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东升其人
范东升，历任中国新闻社编委、编辑部主任、美国纽约《侨报》社长兼编委会主任、《华声月报》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香港亚洲文化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具有20余年的新闻从业经验。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取得硕士学位。 与其父范长江相比，两个时代，两种性格，造就了父子不同的新闻人生。
其女儿范小江，在美国纽约做记者。
一本《西行漫记》成就了埃德加·斯诺，这个美国人是全世界第一个进入红色中国的新闻记者。一本《中国的西北角》让范长江声名鹊起，他是第一个真实报道红军长征的记者，也是继斯诺后，第一个进入延安的记者。
范长江历时10个月的西北旅行考察线路与红军长征过程重叠交错。他的69篇旅行通讯记录了中国西北部人民生活的困苦，更真实记载了红军长征的情况。通讯在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大公报》上发表，当时媒体上第一次公开出现“红军”一词，而不是“剿匪”。
长征胜利七十周年之际，记者独家专访了中国当代著名报人范长江之子范东升先生，口述年仅26岁的范长江穿越崇山峻岭，踏遍尸骨横陈的战场，行程4000余里，历经千难万险的传奇记者生涯。
凤凰山窑洞与毛泽东秉烛夜谈
“我父亲后来形容那天晚上之高兴，真是无法形容。”范东升回忆说，“正是那晚的谈话，我父亲弄懂了三大问题：1.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问题。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即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2.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问题，在日本进攻中国面前，阶级矛盾应该服从于民族矛盾。3.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毛主席提出了持久战。”
“通过那晚的谈话，我父亲觉得中国的出路彻底找到了。”范东升说。
“2月14日回到上海后，父亲直奔大公报社编辑部，找到总经理胡政之，要求刊登他从西北采访归来的通讯报道。胡政之再三斟酌，终于从独占特大新闻的角度出发，决定刊登。
2月15日，《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发表，像一枚重型炸弹震动了上海，并迅速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据了解，时值国民党三中全会，当天下午报纸一到南京，“与会人员对于西北大势之实况皆大为震撼，因为和蒋介石上午讲的完全不一样。蒋介石大怒，把《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叫去大骂一顿。”
范东升回忆说：“父亲一直收藏着一封珍贵的信，是毛主席当年从延安给我父亲写的亲笔信，信中说‘长江先生，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说的就是我父亲从延安回来后发表的《动荡中的西北大局》一文。”
圈点战局首次公开称“红军”
范长江的西北行与红军长征线路交错重叠。范东升说：“当时，红军长征向北转移，国民党多路军阀围追堵截，常常红军刚突围成功撤离，父亲就到达现场，报道战场实况。”
范长江记载了这一段：离江油二十五里的白石铺，徐向前部曾经住过一两个月，街上遗留下许多的宣传品和标语，最大的标语是“武装拥护苏联！”大大的红字写在白墙上面……据一壮年男子与记者交谈：伊曾任“土地”，但不知所司何事，官职大小。记者再三研究，始知“土地”，乃“土地委员”之略。农民不了解复杂名词，故只记得“土地”，令人发笑。
在“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报道中，父亲是这样写的：“他们(朱德、毛泽东和徐向前的部队)究竟如何走法，虽尚未可知，但记者观察，以趋洮夏两流域的可能最大，而且此种重大的军事变化，最多不出一个月之内，即将具体表现。设洮夏两河如被突入，更被进入甘凉肃三州，则中国之国际与国内局势，将发生根本影响。”
范东升说：“当时，在人迹罕至的西北蛮荒之地究竟发生着什么事情，几乎无人知晓。父亲是唯一现场目击的记者。第一个在媒体上公开称‘红军’，对‘剿匪’一词打上引号；第一个在媒体上把共产党作为客观的政治力量放在舆论舞台。”
范东升说：“埃德加·斯诺，是在1936年6月到达延安，那时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已长征结束，斯诺只是通过对中共领袖人物的采访写书，并没有实地观察过长征过程。”
临时通讯员请缨奔赴长征最前线
“《大公报》那时在全国声望很高，是国内非官方的最大媒体。《大公报》有三巨头：张季鸾的笔，吴鼎昌的钱和胡政之的经营，”范东升回忆说，“据父亲说，作为总经理的胡政之对报道计划和父亲的勇敢给予肯定，但不相信年轻的父亲能完成报道，只答应以通讯员身份采访，只付稿酬，不给薪金和差费，文责自负。”
范东升说：“父亲骑着一匹马，扛着一杆枪，揣着一支笔就上路了。但他并非毫无准备一腔热情地乱闯。事实上，在奔赴长征战场前，父亲对西北包括长征的地理特征都做过细致的研究，他还在江西对共产党的根据地进行过考察。”
“后来我父亲回忆说，他到西北地区采访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二是力图比较深入地了解即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中国西北地区的历史和现状。他认为这是当时人民群众迫切需要答案的两大问题。”范东升说。
进入延安闪电采访西安事变
“许多人想象他不知是如何的怪杰，谁知他是书生一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村中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了一点。”这是范长江笔下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
1936年12月12日，震惊国内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范长江以一个记者的敏锐嗅觉，预感到中国政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为弄清“西安事变”真相，向全国、全世界报道事件，他决定涉险去西安、延安进行采访。
到西安后，范长江采访了许多政治要人，初步了解事变的经过。2月4日下午，经朋友介绍，范长江在杨虎城公馆见到了周恩来。为深入了解陕北的情况，范长江提出到延安去采访的请求，得到了同意。
2月9日，在博古和罗瑞卿的陪同下，范长江到达延安，作了闪电式的采访。当天下午，“抗日军政大学”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范长江见到了林彪、廖承志、朱德等。
晚上10时，毛泽东在凤凰山窑洞里会见范长江，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当时共产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建议范长江立即回上海，利用《大公报》的影响，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这次不平凡的红色之旅也让范长江成为第一个由白区进入红色政权中心———延安，向全国报道红色区域情况的记者。
范长江纪念铜像
范长江生平
范长江 (1909年～1970年)原名范希天，四川省内江县人，著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解放日报社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
1991年，中国记协与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联合设立“范长江新闻奖”，这是表彰奖励我国中青年新闻工作者的最高新闻奖。
17岁那年，范长江扛起枪参加南昌起义。范东升说：“当时我父亲并不知道第一次拿起枪参加的就是周恩来发起的南昌起义。之后，我父亲随军进入广东。到了汕头，部队被打垮了，父亲也很快病倒街头，后来气息奄奄，被收死尸的人收到一堆，几乎一起埋了。父亲当时不知道谁是谁非，决定到大城市读书，弄清中国革命出路，再投入革命斗争。”据《广州日报》
