨房保健课时，她正色问我有没有额外工时费。我每天上午给她三小时休息时间，因为我需要独处写作。因而每天这三小时就成了她的法定私有时间。美国大使馆门诊所开的厨房保健课正好要占用她早上这段私有时间。我答应她一份额外工时费之后，她很积极地上课去了，不久厨房的清洁和菜蔬卫生就完全改观。
酋长公主没有荣华与自由
熟识之后，我无意中问起她家里的情况。她的酋长父亲早已去世，留下一群妻妾和一大帮孩子。她母亲是最年少的酋长王后，她又是最小一个孩子，两年前一无所有地从遥远的海滨城市投奔她的兄弟姐妹来了。我问她到底有多少个兄弟姐妹，她脸上露出一种轻蔑和无奈，笑笑说：“多了！你可不知道非洲男人。”她似乎指的是她那个当酋长的父亲。她作为母后的妈妈应该享有一定的荣华吧？什么荣华也没有，她得干活儿。干什么活儿？捞鱼、卖鱼。我不能想象一个部落的至尊女人做鱼贩子。希望小姐的身世和她对人权、尊严等问题有和其他尼日利亚雇员不同的态度，我是这样猜的。以后我和她更熟了，了解了她的一些心愿：能得到更高程度的教育，至少获得计算机培训的结业证。我建议她存起钱来，晚上读夜校，或用上午时间自学。假如她需要更多时间，她晚上可以早些下班。但她说她必须负担姐姐和母亲的生活，学费是无望交付的。她有一位长她十岁的姐姐，已失业两年，加上长期生病的母亲，都指望她的工资。每月寄了钱回家，她留下的钱只够乘车费用。我问她为什么她姐姐不能像她这样，在使馆人员家求一份职。她说姐姐是有计算机文凭的，理应在办公室里工作。不久她告诉我一个秘密，她有了未婚夫。我这天办了个烧烤晚餐，请伊布拉罕姆全家和希望小姐小两口参加。伊布拉罕姆先是答应了，后来又改口，说妻子和孩子旅行去了。我当然怀疑这是托词，他不意意让全家在“夫人”营造的平等气氛中紧张从而丧失食欲，因为气氛毕竟不是永久的现实。而希望小姐却欣喜若狂，换上新衣，和院里的卫兵们不无炫耀地说：我们下午举行烧烤宴会！时间一到，希望小姐的未婚夫登场。他是个年长希望小姐不少的男子，健谈、自信，开办了一所学校，自己做校长又做教师。我想起中国一些“教育救国”的前辈，原来非洲也有这类理想主义者。餐会的主厨是来瑞，我是副厨，希望小姐小两口和伊布拉罕姆做嘉宾。餐毕还剩许多烤成的排骨、牛肉等，希望小姐问可否把它们送给卫兵们，因为卫兵们吃不起肉。我欣然同意，她雀跃起来。这是我头一次见她露出孩子气的一面。
事后我们聊起她的未婚夫。他的学校入不敷出，因为学生们太穷，久拖学费。就是说希望小姐还要承担一些未婚夫的生活费用。我说他会开车就应该去做出租车司机，她听不顺耳了，说他是大学毕业，应该做一个教育家。我觉得他该现实一些，假如他想成家，至少要有经济实力。她认为未婚夫和姐姐都该做体面的工作，因为他们有体面的文凭。看来希望小姐宁愿牺牲自己也要提高他们的社会等级。她不仅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权益，也捍卫自己亲人的。她对尊严的理解，大概是和白人们平起平坐在一个办公楼里。
那次烧烤晚餐之后，我和希望小姐常聊天，开玩笑，宅子里由种族和等级造成的压力大大减轻。这是我的目的，因为压力对我不利。我讨厌别人怕我，一旦发现别人因为怕而躲着我，我首先会躲他(她)，到后来也不知是谁躲谁，谁怕谁了。伊布拉罕姆和希望小姐刚上任时，我比他们两人都拘束，到处躲他们，因为他们过分的尊重让我不胜其累。早晨希望小姐在厨房做早餐，我绝对不进去，下午伊布拉罕姆在客厅里看电视，我也尽量不下楼，悠久的殖民史似乎全压在我身上。所以举办烧烤晚餐是想把我自己从压力中解放出来。两个星期后，我看DVD时，发现希望小姐对电影有兴趣，就邀请她一块享受美国的“电影——爆玉米花”文化。她一本正经问我：“是用我的时间，还是用你的时间？”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她下班之后，我突然明白了。希望小姐不愿意用她神圣的私有时间在我们的大房子里哪怕多耽一分钟；假如看电影不占用她的私有时间，她可以考虑。她所谓的“你的时间”，指的是我花钱买下的那一部分她，这个她可以任我意驱使，调遣，可以在烈日下为我的菜园锄草，亦可以在炼狱般酷热的厨房(厨房是全宅唯一不装空调的地方)敬业地做中国厨子，但被她视作“我的时间”里，她急不可待地要从这房子出去，做她自己。我感到刺痛，我的好意和平等心愿被扔了回来。原来烧烤晚餐上她的欣喜若狂，以及事后和我玩笑打闹全是假的，她仍把我这里当做服役地，服完八小时劳役，她只求被释放出去。我以为我给了她平等和自由，这时我明白，我何来这权威去给她如此伟大的礼物——平等和自由？
创伤沉积的历史难以改变
这个下午我正在准备晚餐菜肴，希望小姐向我紧急告假，说她必须马上去一趟银行，因为她给家里汇的款没有抵达。我叫她快去。她走后一小时，我突然想起一个约会就在这天下午，赶紧出门叫伊布拉罕姆，这才发现车和司机都没了踪影。希望小姐乘车去银行了。大使馆规定管家们不可擅自动用车辆。我误了约会，又无法和相约的朋友联络，因为手机在阿布贾常常断线。希望小姐和伊布拉罕姆回来后，我开了门劈头就问谁允许他们动用车的。我对自己突然暴发的恼怒毫无准备，因为在听见他们车进大门时，我都没有打算责问他们的意思。希望小姐愣在门厅里。我接下去说：“你占用了我的时间，还占用了我的车。”这句话一出口，我明白自己在报复。既然她把“你的时间、我的时间”分得那么清楚，我要让她明白“我的时间”被严重侵犯了。希望小姐一个劲咕哝“对不起”，说她以为我明白她告假时请求用车。我沉默下来，沉默到第二天早晨。希望小姐把早餐布好，我和来瑞正聊着家常话喝咖啡，她突然走到我跟前说：“夫人，我昨天不该惹你生气，求你宽恕我。”话未落音，她已跪了下来。我大受惊吓，手忙脚乱把她往上搀扶，她就是不起来，连声问我：“你肯宽恕我吗？”她伏首垂面，跪得沉稳坚定，等我赐“宽恕”于她。历史顿时倒退了两百年，我被强行推进了女奴隶主的角色。她的下跪那么顺畅自然，一看就是个常常演习的动作。我在那个刹那想起另一个外交官对我的告诫：“别企图和他们做朋友，你只会让他们更不舒服。”其他人也对我说过，和本地雇工最好的相处方式是职业化，不掺杂任何个人色彩，按当地的雇佣传统，该怎样就怎样。当地传统是从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它存在和流行了近两百年，自有它的科学和合理之处。你请他们登堂入室，坐在你的客厅里看电视，吃一口锅里的饭，以名字相称，那是你白费苦心，因为你违背众愿。一个不尊重传统，有着重写历史的宏大企图的人，在整个社会画面中显得虚假无力，并且滑稽悲哀。我苦心经营的“自由平等博爱”在一个沉重的下跪间粉碎了。二十岁的希望小姐不明白她从书本上来的尊严、人权概念都挡不住她瞬时的下跪，因为这下跪动作在她出生前就预设在她的本能中，是和殖民史一样古老的动作。因而她跪得坚实，我搀得无力。
上世纪六十年代，马丁·路德·金以一腔悲情的诗意，对我们述说着：“我有一个梦想。”到了遥远的黑非洲，我才明白，那是个多么幽远的梦想，因为它在沉积岩般的现实面前，太依稀飘渺。即便它变成每个人的梦想，距离改变这创伤沉积的历史和现实，也还非常遥远。
对于自尊和人权极度敏感的希望小姐，稳稳地跪在我面前。只等我一声“宽恕”，她才会站立起来，而我说“宽恕”或“不宽恕”，都将在这段畸形历史上重描一笔。
◎严歌苓，作家，现居尼日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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